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朋友家，他未归，我在门房处等。门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削瘦，头发单薄，背有些佝，有种提前衰老的痕迹。
北风刮着，他让我屋里等。
狭小的值班室，一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放着古装剧，图像嘈杂。电灯孤魂般垂挂，狭窄的木板床，床上床下都堆着杂物，墙上铁夹子夹着订奶票据之类的东西，像所有的值班室。
门房一点点絮叨起来，像很小心地慢慢拧开水龙。水流细小，热情而克制，怕人家厌，见对方并没表示怎么厌，有时还附和他一两句，话就密起来。他的神情小心而感激，小心是因为提防着人家不知何时听烦了，感激是因为对方直到目前还在听着，尽管是心不在焉的，时不时朝门口探一下脑袋。
他说自己其实是很能干的，会做木工会修电器，只是身体不好，没法出去揽这些活，不过，他的神情骄傲起来，人家知道我会修也有请我上门的，喏，我前个月就帮户熟人修了只电视，弄了半天就修好了，他硬留我吃饭，还送我两瓶酒。他指指床下，证明他并非撒谎，酒在那搁着。我晃了眼，似乎是两瓶包装简陋的酒。这酒八成他舍不得轻易喝，这是一个男人手艺的物证。
他说着，我无可无不可地听着。屋里有种荒芜，只亮着两根管子的取暖器有点生气。
他起身找些可给“客人”吃的零食，他样子慌张，生怕找不到，我就要起身走了，而那简直等于把他扔进荒山。或许，他这儿从没人坐过这么久，虽然是人人必经的门房。退休的，赋闲的，他们三三两两都有自己的圈子，天气好时，他们坐在院里晒太阳，打几圈麻将，说说闲话。天气不好时，他们各自呆在家里洗洗涮涮，等家人回来开饭。总之，没人跟他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他是谁？一个门房，一个看起来窝囊、无能和窘迫的男人。这样的男人孩子敢顶撞他，老婆敢辱骂他——老婆和孩子，这是他曾有的财产，不过现在没了，他含糊地说老婆带着孩子走了。
这份工作，可能还是辛苦仰仗熟人得来的，陪笑说了许多好话，送了些对人家瞧不上的礼，土特产什么的。于是有了这间庇身之所，电视和取暖器都是公家配的，这就让他感到够知足了。
总算，他从一个旧铁盒里翻出半包盐瓜子，铺在桌上，嗑点，嗑点！他近乎请求，好像我嗑了就表示了某种承诺，承诺我不会这么快走掉，他再叨自己的事就有了理由。我拈了两三颗在手上，他接着说下去。他说起从前，他二十岁从老家出来，到过许多地方打工，芜湖，武汉，后来还和同乡一起到福建南屏做了点小生意，说这话时他神色里有了些男人的力气。生意虽小，也是生意啊。而做生意是件让男人多么有底气的事情，它显示出男人的能耐，这能耐在他身上曾也有过，不管结果如何。
他谈起那些地方的一些事情，知根知底的口气，“南屏那个地方……”，仿佛他不是以一个小本（或是蚀本）生意者的身份去的，而是一个游历很深的人，对所到之处有着丰富与深入的见解。这一刻，尊严重新在他身上回来一些。但他很快有点沮丧，他说年纪一晃就大了，事不好找了，这些年没有规律的生活把身体也搞坏了，只能将就着找份事。他似有些不甘，一个从未完成过志向的男人的不甘。
北风在屋外刮着，他把取暖管固执地移到我跟前。他说，我不冷，一点不冷——仿佛说话已经使他最大程度地取了暖。
朋友回来了，他送我出来，脸上有些遗憾，遗憾朋友回来早了，不然他可以再多说些。他说，走好，下次来！就像我本来是他的客人。
再去时，他不在了，换了一对夫妇，女人爽利地蹲着洗菜。一样狭小的屋子，一样十四寸黑白电视，可是一切都不同了。烧饭炒菜，屋子就有了活气。想起那个门房，上回来时，他的门是半敞的，其实他能从窗子看见院门动静，但他把门敞着，像生怕漏掉一个本想到他屋里坐坐的人。那天很冷，像要下雪。床下的那两瓶酒，他应该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