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晓得现在的有些记者喜欢翻名人随身携带的包，看看里面藏了什么，用的东西是什么品牌的，美其名为细节采访。偶翻《吴虞日记》才知，民国时代的记者也会这一手。吴虞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日记中写道：“今日报，蒋介石随身携带之书籍，仅有数种，为《曾文正全集》《兴登堡成败鉴》一册、《蒋叔南游记》二册，间辄省览。”吴虞没有写明是哪份报纸，疑是《申报》之类。那一年，蒋介石在北伐途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读者们当然很想知道这位政坛明星所思所为，而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欣然接受采访，甚至乐意让记者翻看自己的随身读物。这里，姑且不论蒋介石生此举是否作秀，只说他携带的那本《蒋叔南游记》。
蒋介石读《曾文正全集》《兴登堡成败鉴》，容易理解，但他为何又带着《蒋叔南游记》。依我看，不是蒋介石喜读游记，而是因为与作者蒋叔南是同学及战友关系。
蒋叔南出生于一八八五年，名希召，别名雄，以字行。一九〇七年夏，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与蒋介石同期。第二年，蒋介石赴日留学，蒋叔南与另外几位同学一起为之饯行。一九一一年，蒋叔南辞去温州师范学堂经学与体操教习一职，赴沪投奔蒋介石任团长的陆军第八十九团，担任团副，参与上海光复之役，并曾同去宁波招兵，任沪军招兵指挥部参事室主任。
蒋介石携带的《蒋叔南游记》当是作者所赠，书名应为《蒋叔南游记第一集》，上下两册，铅印本，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海福兴印书局排印。好几年过去了，而蒋介石还带着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他们在戎马生涯中建立的友情的某种见证。只不过，后来，蒋介石与蒋叔南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当蒋介石逐渐将大权集于一身时，蒋叔南早已解甲归田了。
这其中自然有蒋叔南仕途失意的因素。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叔南初任浙江第五区禁烟监督，驻绍兴，后赴北京任大总统军事谘议官，为袁世凯所“驱策”。据国民党的一份档案透露，蒋叔南在此任内曾受袁“嗾使”，谋杀孙中山未遂。因此，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时，他被人指控而入狱，后“并未证明事实”获释。但有此污点，政治已然没有前途了。
事实上，袁世凯鼓吹帝制之际，蒋叔南悄然离京，有意无意躲开了这场历史逆流。后与同乡黄群一道，追随梁启超走上了反袁之路。蔡锷去世，蒋叔南在公祭上宣读祭文，“及半，已呜咽不能成声，继以大哭”。梁启超等倡议成立蔡松坡图书馆，蒋叔南列创办人之一，并服务于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
虽然蒋叔南并未愚忠于袁世凯，但经此一事，对天下时局和个人前途心灰意冷，自感“身后茫茫天未知”，“慨然有蹈隐之思”。特别“清党”时被关押后，更是坚定了“谢绝政途，不问世事”的决心。
一
蒋叔南归隐山林之后，所作所为可归结为两种形象：一是行者，二是山人。
先说作为行者的蒋叔南。
蒋叔南酷爱旅游，曾说过：“余性喜动而又爱逸。惟逸宜静，惟动多劳，二者相背似不得兼。寓逸于动，其惟游乎？”对于这个“游”，他认为有“上游”“下游”之分：“上焉者以神游，庄子所谓乘长风御六龙，游乎四海之外者，放得自然，不以游为游者也。余之游拘泥区域，流连风景，以游为游，游亦下游也。”
