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即邀请马叙伦返校任教。六月下旬，马叙伦获悉张勋复辟的阴谋，便离京南下度假。不料，盛夏之时的七月三十一日，他的恩师陈介石在瑞安故去。这个消息着实太突然了。马叙伦从杭州匆匆赶往瑞安吊唁。
“忆我有志，始从门下，行兮我范，文兮我治，行则不称，文能河泻。……三千之中，视我犹子，父事未能，亦吐肝肺。今也何如，浩浩江水。呜呼哀哉！忆我从师，于兹廿祀，南北东西，无往不侍。中或相雏，日月焉耳。”展读祭文，马叙伦泣不成声。
两个月前，陈介石得知弟弟醉石病危，“兼程驰归”老家探望。七月七日，醉石辞世。相距不过二十余日，“以恸致疾”、伤心过度的陈介石竟追随而去，享年五十九岁。陈介石离京，马叙伦来不及送别。想不到，这却是永诀，怎不令人痛心。
陈介石，名黼宸，一八五九年生，瑞安一代名儒，与宋恕、陈虬并称“东瓯三先生”。陈介石弱冠，“即意气不可一世”，曾与宋恕、陈虬、许启畴、金晦等人结求志社，提倡经世之学。二十一岁开始，在家设颍川学塾。后又执掌乐清梅溪、平阳龙湖、永嘉三溪等书院，“四方从学者几千人”。三十五岁时，考中举人。陈介石与宋恕、陈虬等人言行常不同于孙诒让、黄体芳等地方名流，颇多开先河之举。如一八八五年，陈介石与陈虬等人创办利济学堂、利济医院。利济学堂系全国最早的一所新式中医学校。一八九七年，两人又共同出版《利济学堂报》，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学报之一。因此，孙宝琦在津创办育才馆，托其弟宝瑄请宋恕赴津任教。宋恕致函孙宝瑄转荐陈介石：“品行极优，胜恕十倍。志大识超，恕心中上五名人物。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不屑章句；文似黄河、长江，不饰门面；素业授徒，帖括、市井二气全无。”
一九〇〇年，四十二岁的陈介石受聘为杭州养正学堂史学教习，并一度担任总教习，马叙伦正是此时起与陈介石相处。“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们当初并不晓得”，马叙伦后来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回忆道。“我听了他老对历史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真懂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无不五体投地地归依他老了”。
不过，陈介石在养正学堂只两年，便因一场学潮愤而辞职了，马叙伦也遭开除。之后，陈介石到上海主持《新世界学报》，马叙伦随师为该学报撰稿。一九〇六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陈介石到广东办理学务，陈介石即召唤马叙伦来粤，先在两广师范学堂任教。次年春，陈介石接办两广方言学堂，马叙伦改任该学堂教员。一九〇九年，陈介石当选为浙江谘议局议长，又把马叙伦召回到身边，任浙江谘议局书记。一九一三年，陈介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兼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一九一四年，陈介石专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不久，马叙伦也到了北大任文科教授。袁世凯称帝，马叙伦毅然辞职以示反对。蔡元培到任，他再次回到北大，与陈介石共事。
从杭州到上海，再从广东到杭州，乃至到北京，马叙伦与陈介石形影不离。对于马叙伦来说，陈介石是一位亦师亦父的长者，可敬可爱。而对陈介石来说，马叙伦是他的得意门生，一路提携。难怪胡适要把马叙伦划入北大的“温州学派”。胡适晚年曾对他的秘书，也是温州人的胡颂平说：“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后来，还有马叙伦。”关于北大“温州学派”之说，目前只有胡适提及，似无他旁证，也许只是胡适的泛泛而谈，这是需要注意的。但胡适的这个说法，起码说明了当时北大中温州人有一些影响力。
办《新世界学报》和到广东办理学务中间这三年，马叙伦没有跟随陈介石左右。如果说北大真有所谓的“温州学派”，那么这三年，可以说是陈介石为“温州学派”埋下了伏笔。
一九〇三年，陈介石考中进士，官户部主事。主考官孙家鼐、张百熙、荣庆一致奏派陈介石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教习。京师大学堂即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立于多难兴邦的一八九八年，当时戊戌变法失败，维新力量受挫，唯有京师大学堂获幸免，未予废除。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大学堂遭破坏，一度停办。一九〇二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兴学伊始，教育未易得人”，而“品学纯粹”的陈介石为张百熙等人赏识，得以被延为大学堂师范科教习。
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陈介石到大学堂报到，十九日开讲。因为到迟了，大学堂已请了一福建人讲经学，陈介石只教史学。“每礼拜仅上堂三次，每次只一点钟。束减去二分之一，每月仅得洋百元。张治初（即张百熙）极好，而大权尽归监督，而监督又全无主张，教科大可整顿，所用惟一二日本人而已。”在大学堂教书没几天，陈介石给弟弟醉石汇报所见所闻，还发了一顿牢骚：“京城官场气习臭不可耐。孙仲玙常与兄言：‘京都有三无——无言可说，无事可做，无人可交。’信然！”次年三月，性格耿直的陈介石看不惯这种作风，与日本教习大争了一场。他在致醉石的家书中说：“中国官场人均袒日人，我大怒，厉声争辩，几至闹到公使馆。后以国事调和而止。我气盛时乃有贲、育之勇。日人名服部宇之吉，权力甚大，全学堂事务均在他掌握，监督、提调但画诺耳！自我与之争，各学生见之无不壮气，但同事必不喜，未免相形见绌耳！”
