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一位记者金辉退休后忙于“温州学人访谈录”，《刘节日记》才出版，即飞赴津门采访刘节先生长子、日记整理者刘显曾。我托他带去一本钤有刘节印的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请刘显曾鉴定是否为刘节先生旧物。
是书为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一月初版，在序、目录和正文首页钤有“刘节”朱文篆字方印，三处印章为同一枚。正文第一页至第十页，有红笔点读痕迹。在第一二页书眉有批注：“希伯来人Hebrew信奉一神教，初居米索不达米亚，后移至巴勒斯坦，旋又入下埃及，备受苛虐。西之前一三二〇年有摩西索之归巴勒斯坦，征伐赫人及诸族，建立国家。初置大僧使握政教之权，前一〇五五年改为王政，名王大闢，奠都耶路撒冷，文治武功，彪炳一时，日广。次王受罗门，奢侈专制，苦重税。前九五三年王卒，内乱顿起，国分为二，南曰犹大北曰以色列。”原批注钢笔红字竖写，无标点符号。因书角已受损，有脱字，以代。
书中提到“希伯来人”处为全书之首：“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生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全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系梁启超民国十一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之演讲稿。自序曰：“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但因中途查出患心脏病，医生劝其“宜辍讲且省思虑，不则将增剧而难医”。故此演讲至本论部分为止。“因所讲仍至先秦为止，故改题今名。”彼时刘节二十二岁，尚在上海商学院旁听进修，无缘亲聆大师教诲。
经刘显曾辨认，这本《先秦政治思想史》是刘节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所读之书，其批注带有明显的清华时期特征。故他特在书上题词：“难得见到此书，印、批注是我父的字，很珍贵。”二〇〇六年底，我在网上初见此书时，没有见过刘节的印章，是否刘节藏书并无把握，查过几本书，问过几位熟悉刘家的朋友，也都无结果。现在想来，真是一种运气，一种缘分。
刘节，字子植，号青松，一九〇一年生于温州，一九七七年逝于广州。其父刘景晨，系温州铮铮名士，生平痴梅有气节，拒曹锟贿选，称颂一时。刘节的妻子钱澄乃钱稻孙之女。他们结婚时，杨树达作诗相赠：“刘郎无意到天台，却向扶桑岛屿来。艳福几人能不妒，双双携手踏蓬莱。自从采药神山去，徐福千年渺不回。今日万人翘首看，童男童女一双归。”
一九一九年，刘节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至一九二二年，之后赴上海商学院学习。一九二三年，刘节考入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哲学系，但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转入国民大学就读。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即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诸人门徒。刘节读梁启超的这本《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借此增加对老师的了解。
刘节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登记的专修科目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题目为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与刘节同期入学的有戴家祥、姜亮夫、谢国桢、陆侃如、卫聚贤等。其中戴家祥是他的同乡，本早一年报考，但受家人所阻，第二年才得偿所愿。那一期考试，刘节得了第二名，而第一名是谢国桢。上一期，第一名是刘盼遂，第二名是吴其昌。刘盼遂、谢国桢同是河南人，吴其昌、刘节都是浙江人。戴家祥后来回忆，当时清华园有“状元出在河南，榜眼出在浙江”之说。
刘节颇有乃父风范。与刘节同在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民大学读书，又一起考进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力，曾为这个时期的刘节作传：“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顾有言必吐，有愤必洩。友有论事不惬己意者，辄正色庄论相斥，众谓之像煞有介事。像煞有介事者，通言故作态也。予则谓之小孩子，君亦乐以孩子自居。人既孩君，常故揶抡以触君怒，君果怒怒未已，则人已笑相向，君又笑。君与友同居，数相诟谇而交谊弥笃，盛怒时则拍案戟指喃喃骂，惊其座人，人亦莫之怪。庶几得全于天者，君之学问将有以自见于世故，不叙叙其性情。盖君之小照仅能状其静貌，吾之文并状其态度，览斯文者，当觉俨然若接君之謦欬已。”此传刊载在一九二七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上。是书存世稀少，难得一见。学者夏晓虹寻觅良久，才在吴其昌之女吴令华家得见，第一眼“只觉此书异常精美”。“蓝色布面精装的三十二开小书，三孔线装，上有梁启超题写的烫金书名，浓重的北魏韵味，一如梁氏既往的题字端庄大方”。“该同学录一百面，全部用道林纸印刷，师长与同学的照片均眉目清朗”。《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现已收录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中。看刘节那帧，真有谔谔之士风采。