又说：“人生斯世，扰扰尘寰，终日埋头窗下，所为何事？欲图行乐，山水最佳，奇峰峭壁自尊骨格，怪壑古洞能消鄙吝，飞瀑奔流可增活泼，深潭巨渊能资涵养，见智见仁，不徒广耳目闻见，饱风霜阅历已也。”堪比英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严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辨；凡有学者，皆成性格”。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蒋叔南享乐于山水之间，游历了浙江、福建、安徽、山东、北京、河南、山西、江苏等省市诸多名山大川。
对于旅游，蒋叔南有自己的方式。比如他喜欢在初冬时节独自出游。因为这个时候“红叶之美丽为他时所无”，而“伴少则心志相合，可以随处流连，山中供给不繁，宿食便利。若成群结队而来，是闹山，岂游山耶？”再比如对旅途中携带之物准备，讲究物质与精神的一应俱全。他在《天台山游记》中写道：“内地交通未便，行旅艰难，游客对于携带物件亦当煞费斟酌，日用各物备带则困于搬运，少携尤觉不便。于海门出发时，整饬卧具、食料、寒衣、盥漱器、文具而外，并携李白诗一部，台州府之《水陆道里记》两本，十二倍远镜一付，携带照相机一架，紫竹箫一支，雨衣一袭，芒鞋三双，白兰地两瓶，皆余之旅行中所必不可缺者。”
蒋叔南云游四方，积累了一些独到的旅行经验。一位叫苏竹影的旅行者应《旅行杂志》之征写了一篇《我的旅行常识》，认为旅行中不可少的东西是一把温水壶，而重要的东西是一双鞋子。蒋叔南读到以后，也写了一篇《我的旅行常识》，提出比鞋子还要紧的东西是袜子。“吾人现在所用的袜，是纱织的，或是丝织的，俱嫌质地松薄，易破而不耐用。普通所用丝纱之袜，未有行百里而不破者，袜生破绽，着脚即不觉平，行道既久，能令脚部易生水泡，或结厚茧，不良于行。”蒋叔南认为，“远行之袜，亦以布制为最相宜。”而且袜不可宽，不可紧。他上黄山，便是穿着妻子为他特制的布袜。而旅行之鞋“则以布条制成之草鞋为最相宜，或购用和尚用之罗汉鞋，通气而轻便甚焉。”另外，“手杖可以减少疲劳，扶持危险，亦登山涉水所不可缺者”。蒋叔南之说，使苏竹影“钦佩莫名，茫茫天涯，得遇知音，引为大幸”。闻知蒋叔南归道山的消息，苏竹影遂写就《蒋叔南之袜子》短文纪念。此系后话。
蒋叔南喜游，亦喜记，结集有《蒋叔南游记第一种》，散佚在《旅行杂志》等处有数十篇。其游记体例、情趣从徐霞客游记中化出，少抒情，重纪实，为近现代游记作品中少见。“游中所记，按日计程，遇物即书，繁委琐碎，如家常杂账，油盐柴米，随手拈来，非能藉眼底山川，抒胸中邱壑也。”“自来游记多为笼统模糊之词者，余最厌之。余所记曾经各山形势，无一字不实不尽者，否则自欺欺人，负疚神明，果何为者？”因此，蒋叔南的游记信息量大，知识丰富，于今仍有较多参考价值。
在蒋叔南的游记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他尤其反对某些景点新建楼阁胡乱添饰使其“失去真相”的行为，斥之为“煞风景”，表明了他的景点开发理念。
蒋叔南的个性旅游，意识超前，几可媲美于当今“驴友”，带书携箫让人想起时下“带一本书去旅行”的说法，他的“旅行常识”和导游手册与世界知名旅游指南书Lonely Planet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梁启超称誉蒋叔南为“徐霞客第二”，《旅行杂志》赞颂蒋叔南是“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当之无愧。
二
蒋叔南是温州乐清大荆人，家离雁荡山五里，自幼在山间成长，“其奇秀灵怪，知之独详，搜之靡遗，每以自喜”。蒋叔南说：“吾辈生长山间，对于游客有竭诚招待之业务。”他视雁荡山为“家山”，并自号雁荡山人、雁荡亦澹荡人、仰天窝人，可见有很浓的乡土情结。蒋叔南死后，其墓碑亦题：山人蒋叔南之墓。其山人之形象，想来是深入人心的。
