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是温州乐清人。胡适自然而然对胡颂平谈到了一些温州的人和事。
尽管只是一鳞半爪，但出于胡适这样的大人物之口，也足以让小地方的文化人兴奋不已了。
在胡颂平那本著名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胡适两次谈到伍叔傥。
他说：“叔傥的诗，是用气力做成的。”
相比胡适谈到的永嘉大师、叶适、陈介石、林损、高宗武、南怀瑾这些温州人，伍叔傥最让人陌生。
伍叔傥何许人也？
一
伍叔傥比胡适年少六岁，出生于一八九七年四月廿六日。他名倜，字鹤笛，以号行，又名俶、一比，笔名索太，与胡适谈到的陈介石、林损诸人同邑瑞安。
伍叔傥是胡适的学生。一九一六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系。在北大的时候，伍叔傥用的是伍一比这个名字，北大档案里，俞平伯、顾颉刚、黄侃的日记里，都以此名呼之。与傅斯年、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许德珩、杨亮功、郑天挺、罗家伦、顾颉刚等或同班或同科或同届。他的同学大多数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而且后来个个卓有成就。毫不夸张地说，伍叔傥的同学名单足以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史最辉煌的章节了。
那时，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吹拂下，陈独秀、胡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各色文人汇聚一堂。伍叔傥读的文科正是新旧思想碰撞的焦点所在。
胡适留学归国，举起文学改良的大旗，连本来一心向旧学的傅斯年也跑到他这边来了。而以伍一比之名行于校园的伍叔傥却不为所动，依然故我。
一九一九年一月，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薛祥绥、张煊一班学生则在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教师支持下办起了《国故》杂志反对他们。
伍叔傥站在了“国故”一边，名列《国故》编辑。他是这样看待自己与“国故”派关系的——多年后，伍叔傥在一篇悼念傅斯年的文章中说：“我自然跟刘先生走，所以我的加入国故社与其说是‘守故’，不如说是‘依刘’。”可见伍叔傥受刘师培影响之深。
在政学两界声名显赫的刘师培，在北大教中古文学史，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伍叔傥的同班同学杨亮功有一部回忆录，叙及当时刘师培教学的情形：“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身患肺病的刘师培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不久，黄侃离开北大。没有了台柱的支撑，《国故》自然办不下去了。
但伍叔傥却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之路上一直走了下去。
伍叔傥一生烙着深深的“国故”色彩。晚年，他在《穷照录自序》里谈到了自己的为学源流——
“余年十四五岁，从乡周筱龄先生读文选，于书启叙论及曹王鲍谢五言，成诵者数十首，文思一时富溢，下笔骎骎迨群矣。”
那时，孙诒让去世不过几年，“后生承风，咸竞于学”。闲行瑞安城中，读书声琅然，有时候夜半也未见停息。“市井细人，知有周官墨子。村塾罕用古文观止，中学生才高者，已解读内典。至于骈文律诗，能之者甚众。学中有不知平侧，相与嗤鄙之矣。”孙诒让叔叔孙锵鸣的女婿、“浙东三子”之一的宋恕正寄寓瑞安，“声华籍甚”。他最喜欢到飞云阁做对子，“大率调采富艳”。飞云阁临飞云江，“目送东海雪帆”，是瑞安城东南登临胜地。
一年后，伍叔傥离开县城，到温州读书，住在谢灵运笔下的春草池附近。“仰观榱桷，旁听鸣禽”，触景生情，常有自然之句，便求教于当地宿儒高性朴。
高性朴从者甚多，林损、张冲等都是他的学生。对于伍叔傥，高性朴是很器重的。他曾于《薏园随笔》中历数学生中的佼佼者：“及任教十中，则推张强、伍倜、张镐数人。”