京师大学堂初仿日本学制，所以请了不少的日本教习。而且这所某种意义上的皇家大学一定程度沿袭了科举那一套。因此，尝试“新教育”必有阻力。就拿陈介石来说，他在京师大学堂所编教材《中国史讲义》，曾因“提倡民权”而遭到焚毁。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张百熙奏派陈介石兼任学部京师编译局编纂。一九〇五年六月，户部又派充他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身兼数职，陈介石“益忙无暇”，连温州知府锡纶、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孙诒让请他来温商量整顿中学，亦不能分身。
一九〇六年夏秋之交，陈介石被派往广东办理学务，暂别京师，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才复适京，重执教鞭。此时，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
一九一五年入北大读书的冯友兰，对深受同学们尊敬的陈介石印象犹深：“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他说，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记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陈钟凡也有相似的回忆：“介石先生授温州语，非吾辈所能尽了，而先生每至教室，挥粉急书，累千百言，一闻钟声，戛然而止，录出读之，洋洋洒洒，韩潮苏海，无以为过。”
陈介石的普通话很蹩脚。当年宋恕致函孙宝瑄时就曾直言陈介石短处有二：一是不会普通话，二是书法极劣。徐志摩笔下记录了陈介石说普通话的一段趣闻：“两人客北地者，往往苦于言语；初学京语，其荒谬有足捧腹者，陈介石先生是也。先生以南人所称之面布面水，北人概称脸布脸水，遂据说文通假之例，以为面食之面，当读亦如若脸。一日，入饭舍，昂然谓佣保曰：‘要鸡丝炒脸，’佣保辞不省，先生顿足曰：‘焉有北京人不懂鸡丝炒脸者。’一时传为笑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真难为了这些学生。马叙伦小时候曾在温州生活，所以他不无得意地说，“他老一口温州话，我们初初也真不懂得，可是我占便宜了”。在粤时期，陈介石应黄节之邀在南武公学讲学，前后五期，听者数千。此次讲演，“阐明躬行实践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广东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可惜陈介石的温州话难懂，只好边讲边录，印成《南武讲学录》发给到会人员。第一期，即是马叙伦所录。陈介石的温州腔，固然难懂甚至令人发笑，但这也恰恰构成了老北大的某种独特魅力。而且这并不影响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比冯友兰、陈钟凡早几届的学生宋琮说：“闻诸同学曰：我国自有大学以来，讲师将千人，未有瑞安陈先生右者。先生学通古今，旷代一人。每当讲画，批却道窾，循循然善诱人，故门弟子受化最深，感慕亦最切，当冬夏假日，先生归省，门弟子必来送别，先生与处一室，欢若家人。”
陈介石病逝，接替他史学教授位置的是陈怀。
陈怀，字启明，后改字孟冲，也作孟聪，号辛白，一八七七年生，是陈介石的侄子。他天资聪慧，深为陈介石器重，尽传平生所学。据说，陈介石在温时，向他求教的弟子很多，经常忙不过来，都嘱先向陈怀求解。从陈介石家书来看，陈怀还参与过陈介石某些著作的编撰。从在上海办《新世界学报》开始，陈怀就跟在陈介石的身边，历任学部编译局分纂、两广方言学堂文科教习等。一九一三年，他以考选知县，被派至山西。在晋五年，安定社会秩序、兴办学校，深得人心。陈介石去世，陈怀辞职回家守丧。蔡元培闻讯，即聘请他为北大教授。“在校六年，士仰其学，一如介石先生”。陈怀是清史学科开创性人物，其史学讲义《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不仅是较早的清史断代史，而且所论“在政治立场、指导思想、学术内容、体例形式等方面都与传统史学不同”。陈怀在北大编撰讲义过勤，得了眼病，后来又患了软脚病，但他却是个敬业的人，绝不请假，一日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陈怀去世，享年四十六岁。次年一月，蔡元培与朱希祖、马裕藻、马叙伦等联名发起追悼会。
陈怀的表弟林损，比陈怀早几年就在北大教书了。一九一四年，林损任北大预科讲师，一九一八年升为教授。陈介石故去后，所授诸子等课由林损代之。林损一八九〇年生，自小从舅舅陈介石学习，陈介石去广东时，也把他带在身边，深得真传。林损比陈怀小十多岁，他们虽是表兄弟，但是从学术传承上讲，却有师徒关系。因此，林损自称“受业外弟”。陈介石与林损曾同时在北大任教，此后，陈怀与林损同在一校。甥舅、叔侄、表兄弟，构成了“温州学派”的核心链。
