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周氏兄弟失和的前一个月，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一篇批评永嘉松台山人《日本语典》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说自己“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惠，不过觉得有趣罢了”。而这种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并指出，“日本文法在本国未必绝无好著，但中国没有一本可以与《英文汉诂》相比的书却是事实”。他举例说，“梁任公的《和文汉读法》大约是中国人所著书中最早的一种，即使有些缺点，其趣味与影响也不可淹没”；“葛锡祺的《日语汉译读本》可以说是一部适用的书，虽然只足为课本没有潜藏的趣味——然而与永嘉松台山人的《日本语典》相比较，别的文法书都要算是佳作了”。
我们都知道周作人讲究趣味。他对于文法的趣味是因为“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周作人的趣味当然不会仅在于此。“于实用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别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才是他赞同和主张的。而《日本语典》却是“太有趣味了”，超出了文法书的范围。
周作人说：“《日本语典》中的规则及说明都有所凭据，没有什么错误，到了所举的实例里便匪夷所思的奇妙了。”在举出书中第九页、第二十六页、第二十七页、第六十页、第一一四页等多处具体错误后，周作人批评道：“这些独辟蹊径的‘洋泾浜’日本语无论怎样的适于国人，只是在日本不通用，也是徒劳。要学外国语只得自己去迁就他，不能叫人家来遵从我，这是很明瞭而平凡的事实，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日本语典》的著者却得在外国语来施展独创，于是结果成了一部空前的浪漫的文法书了。”
文末，周作人说自己还曾批评过两种讲日本文法的书。“其中也有许多独创的句子，其奇妙处非常相似，几乎令人疑心三者同出于一人的手笔”。这另外两篇批评文章，不难找，找到后篇即可知道前篇所在。一篇是《评译日文法》，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晨报副镌》，与《日本语典》一样，未收入作者自编文集，而钟叔河所编《知堂书话》均有收录；另一篇题为《三天》，评《日文阅书捷诀》，作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也登在《晨报副镌》，收入《谈虎集》。这两篇文章中，周作人重复了一段话：“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而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评《日本语典》所说的：“要学外国语只得自己去迁就他，不能叫人家来遵从我”，比此有更深的意味。
对于周作人的批评，永嘉松台山人“且感且悚”。他的回应文章，刊在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晨报副镌》第四版“来件”栏目，题为《答作人君之日本语典批评》，逐条解释周作人的质疑。在此恕不一一引用双方对日文语法的具体争辩了，谁是谁非，有待语言专家考证，不在本文探究范围。但是，据说周作人的日语水平高于鲁迅。止庵《周作人传》转录了清水安三、谷崎润一郎等人的评价，其中谷崎润一郎说，周氏讲着“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他“没有料到他的日语会如此出色”。《答作人君之日本语典批评》一文之后有《周作人附记》，显然是《晨报副镌》的编辑将永嘉松台山人的文章转于周作人了，并请他答复。周作人又对他的疑问作了一番阐述，他自信他的批评是不错的。周作人认为日本语是活语言，所引或不曾引出来的那些句子是否“洋泾浜日本语”，“凡日本人及懂日本语的中国人都是知道的，只要请问一声便好，正不必空在纸上争辩”。
《日本语典》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初稿发行，每册定价一元，编著者、发行者为永嘉松台山人，校阅者湘西沧庐居士，印刷者上海华丰印刷厂，经售处上海银行周报社，分售处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时事新报馆、上海至诚堂书店。是书封面设计朴素，只印有书名、编者、印行时间三行字。目录页署永嘉松台山人初稿，版权页钤有“永嘉松台山人之章”隶书朱文印。版权页之后还刊印上海银行周报社发售书目一页。全书分上、下篇，上篇九章，一百八十八页，下篇三章，三十页。正文前有序，为沧庐民国十一年十二月所作：“永嘉松台山人本其多年研究之心得，编为日本语典一书并出以相示兼嘱有所言。夫国人研究日本语言文字者，每苦无善本，间有一二日本人士为吾国学子编辑专书，或失之繁琐或嫌其简略，语典尤难得适用之，专书堪资研究也。永嘉松台山人有鉴于此，因有是书之编辑，解释既详，举例尤当，凡研究日本文字者，得此以进窥堂奥，其便利孰甚。又所异于群书者，则系为国人研究者而作，故体例与取材均以国人适用为依归，以与其他诸书其编辑方法因各有异同，要能独辟蹊径而发挥其特长也。展诵之余，爰书所见，以为序。”