高夫子善桐城古文。“授以《逊学斋集》，读未卷终，已病其枯窘。改授《归有光集》，有脂韦气，勿喜也。改授《曾文正集》，至湖口昭忠祠记，以其卑近似范仲淹岳阳楼，掷去之。但爱其家书，录论文语，置之座右，至今五十年，犹守而不敢失也。”
伍叔傥闲暇时还读《经史百家杂钞》，领悟曾国藩治学之道。他说：“予之深好六朝骈文，而于五言独尊谢宣城，皆湘乡之教也。”
入北大后，“桐城久王已厌，而家习余杭章氏之书。余亦籀绎检论论衡，盖仰攀班坚，俯揖杜佑，翱翔于扬雄桓宽之间。虽其人之瞻智哉，然非予之所甚好也。于是杜门玩古，物疏道亲，日诵六代诗文，旁涉乾嘉诸老之集。心所敬恭，则在汪容夫、孔顨轩、孙渊如，以为有华有实，辞苑之宗工者也。”
“夫文质殊用，兼容为非。学术万途，理有偏废。南还一悟，尽弃旧谭。中年博观，惟心所顾。怀新逐异，不屑华夷。呜呼！百龄倏忽，歧路徘徊。自入海来，生意尽矣。”
……
伍叔傥旧文学功底之深，就像这篇声调华丽的文章，已非我等浅识者能体会并可转述明白。
然而他的执著是令胡适也感叹的。一九五七年，伍叔傥在日本讲学，遇见胡适。胡适说：“叔傥，你是晚年变节。”伍叔傥正要回答。胡适马上取消他这句话：“不是！不是！是忠实同志。”伍叔傥说：“我依旧喜欢文言的。”
二
尽管伍叔傥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却述而不作。这令很多人为之惋惜。
早年，他还有些文章发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约翰声》杂志，可见《俳体诗史序》《吕选清家传》《八代诗中的形容词副词的研究》《杂言诗概论》《两汉社会风俗诗徵》等文论。
“六朝诗家年谱”写过两种，一篇《谢朓年谱》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本《中国文学研究》，一篇《沈约年谱》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辑刊》。
一九二八年第二卷二十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还发表过他的一篇《史记集注自序》。一九三五年，编辑《居礼斯克渥多斯喀夫人荣哀录》时，写过一篇序言。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伍叔傥以笔名索太在《国民谠论》上写过《杂论人才问题》等一些政论文章，在《教育通讯》发表过《如何改善大学中国文学系》等教育论文。
一九四九年后，只《忆孟真》《国文进修问题》《日本之汉诗》《与今关天彭书》《敬悼胡适之先生》寥寥几篇见于报端了。
伍叔傥论中国文学别出心裁，但留下来的也只有在日本、香港讲学时学生记录整理的《伍叔傥教授讲义》《谈五言诗》。
余生也晚，孤陋寡闻，近年才略知伍叔傥为学为人，欲编《伍叔傥集》，寻寻觅觅，购《中国文学研究》《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辑刊》《华国》原版辑录，又从京、沪、港、台图书馆检索到若干，钩沉其佚文，仅得上述几文。
伍叔傥曾给老乡、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李笠写信谈到：“弟之懒病为海内一人，作事总有好无终，而‘名’之一字，看得甚轻，便不喜动笔。”《俳体诗史》《史记集注》《穷照录》都还只是写了个序，而《谢朓年谱》中提及的《萧子良详传》，和那篇很多人知道但很少人读过的《八代诗论》一样，至今未见踪迹。
与晚年伍叔傥多有交往的作家徐訏在《悼念诗人伍叔傥先生》里说，伍叔傥是一位文学家。“作为文学家，自必通过一种文学形式来创作，他所爱的形式是诗，特别是五言诗。”伍叔傥亦述“自束发受书，辄好吟咏，初爱汉晋五言，华国所载，皆弱年之作，三十以后，始泛涉唐宋明清诸家，而笃好在于东坡，所作五言，仍与过江诸贤为近，盖平生服膺湘绮之言，故与同光诸老顿异趋也。”
伍叔傥的五言诗最为人称道。香港作家李立明赞曰，“独能拔起末世，一鸣惊人，远迈前哲”。但他的诗不轻易示人，生前发表的也不过百多首。最早见于《国故》杂志，后《约翰声》《华国》《崇基校刊》《文讯》杂志等偶有刊载。
徐訏与伍叔傥闲谈的时候，总是劝他把这些诗稿整理一下，出一本诗集，“不一定要木刻，不一定要印得怎么好，只要整整齐齐出一本，让爱好的友人欣赏欣赏而已。”“文学不发表——也即没有传达——还不能成为文学。”伍叔傥听了很赞赏。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说要接受徐訏的意见图谋出版了。可惜还在“图谋”的时候，他就病倒了。
