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高宗武、陶希圣携带“日汪密约”，秘密离沪。当月二十二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刊出密约内容，给了日寇与汪精卫集团沉重打击，史称“高陶事件”。
在这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中，一位叫黄群的温州人参与谋划，推动了当事人的思想转变和事件进程，却甘居幕后，鲜为人知。后来虽有一些文章提及，可大多为局外人所述，缺乏第一手材料。当事人陶希圣早有回忆录问世，但曹聚仁认为他是黄群“不自居功拉来做配角的”，陶氏回忆录对此“闪烁其词”，而高宗武则一直保持沉默。
二〇〇九年初，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高宗武的回忆录，使尘封了六十多年的重要文献终于重见天日。这两本书一从中文原稿《日本真相》直接整理而来，一从英文稿转译命名为《高宗武回忆录》，内容大抵一致。高宗武的回忆录不仅表达了他对日本的看法，而且披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其中涉及黄群在“高陶事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中文稿的整理者夏侯叙五根据高宗武留下的大量材料，撰写了《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一书，有专谈黄群一节，发布了黄群致高宗武书信等材料。这些，无疑丰满了黄群的历史形象。
黄群，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平阳郑楼，原名冲，字旭初，后改字溯初。作为民国时代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均有所建树。
黄群早年读科举之书，一九〇一年入杭州养正书塾（后改名杭州府中学堂），时同乡陈介石、宋恕正任教于该校，深受熏陶。曾随编辑《新世界学报》，发表《法学约言》《公利》等文，宣扬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学说。一九〇四年，自费留日进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与陶成章、蒋百里、周赤忱等革命党人交往很深，政治救国的思想进一步加强。一九〇八年，学成归国执教于湖北法政学堂。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黄群即赶回浙江，支持他的同学、新军统带周赤忱等响应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后，黄群被推举为浙江代表之一，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随后，黄群发起组织民国公会与共和党。一九一三年，梁启超加入共和党。不久，共和党改组为进步党。黄群在杭州读书期间，就常阅读《新民丛刊》，为其后来追随梁启超埋下伏笔。袁世凯吞食革命成果，欲行帝制，梁启超等坚决抵制，护国运动爆发。在这场斗争中，黄群受到梁启超重用，襄佐梁启超举起“保卫共和”大旗，名垂青史。主要功绩有三：一是游说冯国璋同情赞助起义。二是接办《时事新报》做反袁舆论阵地。三是由沪入桂，陪同梁启超赴西南第一线。这其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就是蔡锷携妓逃离京城，奔赴云南起义，有一说法此为黄群设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梁启超、黄群、张东荪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的迷恋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放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黄群“换了一个新生命”后弃政从商，改组通易商号，获得上海证券行市的发布权。一九二一年，招股成立通易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并为家乡近代化建设出谋划策，他发起创办温州首家电信企业东瓯电话股份公司、首家地方银行瓯海实业银行、浙南第一家自办医院瓯海医院等。
在教育方面，黄群亦有所为。早在留日期间，就建议设立专司温州、处州两府教育机构，得到认同，为“温处学务分处”的设置做了不少铺垫工作。在民国成立之初的非常时期，黄群倡议成立“民国大学”。一九二一年，在家乡投资开办小学，后将校产捐献给省政府，用以创办省立温州师范学校。
黄群还是一位藏书家，其藏书处“敬乡楼”藏书数万卷，以地方文献特色闻名。一九二八年起，黄群出资选刊《敬乡楼丛书》，计四辑三十八种七十八册。这是近代温州较大规模的先贤著述整理刊印活动之一，深受学界肯定。
因此，有论者认为：在近代温州人物中，为桑梓举办事业，内容之丰富、规模之可观、嘉惠之普遍、影响之深远，除了瑞安孙诒让，恐无有出其右者。所不同的是，孙氏蛰居故园，身体力行，倾注了自己的心力；黄氏则主要通过输财捐资，兴办各种事业。
黄群虽退出政治前台，但继续参与了梁启超在“思想界尽些微力”的工作。特别在其晚年，于“高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无愧于“幕后政治家”的称誉。
一九三九年二月，高宗武赴日为汪精卫奔走。时通易公司已倒闭，黄群为避债居于长崎小滨。高宗武在《日本真相》中说：“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我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先生。……他住在小滨，是长崎县的一个镇，就在云仙山下，面海背山，风景绝佳，于是我约他到云仙山上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都是温州人，温州有一种土话，与其他任何中国的土话都不同，于是我们精细地检查房间内有无录音机之后，就用我们家乡土话谈天。”“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谈天，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一、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二、我到东京之后，只听日本方面之意见，不作任何主张。”
黄群有一首《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说的正是那天晚上的事：“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