蒋叔南的父亲炯，“教书授徒为业，以学行著乡里”，著有《雁荡金石志》。兄希周是光绪廿九年癸卯科举人，曾为《雁山引胜》作序。弟季哲曾任浙江常山县知事、众议院议员等职，后下海从商，任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专务董事等。蒋叔南本人返乡前官至陆军骑兵上校。蒋家在当地，无论政治背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实力，均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作为山人的蒋叔南，也有两面。一是经营名山的一面，二是乡绅豪族的一面。
雁荡山虽人称“寰中绝胜，海上名山”，有道是“不游雁荡是虚生”。但这一切只定格在文人墨客吟咏之中，风景只是风景而已。唐宋以来，乃至近代，因认识所限，对这座“大美之山”是谈不上多少经营开发的。到蒋叔南一代，“山间人事，日就衰落，琳宫梵宇，触目荒凉”。
蒋叔南感叹“雁山抱磊落嵚奇之慨，怀清拔幽寂之致”，却“赏识乏人”，有志振兴与补救。
由于上述蒋叔南对旅行的非传统理解，加之游宦京沪多年所累积的见识和人脉，使其经营雁荡山之举有颇多现代意识。
据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前言及年谱所述，蒋氏经营家山，不仅有铺桥修路、维护文物古迹、开发新景点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如一九一四年，见“雁荡之明堂”灵岩寺“近甚零落，无僧居，田产尽为人有”，便与弟蒋季哲、友潘耀庭出资赎回，“稍为整理，得托足焉”，并垦荒种植松杉柏树五万株，毛竹一万竿，后将寺产和山场林木无偿归还灵岩寺。一九一九年，筑屏霞庐，方便游客住宿。一九二一年二月，修筑龙鼻天窗二岭及小龙湫道路。同年秋，从吴姓山农处购得乌洞地带荒凉土地，予以整修，取名瓢饮谷。一九二四年二月，重修谢公岭，蒋季哲出资五百元；五月，发倡议捐资重修马鞍岭。一九二六年秋，在仰天窝建平屋三间。此胜地位于紫霞嶂顶，奇峰环拱，前有三亩见方小湖，历代雁荡山志未提及，为蒋叔南发现。同年，在龙鼻洞前设置护栏等。
而且为提高雁荡山软实力，蒋叔南还先后出版《雁荡山》《雁荡新便览》《雁荡山一览》等摄影集和导游手册，并历时五年重修《雁荡山志》。同时，大打名人牌，或邀请或招待张元济、蒋维乔、傅增湘、庄蕴宽、张一麐、林琴南、李拔可、高梦旦、高鹤年、钱名山、李佩秋、康有为、屈映光、黄宾虹、陈叔通、梁鸿志、刘放园、丁辅之、赵叔雍、黄炎培等数十批次贤达来雁荡旅游，盛情招待，可谓是无微不至。庄蕴宽曾记：“凡所游览，皆君为预计表而说明之；登高临深，君扶之掖之，无须臾暇。君豪于饮，兴酣言论摇五岳。时或舟行客眠，而君方独醒防盗；余等或醒而起，君乃解衣当风而鼾。”这些社会名流游览雁荡山之后，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字画，给雁荡山增添了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大大传播了雁荡山的美名。
在蒋叔南的带动下，当地人日益重视对雁荡山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一九三二年，在《雁荡质疑》一文中，蒋叔南总结了多年来雁荡山经营种种及变化：“今日之中国内政不修，民财日蹙，欲于深山穷谷之中，立呈兴盛之象，本非易事。惟雁荡自二十年来则颇有振作气。计民国二年道人蒋宗松与北斗洞，五年阮石泉与长春洞，七年舍弟季哲起屏霞庐，七年僧良德与观音洞，十一年僧成圆与灵岩，同年僧了恩与罗汉寺，十二年又化与能仁寺，十六年叔南与仰天窝，十七年又化与云昙庵，十八年成圆与飞泉寺，二十年月川与净名寺，今年道人郏子屏与古竹洞；其他如修路凿岭之事，年有举行。……现在游客戾止，则到处可以栖宿。大多数之游客，则灵岩寺、净名寺、罗汉寺、能仁寺、北斗洞、南碧霄等皆可宿也。”
值得一提的是，蒋叔南对于过度开发的担忧，他在《雁荡山一览》中正告当局者：“一，雁荡之奇在于耐人观玩，汽车路应不以直达山中为宜；二，山中宜绝对不许有力者随便建筑，至蹈西湖、庐山之覆辙，则雁荡所深幸也。”显示了他的见地。
因此，时人莫不以为蒋叔南是“雁荡山中兴主”“雁荡山主人”。