胡适曾对胡颂平说：“伍叔傥的诗集印出来没有？你请他寄一本给我。”胡适早伍叔傥几年去世，生前没有见到他结集出版的诗文。现存《暮远楼自选诗》是伍叔傥去世两年后，他的朋友、学生资助，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华国学会刊行。但此诗集流传不广，不易读到。我所藏是友人沈迦从伍叔傥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勇那里拍摄原书打印而成的。
《暮远楼自选诗》只收录了伍叔傥的一百多首诗。据说，他的遗稿中有三四千首诗。徐訏听闻伍叔傥去世的消息，即写信给杨勇，请他与梅应运注意他的遗稿。
时光不饶人，伍叔傥的同事一个个走了，徐訏走了，伍叔傥的学生辈也走了，杨勇走了，知道伍叔傥的人越来越少，知道这批遗稿下落的人越来越少。
我打探到伍叔傥长子伍既安的消息，他也去世了，家里人亦不知这批遗稿在哪里。伍叔傥晚年住在一位姓王的干女儿家。徐訏说，这位干女儿曾在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校教广东话，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很多人猜想，她那里可能有伍叔傥的一些遗稿。伍叔傥的次子伍妥在新加坡，但年纪也很大了，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他是新加坡围棋协会会员，但很多年没有去参加活动了。协会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但打过去已不是他接了。
三
伍叔傥曾说：“中国美文，只读《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伽兰记》《颜氏家训》足够一生欣赏。”并主张把《晋书》列入大学国文系课程，引来非议。
其实，他不是满口之乎者也的迂腐老夫子。
在《国文进修问题》一文中，伍叔傥说：“把本国的文化，估计得太高，因而抹煞一切，固然可以不必。必要把线装书放到厕所里去，也近于‘赖其末而不识其本’。”颇为辩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钟应梅在《悼伍叔傥先生》一文中，也提到伍叔傥“反对以文言语体来分文学的新旧”。伍叔傥给他写信说：“文章体制，用之各有所适，古人之所已知，故才高者兼备众体。近如鲁迅，尚识此理，故小说则用白话，而序传墓志，亦不废雅润之音。”
伍叔傥认为：“古代智识范围，到底有限，现在科学门目繁细，文学家虽然须要常识，但各种常识的综合，便成为非常了。即在本门范围以内，本国诗文古集之外，还要看外国名著，要是外国名著，各看他本国的原文，则童而习之，白首不能竟其业，是必然的事。居今日而言国文，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常劝学文学的青年们，切不要自以为学文学，而把高中程度的数学，丢个干净。很多书，没有点数学基础，是看不懂的。而至于外国文学，也必须于英、法、德、日、俄、西之中，有一国文字看得清楚，最好能写。能写，可以懂得更深。就说看得懂，也不是二三年程度所能办得到的。文学有世界性，此在大愚的人，亦知道这句口头语。抱残守缺，关门做皇帝，在极端顽固分子，已经感觉到不对了，况且中国新文艺作家，缺乏得很，青年简直无书可读。文艺不是烧饼油条，可以站在锅炉旁边等着吃的呀！就论新文作家，也须要多看外国书。才高者可以因此改造意境，低者简直是移植，总比仰天而谈而自以为创造的好得多。青年们，应该用几年苦功，把外国文学弄好，博览文学名著，以开拓新意境。欧美文明程度高，我们生活方式，跟他跑，很像南朝人之足以影响北朝，将来结果，必至于觉得西洋文学，比较接近人生，是无讳言。而且北宋以前旧书，经东坡等人看过以后，再想从此中紬绎来超高他们，恐不可能，非别开生面舍旧谋新不行了。傥使专看中国近人作品，所得到的智识，既无系统，文字倒把他看坏掉。因此，不但外文系应该读外国文，中文系尤其要读外国文，这是生路。曾国藩说：三十以后，长进极难，非赶快用功不可了。”