“黄先生对我说，他本来是进步党，与国民党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今天之所以流亡海外，国民党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但在国家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只希望国民党成功，蒋委员长抗战胜利。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为黄群墨迹国家奔走，希望我多多努力，替国家奔劳，勿畏难，勿怕人骂，说得十分诚恳。至于我对他特别尊敬的原因，是他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每次和我谈话，总是希望我替国家做事，勿替个人打算；他对我也特别的爱护，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高宗武从心底感激黄群对他推心置腹，下定决心悬崖勒马。
是年秋天，黄群来上海，高宗武介绍他去见汪精卫。“与汪谈了两小时话，他力劝汪氏勿被日本人利用，赶快走开。汪答应说，‘宁死不让’，可惜这句话后来他未能履行。”与此同时，黄群为高宗武出走准备，差遣亲戚潜回家乡把高家老小转移至安全的地方。并通过同乡好友、银行家徐寄庼，联络到杜月笙，并与杜飞抵重庆，告知蒋介石高宗武反正的消息。这一点，高宗武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那时我已与黄溯初、杜月笙二位先生联络好出走香港。”
高宗武到港后，蒋介石写信给他说：“今后如愿返渝做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领神会，携妻离国。黄群作诗赠别：“去年初春君访我，云仙共话到深更。今年初春我送君，九龙握手意难分。交情应与年俱积，春去由来不容惜。但使花开胜旧年，根深哪怕春风颠。救国须从自救始，猛然掉头觉今是。此去欧洲复美洲，最难梁梦得同游。去舟倘梦西湖与，故国还忧金瓯缺。不栉欲加博士衔，男儿志气更非凡。平生对君久期许，举杯不欲时效语。功名有命莫嫌迟，请君记取赠别诗。”
据《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透露，高宗武计取“日汪密约”之后，黄群还为高宗武的“出路”“待遇”“撤销通缉令”等具体事项，亲笔致函陈布雷转呈蒋介石，得以受到蒋的召见，顺利解决“高陶事件”所留的尾巴问题及高宗武的“后事”。
高宗武定居华盛顿后，不时通过杜月笙了解黄群的情况。得知黄群生病，在美为其访医问药，托杜月笙等人转交。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黄群修书一封请杜月笙转寄高宗武：“余自小滨返国以讫于今，对于国家常以牺牲之精神，做开济之贡献，不幸无效，忍性等待至于今日，而余之初衷，一如昔也。余与信如先生所谈者，皆系肝胆之言，已面恳奉达于左右矣。来日能否见诸行事，虽曰人力，亦关天命，余六十三岁老病之躯，余生修短，在所不计，所希望者，唯能亲身目睹真能奠定新中国建立之基础而已。请兄与信如先生面商之后即设法以要情函示为幸。”信中所提信如先生为时任驻美大使馆陆军武官萧勃。
黄群拉了在悬崖绝壁边行走的高宗武一把，也曾推了同乡后学朱镜宙一把。朱镜宙在其自传《梦痕记》中说：“自民国元年至八年间，我的生活，离不开笔墨与剪刀。但民国九年起，生活的指针，却朝向另一个角度；其中推动的，算是永嘉黄溯初先生。”
当时，朱镜宙在报界小有名气，南洋归来，写成《英属马来半岛》一书颇受好评。一个偶尔机会，朱镜宙得识黄群。黄群约朱镜宙去吃饭。席间，黄群笑说：“我在民国六年，早就认识你了。”朱镜宙问：“怎样认识我？何以我都不知道？”黄群答道：“民国六年，中日记者联欢晚餐会，约百余人，有许多人演讲，你也是其中之一。一再打听，始知你是温州人。当时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胆子很大，就开始注意你了。”黄群一席话，深深感动了朱镜宙，“像这样爱护我的话，在茫茫人海中，还没有听到过半句。”黄群问朱镜宙今后的打算，他答：“预备再去荷属爪哇，搜集材料，完成第二部南洋著作。”黄群说：“很好！中国银行，有个经济调查室，希望你能替中国银行做些南洋经济调查工作。”朱镜宙后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南洋经济特派员，每月津贴五十元。黄群还请朱镜宙为《时事新报》写专栏。
朱镜宙本来一直在报业服务，二次南洋调查归国即转向金融财经界，并有所成，历任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副行长、上海市银行经理、甘肃省财政厅长、陕西省财政厅长、川康区税务局长等职，应该说与黄群的推动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诸事，可见黄群高尚的人品和周全的谋略，恰如胡适曾说的：“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回顾黄群一生，在历史舞台上所扮种种，皆非主角，大多时候只是配角，甚至不过场记、灯光这样的工作人员，只从字幕中出现，不见形象，但他其实是高明的导演。黄群所处年代正值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形形色色的力量风起云涌，且其政治抱负、社会建设理念有一定的局限性，势必四处碰壁，到头来只能无奈而终。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黄群这样的历史“小人物”推动了那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反观当下，缺失黄群这种不计名利、敢作敢为的精神，缺少黄群这样的历史推手，大多数人或乐于聚敛财富，或沦为个人主义的信徒，只扫门前雪，对于国家民生之建设、公民社会之推动，沉默寡言，哑然一片，实乃可悲可叹。
黄群晚年备受战火之苦，颠簸流转于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心力交瘁，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故于重庆，未能亲见抗战胜利。
一九四七年五月，其遗稿《敬乡楼诗》由顾廷龙排比校写，徐寄庼等好友集资付印。是书共三卷，计四百五十四首，均为五旬以后所作。据顾廷龙的学生沈津说：“此本楷书，为先生中年时所为，先生之所以手书，盖因上海物价日涨，百姓日不敷出，为省排版费，由先生写药水纸直接上机石印。差不多同时间出版的《合众图书馆丛书》十五种里，先生也书写了数种。当然，这对于先生来说，也算是苦中作乐”。据说《敬乡楼诗》只印了五百册。是书出版六十年后，我偶得五百册之一册。同年，我在上海古籍书店二楼角落里发现一堆《敬乡楼丛书》，一至三辑六十册，品相尚好，原封面、题签均在，不知是从哪家收藏机构流出，每册都编了号，并合订精装成十四厚册，但无盖收藏机构的章，心喜不已，遂购藏。睹物思人，常念黄群敬乡之情。
“德不孤，必有邻。”自二〇〇一年起，温州市政府投入专项经费，进行新一轮的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至二〇〇七年《温州文献丛书》累计编辑出版四辑四十部四十八册计二千万言，含卢礼阳辑《黄群集》。《温州文献丛书》续编《温州文献丛刊》仍在进行。若黄群地下有知，当欣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