是序没有透露编者来历一二，书中也找不到有关信息，实乃遗憾。倒是《答作人君之日本语典批评》有所说明：“鄙人以日本文典，我国人编著者甚多，惟日本语典或语法，以我国文言编译者，至今并无其书，不揣浅陋，即以多年研究之所到之得，仓卒成书。不敢以著述自命，篇首即曰初稿。原冀请于大雅之前，以待后日之改订。其中差堪自慰者，凡日本语能由我国文言解释者，一一举出，俾便习日本语者之参考。”又说：“鄙人并未编著日本文法书，亦未见作人君所批评的两种日本文法书，则一部空前的浪漫的文法书，不自鄙人始。不胜庆幸之至。”
《日本语典》出版后，《申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银行周报》《大平洋杂志》等均在第一时间予以推荐，其中以《银行周报》的力度最大，不仅多次刊载署名沧水的介绍短文，还连续整版刊登目录及转载《神州日报》《申报》《时事新报》的评语。《神州日报》评语：“日本文易通，日本文难讲。此为一般留日学生及国中考究东文之人所共感觉者。近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日见密切。日人之能操华语者亦日多，惟国人之能操日语者，则除若干老留学生及有言语天才者外，至今依然寥寥。此由提倡者少，亦由于无良善之学校及完美之书籍也。永嘉松台山人有鉴于此，游学东京时，著有《日本语典》，稿成未刊，最近订正付梓，由本埠香港路四号银行周报社发行。此书于日语要旨发挥之处不鲜，凡欲研究东文者，不可不人手一编。售价一元，价亦不贵。昨承惠赠一册，阅竞为之介绍于此。”《申报》评语：“永嘉松台山人曩年游学东京，因鉴于国人研究彼邦语言文字，苦无善本。因就研究之所得，随时笔录，积稿盈箧，著成《日本语典》一书。近复重行订正，并以付梓。每册定价一元，托由上海银行周报社代为发行，内容极为丰美适用云。”《时事新报》评语：“国人习日语，大多以彼邦人士所著之教科书为范本，其中编制与取材，未必尽合国人之需求。兹有永嘉松台山人，新著《日本语典》一书，于日本语法，分类解释，畅达明晰，而于国人研究日语时最要之点，尤再三致意。全书一册分二卷十二篇，都二百余页，现有本埠银行周报社、商务印书馆及本馆经售。”
而沧水的介绍则与《日本语典》序言大同小异：“吾国人研究日本语言文字，每苦无善本，间有一二专书，或失之繁琐或嫌其简略，其于语典尤难得之适用专书俾资研究。永嘉松台山人曩曾游学东瀛，因有鉴于此，爰编《日本语典》一书，解释既详，举例尤当，凡研究日本文字者，得此以为参考，其便利实非浅鲜又所异于群书者，则系为国人研究者而作，故体例与取材均以国人适用为依归，以与坊间所出各书，其体裁微有异同，要能独辟蹊径并发挥其特长也。今略就所知，以为介绍。”这似可证明沧水与沧庐、湘西沧庐居士为同一人。沧水即徐沧水，查同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商业大辞典》：“徐沧水（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中国早期合作社思想传播者。原为新闻界人士，曾任《民主报》编辑，主办实业编辑社。一九一六年在南洋商业公学任教后，开始宣传合作社。先后发表了《说产业公会》《消费公社与百货商店》《平民银行之商榷》等宣传合作社的文章。一九二〇年被选为上海合作同志会委员。”该介绍甚为简陋，只说徐沧水合作社思想一项。其实，一九一七年，《银行周报》创办时，徐沧水即参与其中。据一九二六年第八期《银行周报》刊载的《徐沧水先生哀挽录》，徐沧水名嗣唐，字伯陶，以号行，世居湖南长沙，一九一八年赴日本调查经济组织及钻研经济学，一九二〇年归国任《银行周报》总编。在他家属所捐赠给银行周报社的徐沧水藏书中，有《日本语典》一册。严格地讲，长沙并未属于湘西，有可能是徐沧水祖上从湘西迁至长沙，故落款为湘西沧庐。
那么，永嘉松台山人又是何人呢？永嘉乃浙江温州旧称，松台山为当地名山，妇孺皆知，唐高僧永嘉宿觉大师逝世后葬于此，故有“宿觉名山”之称。取“松台山人”为号，很是普通。因此，一定程度加大了考究的难度。但《申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的评语说永嘉松台山人曾游学日本，又缩小了寻找的范围。另外，从与徐沧水的交往及和银行周报社的关系来看，永嘉松台山人定是他们的同道中人。
温州虽偏隅东南，但常有开风气之举。晚清民初，新学发达，学生留日风尚兴盛。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于光绪二十九年（即一九〇三年）三月编《浙江潮》第三期，曾刊载《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同年三月调查结果，总人数一百三十人，其中温州人十七人。又有《壬寅卒业诸君题名》，总人数十七名，温州人七名。据胡珠生《温州近代史》统计，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温州留日学生为一百三十五人，名列浙江全省之冠。而其中，后来与徐沧水及银行周报社关系密切的有两人：黄群与徐寄庼。《徐沧水先生哀挽录》录有他们的挽联。黄群挽云：“计学探骊珠大著夙钦南史笔，赋词惊鵩鸟壮年共惜贾生才”；徐寄庼挽曰：“十年文字交旧学商量深愧不才叨片席，八月膏盲病新居慰问何堪永诀竞千秋”。而且从《日本语典》出版时间推测，与黄群、徐寄庼的留日及归国时间吻合。