伍叔傥的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回忆，伍叔傥会常和学生讨论一些现代作家，如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等人，“或褒或贬，都能切中肯綮，并且婉而多讽，颇富幽默感。他特别推崇鲁迅，认为他的成就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他还邀请宗白华、罗家伦、朱自清来讲座，在系里举办英文翻译比赛。这一点连徐訏也敬佩，他说：“谈谈文学，我们的修养并不相同，我们的见解也并不一致，但是总是有许多话可以谈。专攻旧文学的人与我谈谈文艺思想与文学趣味而令我敬佩的人并不多，伍叔傥先生则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
正如胡颂平说的，伍叔傥不仅白话文写得很美，而且对于西方文学，用力极深。“他三十岁以后，每天规定要看西文的诗歌小说，四十年来，没有间断过。”胡颂平指出伍叔傥《穷照录自序》里说的“中年博观，惟心所愿，怀新逐异，不屑华夷”，是指西方文学名著说的。“所以他的诗虽然仍用旧式的体裁，但他的内容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
钱谷融也记得伍叔傥懂英文，“有时去他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购买书籍。他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平日跟我们闲谈，也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伍叔傥对中国文学的批判意义今日看来仍有很大的意义。他在《国文进修问题》中评论：“大名鼎鼎的文字，往往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时代变了，文章价值，完全没有了也不定。像《陋室铭》《西铭》《正气歌》之类，从文学眼光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因此，选一篇一篇的文，不如读一部书，将一部书中认为是精华的熟读，比较好得多。因为：一、纯粹，二、不由你任意同本书以外乱选，而本书以内当时所不能欣赏的，也硬把他装进去，将来程度够了，有用的很呢。”“细思坊印国文教科书，所选的未必是好文字，上下古今，庞杂失统，尤其近人的白话文毫无文学的价值。一篇很长很长的，叫青年们硬装进去，你想，工夫费得冤枉不冤枉。有用而且幼弱的脑子，把他拿来糟蹋，真令人起了不忍之心。凡是要背的东西，必须要背某一时代重要的作品，而且有永远价值的。”
《伍叔傥教授讲义》《谈五言诗》两种，则是集中体现了伍叔傥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六朝诗之史观，尤值得研究者注意。
四
伍叔傥长期在大学里教书，是一位教育家。
北京大学毕业后，伍叔傥回乡任教于母校浙江第十中学，与金嵘轩、刘节、马孟容、马公愚、张震轩等共事，并定教授国文大纲：述学（学术文钞、文士传），应世（公牍、报章），美文（笔记、诗选、小说）。虽在十中教书短暂，但此后伍叔傥不遗余力为该校推荐优秀教师。朱自清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日记：“在金（嵘轩）处遇伍叔傥。介一（圣）约翰毕业的英文教师于金，金甚重视；即去电征同意。他们如此崇拜教会学堂，还与我十年前一样。”金嵘轩是十中校长。一九二五年秋，常州诗人谢玉岑赴温州执教一年，也是伍叔傥所荐。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伍叔傥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国文，后还与洪北平、钱基博等同任《约翰》半月刊辅导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学生挂国旗志哀，遭校方反对，伍叔傥与孟宪承、钱基博等十多位教师及五百来名学生愤而宣布脱离学校，成立光华大学。据说，那时伍叔傥与钱基博最相交契。因了这层关系，一九八一年，伍叔傥的学生黄君实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想去拜访钱钟书。黄君实常听伍叔傥说钱钟书聪明，英文好，对《围城》赞美有加。于是，黄君实就给钱钟书写了封信，说自己是伍叔傥的学生，希望能见面。没想到，第二天钱钟书即回复。在信中，钱钟书说自己当时考庚款留学生时，伍叔傥是批卷之人。因此伍叔傥是他的座叔，“我们算同门”。