除了王力的撰述，当年主持编辑该同学录的吴其昌还为刘节撰写一段介绍，表达了对刘节学识的认可：“君名节，字子植，我浙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许刘鲍九贤传河南程氏之学余一千载，至于孙仲容先生，学问彬彬称盛，君为能传其学者。”刘节后来总结自己的治学思想的形成，说“于古代史之研究上受顾颉刚影响至深”。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正是他入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年出版。刘节在这个时期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但多是考证文章，“并非疑古而破坏历史，主要目的是为弄清史实，内容有关时、地、人等方面”。
一九二六年，刘节在《清华周刊》第二十六卷第一号发表《性相两轮论》，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实证哲学》，署名鲈秋。一九二七年，写成研究生第一年的毕业论文《洪范疏证》，发表于《东方杂志》；在《国学月报》发表了《释皇篇补义》《刘勰评传》。一九二八年，写成研究生第二年的毕业论文《好大王碑考释》，发表在次年《国学论丛》二卷一期。
梁启超对《好大王碑考释》颇为赞赏，为之题跋。他在《题〈洪范疏证〉》中写道：“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子植此文始。刘君推定《洪范》为战国末年作品，其最强证据如‘皇’字之用例，如‘圣肃谋哲义’五名之袭用《诗·小旻》……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处，亟宜公表之，以供学者之论难也。”在《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中，对刘节寄予厚望：“子植之于此碑，虽未敢谓已尽发其秘，然循此途以迈进，则金石证史之理想，庶著著可以实现矣。余既未专治此碑，于东史常识且极贫乏，愧不能有以补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讹，喜此篇之成，能为金石学界开一新路。”
梁启超不仅在学术上给予刘节鼓励，而且关心他的生活。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中说，当梁师了解到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的，生活有困难，就让我们给松坡图书馆编目录。他和谢国桢、王力、刘节都曾参与编目工作，每月得二三十元到五六十元不等。后来，梁启超还介绍刘节到北平图书馆工作。
清华国学院每月举行一次师生茶话会，讨论人生或治学，“以收观摩砥砺之益”。第一次茶话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说：“不能拿事情的大小来比较价值的高低，只要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中做一个第一流的人物，便算了不得。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中小学教员不算寒酸，大学教员不算阔；第一流的小学教员，远胜于滥竽充数的大学教员。总之，无论做何事，必须真做得好，在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这篇讲话由刘节和陆侃如记录整理，题为《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发表在一九二六年《清华周刊》第六期。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中记，他们进清华的第一节课是听王国维讲的。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多是甲骨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周传儒《自传》中提到，王国维在研究院“讲学甚勤，两年之中，每周两次，有时三次，开班讲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先讲《说文》，又讲《书经》（《古史新证》），又讲《仪礼》。刘节的学生李锦全在《刘平先生生平及其治学述略》一文说，“王国维的治学对刘先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如他读过王著《古史新证》，才感到认识古史的真面目。他还说学会了甲骨文和金文，就不相信三皇五帝了”。可惜一代大师在一九二七年六月自沉颐和园。当时，刘节作为学生代表组织追悼纪念活动，有关挽联、哀词等由他收转，并代表同学请陈寅恪撰写纪念碑文。陈寅恪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为人称道。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键东说，“如果说刘节在学业上更多地得益于梁启超与王国维，在精神上与士人气质上他得益于陈寅恪。”虽然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只两年，但后来却与陈寅恪结缘最深，师徒共事于中山大学。逢年过节，刘节见陈寅恪，仍行跪礼，文革期间，代师挨批斗，皆为佳话。
一九二八年秋，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成毕业。次年一月，梁启超亦病逝，自王国维后，清华园又一位大师凋零。刘节就读期间，梁、王、陈、赵四大师俱在，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鼎盛时期。日后，刘节享誉史界，道德文章为人称颂，想来得益于这段经历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