三
然而蒋叔南作为地方乡绅豪族，却是一个“山大王”的形象，为乡人诟詈。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乐清导报》曾刊登《各方报告两则》，历数蒋叔南恶行，质问其人格：“在洪宪时，蒋充南方侦探长者，以私冤诬陷孟藩侯二次革命，枪而毙之，此洪宪走狗。去年十月，诬陷山后堂和尚以奸事，受贿二百元。今年正月初二，蒋在自治大摆赌，大闹灯，抽头为利，二月初三四起，蒋在商会大开烟赌，大迎花灯，引诱十都弟子，抽头为利。去年十月，永嘉汤楚臣海上失盐一船，窃者运销于大荆商家，大荆向无官盐，商人只知为盐，而不知此为贼盐，误卖此盐者有二三十家。汤侦知，遂入大荆，包与蒋办理，蒋敲剥商人计二千金以上，汤惟取代价三百金而已。还有，大荆之城废于明，自清开国以来，失城资格，破瓦颓垣，或断或续，已成陈迹，居民负郭而起者千家，蒋在官产注册，收为己业。今年三月初五日，蒋大举拆城，拆城即拆屋，市民大起恐慌。蒋敲剥每间十五元以上至百五十元，其钱不可胜计。”“蒋与阴历三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卒同防营警察及家兵抄入仇约三家，亲自指挥，拆屋捣墙，碎瓦颓垣，不堪入目。因为仇约三在县议会讲演《制宪之贡献》，稍稍论及蒋不足当省宪代表，蒋闻之大怒，故发难。”
此两则报告从印刷品上所录，虽类似大字报，但并非捕风捉影。蒋本人有《蒋希召正告天下为仇约三诬蔑开赌提灯事请求公判》发于报刊声辩。乐清知事李藩来调解，蒋叔南指责其懦弱，不让回府。
一九三〇年，国民党乐清大荆驻军因数月领不到粮饷而发生兵变，连长张玉芝率部前往投靠温岭坞根浙南红军，红军派人去大荆接受，而后与永嘉红军汇合，声势浩大，引起当地官府警觉。蒋叔南策划张玉芝“灭匪归营”，张玉芝遂倒戈，红军损失惨重。不甘失败的两地红军，谋划反击，到海门抢夺武器。路经大荆，袭击民团和地主成功，欲返回永嘉。蒋叔南在必经之地隘门岭设下埋伏，红军被打散，数十人阵亡。蒋叔南命令搜山，抓获数以百计红军，而后设公堂，一一审问，“但没问几句，就被拉出杀掉”。
蒋仇纠纷和隘门岭惨案的真相，可能还有很多不明之处，但此两事可以看出蒋叔南性格强悍乃至凶恶是无疑的，横行乡里或不为过。就算蒋叔南有理，但强拆仇宅，架空官员，便是流氓无赖行径了。以当时意识形态来看，蒋叔南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保家护院，有合理的地方，但穷兵黩武，杀害战俘，就过于血腥了。
《清稗类钞》记载，蒋叔南读书时见溪边有狗头虎在捕杀一羊，与友五人持木而出，击之欲获作下酒物。其性格中天不怕地不怕的一面，在少年已见端倪。且蒋叔南酒量颇大，“长鲸呼吸，一饮千钟”。蒋叔南归隐山林，但未改行武习性，几乎无一日不习拳舞剑。隘门岭设伏，更爆发了蒋叔南长期潜伏于心的领军作战情结。
名士乎？山大王乎？
在外地人看来，蒋叔南喜欢读书，文武双全，善游能记，喜好结交，确实名士。
在本乡人眼里，蒋叔南有钱有势，行事张扬，为所欲为，无异于山大王。
不由得想起湖南叶德辉，“出入公门，鱼肉乡里，……论其人实无可取，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别具独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
不由得想起蒋叔南的死。蒋叔南蹊跷落水而逝，有人说是他杀，有人以为自沉。仇杀的理由不用多说了，蒋叔南在地方强势，积怨甚深，而山区民风强悍，仇杀并非没有道理。自沉则是家事刺激所致。蒋叔南有一子天骏，与考古学家夏鼐中学同学，擅书画，与人合编有剧本、歌曲集。蒋天骏虽才华横溢，但喜食鸦片，又为祖母溺爱，蒋叔南难以管束。而且各方名流留宿蒋宅，此子常顺手牵羊，让蒋叔南没有面子。再加上手足兄弟季哲故去的打击，蒋叔南极度忧郁，选择了自沉于石门潭。蒋季哲对蒋叔南经营名山事业帮助最大，他的死于蒋叔南而言好比失去了左右手。
有意思的是，持他杀论的多是本乡百姓，特别是隘门岭惨案的家属，素知蒋叔南在乡里所为。而倾向于自沉说的，则多是蒋叔南邀请来的那些名流及地方贤达如刘景晨、蔡旅平等，他们只知蒋叔南名士之举。