黄群（一八八三—一九四五年），原名冲，字旭初，后改字溯初，号朔门，别号小梦。早年习科举，师从陈介石等人。一九〇一年，赴杭州养正书塾就读。一九〇四年，自费留日攻读政法，就读于同文书院、早稻田大学。一九〇八年归国，应湖北法政学堂之聘，任教习兼翻译。辛亥革命爆发，黄群积极响应。杭州光复后，黄群被推举为浙江代表之一，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护国运动中，黄群襄佐梁启超举起“保卫共和”大旗。黄群政治生涯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件事是，抗战时期策划“高陶事件”，发挥了“幕后政治家”的作用。黄群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还是一位实业家、藏书家。民国初年，梁启超任财政部部长时，受聘为顾问。弃政从商后，历任上海通易信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东瓯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瓯海医院董事长、瓯海实业银行董事长等职。黄群非常重视地方文献的收藏。从一九二八年起，黄群出资选刊《敬乡楼丛书》，计四辑三十八种七十八册。
黄群可能是《日本语典》的作者的理由有：在湖北法政学堂教日文兼日文翻译；通易信托公司是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号经纪人，在金融界地位可想而知，与银行周报社的来往顺理成章，且长期担任《时事新报》社长；一九二一年，在松台山下建成占地数十亩的别墅，名“松台别业”，故极有可能取“松台山人”为号；黄群曾对他的朋友说起要写一本有关日本语的著作，见刘放园一九三八年作《次韵小梦长吟篇》，其中有“著书究语源（君近精研日本语源，著为专书），参考殊渊博。今日事苦耕，他年定丰获。书成商定者，我愧承先约”之句。
徐寄庼（一八八二—一九五六年），字陈冕，永嘉人。浙江杭州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与黄群同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山口高等商业学院深造。一九〇五年回国，任职于温处学务分处。一九一四年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曾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交通银行官股董事，中国银行商股董事，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兼代总裁等职。徐寄庼参与创办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银行周报社、上海票据交换所等金融机构，与杜月笙、虞洽卿等上海滩名流交谊甚笃，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银行家，著有《最近上海金融史》《泉币拓本》。他与黄群关系非同寻常，留日期间曾共同建议成立温处学务分处。黄群投身商界，更是互为倚仗。黄群策划“高陶事件”是通过徐寄庼的牵线搭桥才得成功。黄群晚年郑重把诗稿交由徐寄庼，黄群病故，徐寄庼等促成其诗稿出版。
温处学务分处成立时，徐寄庼为管理部副主任并任日文译员，于日语亦有研究。他与徐沧水及银行周报社的关系，按常理分析，比黄群更为密切。黄群当时任《时事新报》社长，若出版著作，一般会托本社经售，不必费周折请另一家报社帮忙。而徐寄庼是银行周报的创办人之一，出版著作时在本社寄售更为合理。更为有利的依据有二：一九二四年第十二号《学生杂志》，刊有署名江的《答直隶玉田沨声君》一文，其中有“问：初学日本文典和语典的人，用商务印书馆的《日本文典》和寄售《日本语典》（徐寄庼），合宜不合宜？答：可以用”，这里明确指出《日本语典》的作者是徐寄庼。江即是杨贤江，字英甫，又名李浩吾，浙江余姚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卒于一九三一年，教育思想家，曾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著有《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答直隶玉田沨声君》一文后收于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杨贤江全集》第四卷。团结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介绍徐寄庼的著作时，说“著有《最近上海金融史》《日中字典》《近代泉币拓本》”。未知《日中字典》来历何处，疑即《日本语典》，但从另一侧面说明徐寄庼有此方面的著作。因此，笔者认为徐寄庼即永嘉松台山人可能性最大。
如果徐寄庼就是《日本语典》的作者，那么不能不提一下他与同门师兄周作人的关系。一九三〇年二月，章太炎曾为徐寄庼书写“寄庼”横匾时，论及徐寄庼曾从其讲学。是匾“寄庼”两字为篆体，跋曰：“寄庼二十余年前尝从余讲学，转而服贾。顷岁，属以二字题其坐右。人生若寄本昔贤常语，然庄生云：仁义吾先王之遽庐。余愿寄庼寄身于仁义而已矣。民国十九年二月章炳麟识。”此匾近年现于上海闽行区旧市，为一藏家所得。
周作人在批评《日本语典》的时候，不知是否知道作者原是他的师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