既然成派，必定有一定势力。除陈介石、陈怀、林损外，当时至少还有林次公、章献猷、孙诒棫、许璇等温州人在北大或任职或执教，而陈介石弟子除马叙伦外，还有伦明、陈宝骐等。其中，林辛，字次公，是林损的哥哥，与林损同年到北大任教，其子林尹是黄侃高足；前清举人章献猷，字味三，号士荃，曾任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时为北京大学职员；早年留学日本的孙诒棫是孙诒让的堂弟，曾任清史馆编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许璇是农科教授；京师大学堂毕业的伦明是法科教授；陈宝骐在两广方言学堂从陈介石学，以广东高材生补为北大法科教员。一九一八年初，蔡元培为改善校风发起进德会，马叙伦、陈怀、林损、章献猷、孙诒棫都是甲种会员；六月，章献猷还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其实，这个阵容早在陈介石主政两广方言学堂时就已基本形成。当时，除了马叙伦毕业于养正学堂外，还有周继善，龚寿康，他们分教英文和美术；伦明担任教务长兼经济科教程，陈怀、章献猷是文科教员，另有高谊、林公任、黄公起、林涛等，共十多位温州人。
无疑，陈介石是“温州学派”的核心人物。老师到了哪里，弟子就跟到哪里，乡里乡亲也带到哪里，同一学术观点的朋友就站在哪里。这种同门、同里、同派系的圈子文化极富中国特色，沿袭至今仍不乏市场。就连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与国会里的浙江同乡、教育部内的改革派的积极策划不无关系。所以，蔡元培任期前后，浙江籍教员占“半壁江山”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蔡元培与温州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与陈介石早有交往，章献猷则与他同年中试，交往甚深，蔡元培尊称其妻、画家张光为“年嫂”。
但胡适对“温州学派”印象深刻，还有个原因是相对余杭章太炎派职员而言的。马裕藻、钱玄同、黄侃、康宝忠、沈兼士等章门弟子济济一堂。与陈介石差不多时候进北大教书的沈尹默也是沾了章太炎的光，他回忆：“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就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何、胡分指何燏时、胡仁源，是当时北大的负责人，章门弟子来北大大多是他们所邀。为什么他们要对沈尹默们伸出橄榄枝？沈尹默毫不讳言这是“新旧之争”。京师大学堂复办到严复出任北大校长，文科素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范围。而随着章门弟子的相继到来，逐渐为推崇魏晋文风、注重训诂考据的学风取代。毋庸置疑，在这场推陈出新的运动中，“温州学派”也是其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蔡元培到任，以章门弟子为代表的新派势力已经很大。蔡元培向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可见一斑。
汤尔和还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接下来北大发生的故事，即如大家都了解的新文化运动的崛起。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曾述及这场改革：“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一九一九年一月，深受陈独秀、胡适等影响的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为新文化运动鼓与呼。而另一些学生俞士镇、张煊等，“慨然于国学之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在刘师培、黄侃等人指导下，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三月，《国故》月刊出版，林损、马叙伦、黄节等赫然名列编辑。成员中还有一位北大学生伍一比，即伍叔傥，是温州人。
这一回的“新旧之争”，章门弟子阵营出现分化瓦解，黄侃从原来新派人物沦为旧的势力。由于林损、马叙伦等加入国故社，“温州学派”也被陈独秀、胡适们视为旧派人物。
黄侃曾说：“化之文野，不以强弱判也；道之非韪，不以新旧殊也。”国故派对陈独秀、胡适们强分新旧最为不满。对此，蔡元培虽然认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但旧学大势已去，尽管刘师培、黄侃、林损、马叙伦等极力论争，无奈落花无情，随着刘师培的病故，《国故》杂志只匆匆出版四期，即告停刊。
直到晚年，胡适还想起“温州学派”，恐怕是因为林损。陈介石、陈怀相继离世，林损撑起了北大“温州学派”的局面，当然还有马叙伦。“五四”前后，林损曾与黄离明等组织汉学研究会，创办《唯是学报》，倡言复古，与新文学运动论战，《汉学存废问题》洋洋洒洒数万言，指出白话文不可行，共二十五事。一九二七年，林损为东北大学所聘。一九二九年，重返北大。此时，林损在新文化的天地里已近乎“怪人”。他对学生说：“考试时你们必须用文言文答卷，白话文我一概不看。”终于，一九三四年，北大内部调整，他与许之衡被解聘，奏响了这场“新旧之争”的尾音，也给北大“温州学派”划上了一个句号。此前，朱希祖、马裕藻也黯然离去。凑巧的是，那一年，农科教授许璇也去世了，次年，马叙伦为这位交往了二十年的好友撰《故北京大学教授瑞安许叔玑先生之碑》。“温州学派”成员接连凋落。而马叙伦多次进出北大，时间最长，胡适自然要在“温州学派”加上一个“后来，还有马叙伦”。但马叙伦一个人的力量，已难再支持“温州学派”的气候。
林损去辞，引起轩然大波。他写信给胡适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句，怎不令胡适印象深刻呢。然而北大“温州学派”的沉沉浮浮，怎一个“新旧之争”能囊括。正如陈平原所言：“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潮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