只有在每小时降雨70毫米以上，或者日降雨在150毫米以上的极端天气下，才有可能形成骊山洪峰奔腾而下，进而形成泥沙顺坡冲向俑坑的现象。俑坑的东侧，也就是当年的打井处，就坐落在一条冲沟之上；俑坑的西侧，同样也在一条暴雨洪流必经的通道，这东、西两条河沟的存在，证实它们就是当年洪水进入俑坑的主要入口。1974年的一个夜晚，在秦俑考古队进入现场不久，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冲开了俑坑外围临时堆起的防洪土堰，冲进了刚刚开挖不久的俑坑之中，使得袁仲一先生等人和西杨村的农民着实紧张了一整夜。
一个新建的、坚固的、完全密封的秦俑坑工程实体，不是那么容易被水冲垮，并且在1～2年时间之内就形成一层层厚厚的、层次分明的淤泥层的。为什么说俑坑的结构是坚固的、本来是很不容易进水的呢？因为：它上部封土是完整的，所有夯土门道是完好的，过洞里的支柱和棚木是坚实的。俑坑竣工的初期，地面以上的封土高出2米，它像一个高大平台，有着很好的防水、抗洪的作用，整个秦俑坑，犹如一个完整的“地下堡垒”。以人为的方式，去恶意地“挖开”坑顶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而要让大水冲出大口，灌进大量泥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正常情况下，要真正形成能够灌入大量洪水的裂口，那是要耗以长时间的雨水冲刷而逐步扩大形成的。另一种出现巨大裂口的非人为因素，就只能归结于比洪水更大的、能够引起地面大塌陷的地震冲击力。对于秦俑坑而言，这种破坏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根据历代有关的地震资料可知：骊山地区是我国地震的高发区之一，具有一种发生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历史上，陕西省发生过469次大地震，其中62次破坏性的大地震，都曾波及到临潼地区。看来，只有地震才是俑坑不断遭受水患的真正元凶，俑坑结构在强大地震力面前，当然抗拒不了震裂开口的命运。
有史料记载：临潼地区发生大地震时，可以说是“山摇地动，庐舍倾陷，大地坼裂，河岸坍塌”，俑坑遇上这种灾害，再遇上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汹涌澎湃而来的洪水，即使俑坑建成不久，也能冲进坑去。当然，最初进入的一股水流，会被俑坑的地坪、土隔梁等强力地吸收或渗透，存留下来的淤泥会很快形成一层泥。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下渗、吸收的可能性减少，俑坑内部的水气只能从几个裂口、裂缝之处，慢慢地向外散发。可以肯定，俑坑内水分的蒸发、湿泥干涸所需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所以真正形成一层清晰的淤泥层，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十分奇怪的是，即使在同一个俑坑中，各个不同的地点，淤泥层的厚度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淤泥层厚度达70厘米，有的淤泥厚度为50厘米，有的淤泥厚度是44厘米，有的淤泥厚度是30厘米，个别的淤泥厚度仅有6厘米。为什么在同一个坑内，淤泥层的厚度会有这么悬殊的差别呢？其实，它像一棵百年老树，从下到上，越长越高，支干越分越多，主干很粗，支干就细。这棵树的树龄有多少年，要以主干的年轮测定为准。如果有谁以一截支干的年轮去确定大树年龄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淤泥层和树木年轮一样，都要取其最大值，作为测定的依据。
俑坑内部地面，不是一个“平底锅”，坑内的陶俑、陶马、木车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加上一道道厚实的土隔梁，将俑坑作了横向的大切割，所以从骊山下泄的洪水进入俑坑之后，不可能十分均匀地、顺畅地到达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之下，俑坑不同地点出现不同的淤积厚度、不同淤泥层数，应该是一种自然的、很正常的现象。《中国灌淤土》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在同一块地方，距进水口的远近不同，其淤落的厚度也有差异：进水口处，落淤量大，形成小型扇状高地。一次灌水后，距进水口3米处，淤积厚度为10厘米，15米处为4厘米，30米处为1厘米。”
由此可见，距进水口30多米地点的淤积厚度，大约只有进水口附近淤积厚度的十分之一。按照这种淤积规律和淤积厚度的递减分布特点，俑坑内淤积出现70厘米和6厘米的厚度，与10∶1的比例，大致上也是一致的。对于俑坑来说，在进水口附近形成的淤泥层相对来说比较厚，而离进水口远的地方形成的淤泥层厚度，就显得非常薄。如果在进水线路上，又受到各种因素的阻断，淤泥层的厚薄不均的现象，还会更加的明显。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如果要让坑内大量地进水，足见能够涌进洪水的入口的数量也是很多的。
如果只有一个进水口，俑坑中淤泥分布的规律，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如果有很多个进水口，那么坑内形成淤积的规律，就很难找得准了。尤其遇到坑内的无规律“行洪”的障碍，从而使俑坑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受水面”很小的可能性，或者在个别的地段内出现淤泥很薄的现象，甚至会存在没有淤泥的空间，这大概就是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引起的吧！在复杂的淤积现象面前，在俑坑内部淤泥分布资料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怎么选定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年轮”断面呢？从现在看，选用“厚44厘米、分14层、平均每年淤积1.04厘米的断面”，还是比较合理的。
王吉智先生在《中国灌淤土》中说，“宁夏渠口、灵武两地，经过32年～41年时间的灌淤，形成的淤土层厚度达35厘米～40厘米，平均每年增厚1.04厘米。”根据《荆江河道淤积考》之中列出的材料来看：自元代大德年间至民国初年的600年间，荆江河床滩地淤积厚度，每年为0.73厘米；而通过对该地区古墓葬、古建筑遗址的考察发现，每年的淤积厚度为1.39厘米。有一个观测资料表明，近代的黄河，每年淤积的实际厚度，大约在1厘米左右。应该说，俑坑淤积不能急于求成，它的淤积速度为1.04厘米/年，这和其他地方1.04厘米/年的淤积速度，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也就不会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