牛年岁尾，傅国涌回乡省亲，前往拜访。在乐清桃园书店，谈起蒋叔南。傅是大荆人，与蒋叔南同里。他自小就听说蒋叔南之死是“绿客”（台州一带方言，指绿林豪客）所为。蒋在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村有一个人曾在蒋家当过木工，打死了好几人，村人都不敢去官府告状，因为此人为“叔南公”做过事，有靠山。傅国涌说，从蒋叔南的行事来看，爱结交天下之士，无论军界、政界、文化界，都能应付自如，性格豪爽，并非内向、想不开的人。所以，仇杀的概率大于自杀，很可能是被人摸准了生活规律，群而击之，而后沉于潭。
蒋叔南喜静爱逸，文武兼备，雅致而不失彪悍。他的死，也许可以归结为多面性格决定了命运。
四
雁荡山旅游业有今日的局面，年游客量数以十万计，周边代代山民得以享受用之不尽的资源，以此为生，过上小康生活。一要感谢天，上苍神来之笔，画下一卷奇秀山水；二要感谢当下，在这个消费时代，人们懂了旅游休闲；三要感谢像蒋叔南兄弟这样“子嗜名山若生命，名山倚子作长城”，为开发雁荡山做出贡献的有识之士，是他们把雁荡美名推向了更广的天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要说大多数游客不知有蒋叔南这么一个和雁荡山关系密切的人了，就连山里村民也渐渐忘记了这个曾为他们造福过的老乡。
今年元旦假期，我与金才、江慎、陈硕、黄霁诸友一同到雁荡山，在当地旅游管理局金明雪向导之下，寻访蒋叔南的遗迹。
虽已过了蒋叔南说的“红叶之美丽为他时所无”的初冬季节，我们携女挈儿，更像是“闹山”，但这次旅行为蒋叔南而来，熟悉的风景也仿佛变得有历史感了。
先去拜谒蒋叔南墓。蒋叔南殁于一九三四年七月，葬灵岩展旗峰下。在通往灵岩景区大路边，见潘耀庭纪念碑。蒋叔南墓就在碑后山坡之上，为一九八三年重修，馒头状，无多装饰，墓碑原是钱名山所题，“文化大革命”中遭毁，方介堪重书。
仰天窝距灵岩寺约半小时山程，其“清静为全山第一”。蒋叔南常隐居窝中，“著书自娱”，我们本打算前往，但日将中午，来回费时，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就近游小龙湫，再折回屏霞嶂下，探屏霞庐旧址。
屏霞庐只留残垣断石，早已失去当日辉煌。若无人告，难以发现。屏霞庐内原有仰高楼、屏霞池，“精舍三楹，一尘不染”，“清雅宜人，入此者必不有红尘之想”。“楼上为其家祠，楼下为书室客座”，多少往来名流曾宿于此，梁启超、庄蕴宽、郑孝胥等更有题字留念。可惜，这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
屏霞庐畔，我们扶竹而立，眼前山峦层叠，耳边梵音缭绕，依然可以想见九十年前蒋叔南选此胜地之眼光。小楼，明月，风雨声，世外桃源之境，怎不让人由衷发出“到门一笑无他语，万绿环楼坐听泉”的感叹。
午餐后，我们登山观三折瀑。少年蒋叔南，曾在三折瀑下游龙洞前求志山房攻读。
一路行来，不免为蒋叔南抱不平。不仅景点介绍无一处提到蒋叔南，连他的墓、庐、窝亦无标志。据说，雁荡山导游词原有介绍蒋叔南的事迹，《乐清市志》亦拟置蒋叔南条，但最终事关“隘门岭惨案”或删或搁浅。二〇〇九年，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作为“温州文献丛刊”头一种出版时，也是只做不说，几无宣传。
蒋叔南“政治面貌灰暗”，隘门岭惨案固然有悖人道主义。但看待一人的功与过，应辩证，切不能以“成王败寇”之论对待。钟叔河在编辑出版周作人作品时，提出了“人归人，文归文”的主张。评价蒋叔南，是否也能如此呢？
蒋叔南离世，年仅半百，名山事业之路越走越宽时，急流勇退，悲剧而终。尤其隘门岭惨案一段及其后遗症，终归是难解之结。
人生从来有遗憾，藏书更是如此。我藏有《蒋叔南游记第一集》，惜只半卷，本欲求圆满配齐。可对比蒋叔南残缺人生，竟然觉得这半卷旧书与之相称。这么一想，便也释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