一九二五年暑假后，伍叔傥经姜伯韩介绍进入国立广东大学。当时，他还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本来决议从军北伐，随张静江、周伯年、狄君武诸先生过大庾岭，到前方去，轿子也雇好了”。但听说他的同学傅斯年要来担任文学院院长，伍叔傥便留在了广州。不久，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一九二六年底，伍叔傥接替辞职的郁达夫，担任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时顾颉刚在中大主编《民俗丛书》，在审查会议上为伍叔傥等否决出版。顾颉刚致函教务主任朱家骅，朱家骅允可印书。伍叔傥因此愤而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底提出辞去该职，后被挽留。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伍叔傥与之有过来往。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有记。一九三〇年暑假，钟应梅大学毕业找工作，带了一位老师的介绍信找伍叔傥，当时“他的地位是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兼预科国文组主任和校长的秘书”。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伍叔傥转任于中央大学国文系，与黄侃、吴梅、汪东等共事。一九三六年五月，被裁减。吴梅于当月二十二日日记称：“往访旭初，为言校中事，社会学系则停止，国文系则裁人，林公铎既自行辞职，伍叔傥、陈仲子又不再延聘。盖教育部令以文学院生仅八十名弱，而所开课程竟八十余种，几一人一课矣，非裁减不可。旭初于是将叔傥辞去，以叔傥为部中参事也。”
一九三七年，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聘伍叔傥为省府秘书长。但任职不过三四月，军政形势急转，年底时受朱家骅邀请同往汉口。一九三八年夏秋，在武汉主编《国民谠论》，只匆匆三期即终刊，继而来到重庆。先在重庆大学任教国文，后仍回中央大学，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冬，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其间，曾兼任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授，主持整理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务。
伍叔傥多次参与中小学国文课程标准的制定。目前有资料可查的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参与教育部修订小学课程标准。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八年三次参与起草中学国文课程的标准。一九四二年，与朱自清、魏建功等人一起编辑《大学国文选》。
一九四九年，伍叔傥赴台，与毛子水、台静农、王叔岷、屈万里等同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在省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兼职。一九五二年，对日本诗发生了浓厚兴趣的伍叔傥，被日本东京大学与御茶水女子大学联合聘请专讲八代文学。一九五七年，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大学所聘，直到一九六六年去世。
语言学家罗常培曾听伍叔傥说起：“我不知道什么是国文教学法，我只晓得自己作通了才能叫学生通，自己看懂了才能叫学生懂。”想来，伍叔傥上课是很有一套的。他在课堂上的风采，钱谷融、郑文、李学铭等弟子多有文字记载，读来不免让人心向往之。
伍叔傥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曾开一门“各文体习作”的课，至少每两周要交一篇作文。作文题目又他出，但学生也可自拟。钱谷融说：“伍先生出的题目都很宽泛灵活，很便于学生自由发挥，而且还有一点是当时各大学的中文系很少有的，那就是作文不一定用文言，也可以用白话写。还有就是学生写了作文，伍先生都认真修改，第二周发卷时，伍先生还当场逐一点评讲，指出优缺点以及应该怎样进一步提高等等。遇到写得好的，伍先生会满怀欢喜地给以赞扬。他很理解学生的心情，评讲时始终注意以鼓励为主，对缺点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不多苛责。而对一些有新意、见才华之作，则由衷地表示他的赞赏之情。所以同学们对于每两周要作文一篇之事，不但不以为苦，反而甘之如饴。”钱谷融说自己正是在伍叔傥的循循善诱的热情推动下，写下了学生时代的思慕和憧憬、欢喜和忧伤。他十分珍爱这些作文，至今大多还保存着。
钱谷融的同班同学、后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的郑文也有回忆：“伍叔傥师亲讲《昭明文选》指导各体文习作。对后者规定堂上一次，二时完卷；堂下一次，一周完卷。批示改正详而鼓励多，激发学生习作兴趣，故均勇于写作。春秋佳日，率学生采风问俗，游山玩水，即事景而命写之。一次出游中途遇雨，入民家暂避。主人外出，主妇酒食接待甚丰而不收餐费，惟求诗文而已，传为美谈。因习于堂上写作，一九四二年六月教育部派员临堂监考命题作文，匪特均能及时完卷，少数人以《文心雕龙》式骈文为之，居然可观。监试者惊奇，向部回报，部亦异而称焉。”
伍叔傥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同样是这么特立独行。在新亚书院听过他讲《昭明文选》的李学铭对此印象深刻：“每次上课，他总是腋下挟着一个小包袱，徐徐跨入教室，徐徐向学生作一深鞠躬，徐徐在桌上解开包袱，再徐徐掏出一册线装书，放在桌上，然后徐徐揭开书页……跟着他就开始讲课。他在讲课时，极少再看桌上的书，只是一面讲，一面写黑板，在连续两个小时里，详征博引，背诵如流。他的声量不大，满口乡音，不疾不徐，初听时极感费力，但听懂以后，就知道他的解说能穷源究委，屡有胜义，而且时时语带锋棱，风趣幽默。听着听着，有时会忍俊不禁。在整整一学年中，他只讲授了一篇《月赋》和半篇《文赋》，我们从中或可推想他解说、征引的繁富和吐属的从容。期中试和期末试，他都采用开卷答题的方式。期中试的题目是‘《月赋》读后’，期末试的题目是‘《文赋》读后’，大抵年年如是。他似乎对学生没有甚么要求，也不管学生是否缺席。特别的是，听过他讲课的同学，大多会自动去研读《昭明文选》中的其他篇章，甚至会追读个别作者的诗集、文集，并不会以《月赋》《文赋》自限。”
总之，伍叔傥为人和蔼，在学生面前没有架子，很受学生欢迎。他关怀学生，传扬一时。一位叫陈则光的广东作家说：“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入我的家乡，大肆屠戮乡民和逃难者，我哥哥及许多亲邻被杀害，这便是著名的厂窖惨案。系主任伍叔傥见我遭此不幸，经济来源断绝，转托哲学系教授方东美介绍我任重庆市立中学语文教师，边工作，边学习。大学毕业，伍叔傥兼任中央干校国文科主任，他介绍我任该科助教，并在附中兼课。”
但对于这种接济学生的方式，在曾与伍叔傥同事的历史学家朱东润眼里却是——“抗战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只身在外，无依无靠，没有考取的只望考取，一经考取，可以不费分文吃到三顿饱饭，只要毕业以后，系主任代他找到工作，那时即使系主任是文盲，也不愁无人崇拜。人们已经到了生存的边缘地带时，是没有选择的。”
在《朱东润自传》的《中央大学前四年》《六年流传》两个章节中，大量篇幅涉及伍叔傥。朱东润说：“伍叔傥是一位有名的斗将，他在学校中能够独立作战，并不要求教师们助威；教师们也乐得有这样的系主任，明知他不过是一位党混子，只要他对于教师们不加妨害，由他自己混去。”“伍叔傥每学期总有两三次从沙坪坝赶到柏溪。他看到国文系学生总要殷勤接待，嘘寒问暖，有时问他们爱读些什么书，有什么作品。学生有的把自己的作品给主任看，伍叔傥总是说在柏溪一时也不能细阅，要带到沙坪坝仔细看，看看他们日后适宜于怎样的工作。这些作品后来我在沙坪坝伍叔傥的房里看到，久已尘封累载，估计始终没有经过什么人的阅读。”“伍叔傥的一手绝招是他的《后汉书》。他看到学生的时候，总是要他们读《后汉书》。他把这部作品吹得神乎其神，好像读了《后汉书》以后，什么都能解决。”“从立场看，伍叔傥是一个国民党后期产生的人物，不负责任，问题很多，是应当批判的。”
朱东润的自传写于一九七六年，对于“应当批判”的态度是可理解的，不妨作为伍叔傥的另一种解读。
五
但伍叔傥大概是不会介意被批判的，他本来就是一位超凡脱俗的“怪人”。
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邵镜人犹记得初见伍叔傥时的印象：“我们中文系同仁，在九龙酒楼为他洗尘，初冬时候，他穿薄衬衫，紫色领带，神气十足，仿佛不知风寒为何事，短髭满嘴，望之若不食人间烟火者然。”
伍叔傥常年洗冷水澡，所以不怕冷。他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是很著名的，身材也与卓别林差不多。钱谷融说伍叔傥做浙江省府秘书长的时候，有时他穿西装，执手仗，在西湖边散步时，一些外国人都把他当作卓别林，纷纷拥上前去大呼‘Charlie！Charlie！’但也有些人看不习惯，《温州日报》最近刊登伍叔傥的照片，校对人员以为他是日本人，弄错了，一致要求编辑换下照片。胡颂平也说：“早年在广州，有一位在中山大学的朋友，请先生到他家去吃饭。这位朋友的孩子初次看见先生威仪，被吓得生病了。”
邵镜人与伍叔傥等同事共游香港太平山，写下了“倜傥有伍叟，短髡如铁针”的诗句。一天，伍叔傥突然板起面孔对他说：“我要到法院控告你，你说我髭如铁针，那末，凡是闻我名，而向往我的女郎，以为髭如铁针，易刺人脣，从此不向往我了！”说完，伍叔傥哈哈大笑。邵镜人感叹：“他的风趣，往往如此。”
在重庆的时候，伍叔傥一日三餐都上馆子吃。有时嫌一个人吃太无趣，常邀钱谷融陪他一起吃。钱谷融说：“倒不是嫌食堂的菜不好，而是他散漫惯了，吃饭得遵守一定的时间，还要与许多他不一定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他受不了这些拘束，所以宁愿多花些钱上馆子里吃。这样，他可以爱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爱上哪家馆子就上哪家馆子，爱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久前，我带着一幅寒斋所藏伍叔傥墨迹的复制品，去拜访钱谷融教授。他笑说：“我‘懒’，也是学伍先生的。”
在香港的时候，伍叔傥也是这样的做派。邵镜人说：“香港、九龙有名茶楼，都有他的足迹，茶点费甚廉，他赏付侍者的小账，往往超过茶点费，所以，各茶楼侍者，每见他到，莫不恭而且敬，笑语欢迎曰：‘伍教授来了！’”
伍叔傥视金钱如粪土是一贯的。在中央大学，他是有名的“金融不通”教授。“工资到手，转手就空。”钱花完了，有时竟一个星期靠西瓜、花生度日。伍叔傥在南京建了一座“暮远楼”，胡适为之题匾，据说也是借钱造的。钟应梅告之崇基学院不能补助他从日本来港的旅费，伍叔傥回复只两句古诗：“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伍叔傥在香港明德银号有存款，他每次取款，一定会说：“上大学之道去。”因《大学》首章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后来这家银行倒闭了，伍叔傥皱着眉头说：“吾道穷矣！”有人问他有多少损失？伍叔傥操广州话说：“一百蚊！”晚年，伍叔傥虽有丰厚的收入，但钱都是交给干女儿管理的，日子依然窘迫。为此，徐訏在回忆文章里疑惑：“在现代社会里，住在亲女儿的家都不一定是滋味，住在干女儿洋女婿的家里，竟是伍先生所乐为，也可见洋风日古了。”
伍叔傥对世俗看得开，常人难能做到。伍叔傥亲口告诉钱谷融，中央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汪辟疆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嘲讽他推荐学生读《晋书》：“听说此书为一温州人所提，足见其陋。”好像是谈别人的事。香港中文大学筹办期间，曾将三所成员学院的教员重定级别，最高级为高级讲师，很多人感到不安。伍叔傥笑道：“世无孔子，何妨低级！若世有孔子，又何必高级！”
因此，熟悉伍叔傥的人莫不许为魏晋风度。他在台湾的同事田倩君撰文，将之与竹林贤士阮籍并论。但他的散淡、潇洒、倜傥、率性，何尝没有隐含着一种落寞。
伍叔傥初娶瑞安才子李孟楚之妹为妻，未婚而卒；继娶张氏，一九二六年九月故。后又与程氏、余氏结婚，但均以离婚告终。张氏生二子。余氏是温州乐清有名的美女，人誉为“六宫粉黛无颜色”，是国民党要员张冲遗孀。他们结婚时很轰动。林损弟子徐澄宇赋诗祝贺：“乍听求凰曲最优，瞒人萧史上秦楼。双蛾南国争三艳，千骑东方第一流。但有鬑鬑增妩媚，平添款款助温柔。遥知此际芙蓉夜，应向天台效阮刘。鸾镜新开凤尾罗，未春先已动阳和。巫阳岭上初通梦，蜀锦江边自染螺。来岁东风怜豆蔻，令宵明月倚婆娑。从邙收拾凌云笔，长向妆台伺眼波。”他们离婚也很让人关注。伍叔傥的同乡好友姚琮有《伍教授离婚》一诗：“不谓才人妇，无心共白头。画眉余彩笔，覆水愧鸣驺。采菊山衔日，论诗月上楼。事成何足问，百草有忘忧。”据说，伍叔傥对余氏很深情，在她离去时，还送了一程。诗人陈含光说：“不意诗人敦厚之旨，重见于今日。”
然而伍叔傥的落寞岂止是家庭变故。据说他自号“暮远楼”是有“吾自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意思。阅《暮远楼自选诗》，不时会读到这样的诗句：“月出夜向深，人静蛙声闹。中间杂鸣蛩，秋意亦甚妙。独居不称意，时若病初疗。冀写幽忧辞，思涸情亦躁。微论委曲怀，学古且遗貌。坐视明灯光，不眠用自悼。平生千万事，辛苦谁相告。已睹青春逝，来者又谁料。方当随昔贤，赋文以自吊。”“水面镜与平，因风有高下。我心本如水，近日剧奔马。谅未识其故，览古冀一写。又厌古人言，常叹知音寡。内听诚清新，毁誉无不可。岂况流俗子，谁为赏心者。风定水不波，傲然成独坐。”“人生满五十，世事渐已厌。维当未死顷，处身良可念。亦有劝我去，独往以深潜。或则人境中，广交不畏滥。二论各有非，适已庶无憾。近将赴异城，清静期息担。俯仰百年中，为时诚乃暂。自今任逍遥，通如舟泛泛。各因风水便，一苇便可帆。”
正如钱谷融指出的：“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土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伍先生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
与伍叔傥同时代的刘半农也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要是有人指鹿为马，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
香港作家容逋说，凭伍叔傥的出身、学历，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当代的“名学者”，“但是他的彻底的诗人根性、他的诗人的不凡超俗的慧眼，使他能够透视这一层层虚佞的烟幕，而独脱群流；他的一生所表现的，彻头彻尾是个诗人的真性”。
在那个时代，在大势前面，伍叔傥没有随波逐流，只做一个“我”，真是难能可贵。
伍叔傥老家所在的瑞安上河村是飞云江泥沙冲积成的狭长三角洲。伍叔傥求学而去的古渡口尚在。现存祖宅虽是一九二八年失火后重建，但历经风雨，已是残缺不全，墙头屋内的装饰让人记起当日辉煌。气派的门台被一场台风刮塌，一副隶书对联：“戢形陋室；侂志清流。”依稀可辨。传闻为孙诒让的堂弟孙诒泽所书，伍叔傥的父亲伍小园与之交厚。
伍叔傥最后的归宿在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墓园。二〇〇八年夏，我借旅港之便，在他的墓前献上了一束菊花。我还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寻访当日他的踪迹。那是一座让人心仪的校园。“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人，当海山胜境，有怀抱与，陶铸人群。”伍叔傥在校时，这副长联就立在崇基学院门前了。钟应梅记得，伍叔傥晚年常说：“崇基是基督教学校，又是政府办的学校，而空气毫无硬化的感觉，实在是讲学问的好地方！”又笑改香港基督教大专公社基石铭文“基督之外，更无他基”为“崇基之外，更无他基”，说：“我大概将老死于崇基了！”结果，伍叔傥真的老死在这里。
问乡人，问为我引路的崇基学院校友，茫然不知伍叔傥。他那用气力做成的诗，今日更无几人能懂了。
“伍先生死后的默默无闻，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虽然容逋说的这话有些过头，但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