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春天，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问我是否愿意抄录时人日记里有关林损的条目，作为温州文献丛刊《林损集》之附录。那段时间我读日记正津津有味，接此任务正可有的放矢，便欣然答应。翻读胡适、周作人、吴虞、吴梅、黄侃、朱希祖、邓之诚、吴宓、杨树达、刘半农、夏承焘等人日记中，摘得一百九十余则。近日，出版社寄来《林损集》大样，卢礼阳嘱为校对。通读过后，又找出原书核对，不禁萌生将所摘日记分类归纳之意。
日记是座宝库，鲜活文献取之不尽，一般而言，不仅能见记主之神采，而且可证记主笔下人物事件之真相。因此，从时人日记里看林损或可勾勒这位“怪才”鲜为人知的一些面目。
关于林损的行状，早有其弟子徐英所撰《林公铎先生学记》传世，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专节回忆更是生动刻画了他的性格，胡不归、张中行等文章亦有涉及。我这篇只能算补白。
辞职风波
林损辞职离开北京大学，是北大新旧学派斗争的一个尾音。论者多以为是胡适、蒋梦麟之手腕。
张中行在《胡博士》一文指出，胡适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举的例子便是胡适任文学院长的时候，林损的解聘。“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程巢父认为这是“张中行误度胡适之”了。他说：张先生对胡适的理解并不深，“一是对胡适的著作读得不多；二是写此文之前，大概没有通读过一部《胡适年谱》，否则，张先生不会写出关于林损解聘那一段话”。
李振声在去年《书城》第三期发表文章，同样用程文所引材料，反驳程的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林公铎的被解聘，胡适必有脱不了的干系”。
“林损怨怼胡适这桩陈年公案”，至今还有市场。早在一九四二年，林损的学生薛凝嵩就和胡适的学生胡不归为此打过笔墨官司。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引用林损致胡适、蒋梦麟函，说明“这种‘村妇骂街’感情冲动的行为，大失学者的风度”。薛凝嵩很为不满：“学者之可贵，在气节不在风度。假有人焉，光风霁月，汪洋万顷，阁下视之必谓大有风度矣。倘其人阿附权贵，任人笑骂，仅图权势，不知廉耻，则此人纵曾读破万卷，亦无可取。仗义执言，以去就力挽学校举措之失当，阁下竟以为大失风度，以为固执怪僻，以为感情冲动，如此颠倒黑白，阿私泄愤，阁下试思岂非感情冲动？岂非大失风度？”
其实，北大几位“老”教授当时也把矛头指向蒋、胡。
邓之诚日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
北大蒋、胡数易马幼渔及黄、林诸人。公铎遂先起辞职，与书痛诋蒋、胡，腾诸报章，看来此事必有大波澜也。前三年，蒋之逐朱逖先，意即在孤马之势，特马不知耳，然尚能免撑三年之久，马亦倔强哉。
刘半农记来龙去脉更详，言辞公允。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
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到马幼渔处小谈，梦麟已决定辞退林公铎、许守白二人，并以适之代幼渔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幼渔甚愤愤也。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下午到研究所指导学生做实验工作。国文系学生派代表四人来见，谓林去已不成问题，马已辞主任，仍允不辞教授，许则已知校中不再续聘为教授，仍愿任讲师。学生以其可怜，乞余设法，余允为转达。
林损去职后，受黄侃之介，赴任中央大学。时早几年受排挤的朱希祖（逖先）亦在南京。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朱希祖遇林公铎，欷歔不已：
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掌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
而林损自始至终认为是胡适等新派人物作祟。吴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日（西廿六）：
雨。早课毕归。崇如新生子满月，邀至后进屋午饭。余以两股生结核，未敢多饮。席散，往访林公铎，同往刘三处长谈。公铎坚约小饮，因至益州饭店，自四时至七时毕。席间所谈，皆北大近日事，方知朱逖先之南来，受傅斯年之绐；许守白之解约，出胡适之之意，而朱与许皆未知也。可胜浩叹。饮毕即归，未及八时云。
但是，胡适对此并未作多解释，其复林损函：
今天读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哪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
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
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
旁顾左右而言他，模棱两可。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八册《胡适日记全编》关涉林损仅一则。一九三四年五月卅日：
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续聘者：
梁宗岱Hewvi Frei林损
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
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公铎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公铎当我面时，对我很好，说：‘适之，我总不骂你的。’”他虽避而不谈林损辞职，可态度很明确，大致如同刘半农评论的，林损解聘，“咎由自取”。
狂狷人格
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日记》，只提到为林损饯行。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午至广和饭庄应海秋之招为公铎送行也。来者尚有润章、圣章、兼士、耀辰、幼渔、介石、晦闻、丙辰等人。下午二时返。
但周作人回忆录里则有专节谈林损，描写林损的狂和怪是很经典的：一天周作人在国文系的办公室遇见林损，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周作人又好奇地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陶渊明。还有一则，一位名叫甘大文的毕业生拿起桌上一本北大三十几周年的纪念文章，问林损：“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一般人见此本可收场，但甘君还不肯罢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道：“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损从容笑道：“亦不通，亦不通。”这位甘君是胡适的弟子，能作万言洋洋大文，应酬交际功夫也十二分“绵密”，可遇见林损就一败涂地了。周作人说，林损的态度很是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
严薇青《北大忆旧》里也讲到，有一次学生问林损：“现在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林损的回答是：“第一，没有；第二，就是我了。”
夏承焘与林损同乡，碰过两三面。夏十二三岁时就读《林损杂志》，视林为“乡里一异才”，尊为前辈。林、夏无直接师生之谊，然而林对前来拜访的邵潭秋说：夏与李雁晴“皆其门人”。
在夏承焘日记中，多处提到林损的狂。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坐湖滨，晤林公铎。杲明来，谓此君近日语言甚妄，往时豪气，渐销沉矣。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过大石桥十号访林公铎，尚记昔年海晏同舟事。值其酒后，见汪君书，读首二句，即斥为不通。狂态犹如昔也。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
澄宇寄来论著集二册，驳太炎广论语骈枝一篇最好。各文于梁任公、胡适之极口漫骂，称林公铎为本师，其言论一似公铎，博涉亦如公铎。气矜之隆，尤为一时瑜亮。
夏承焘将林损与马叙伦比。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
早往之江指导选课，晤马夷初，近改名芗翰，须发斑白矣，殊和易，不似林公铎之傲兀。
陈谧是林损的同乡好友，很了解林损为人，曾作《林损传》论及狂，极有见地：“余尝谓损生平嗜酒，人目以为狂而争避之，然损竟以此自免。夫损之狂，非以酒，盖有道焉，非狂不足以济其学也。呜呼，损真可谓善狂者矣！”
好评人事
林损特立独行的另一面表现在好骂人，好评论，刘半农称之为“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不务正业。夏承焘也在日记谈到，“其人骨头自硬，可入独行传，惟太好骂人耳”。
从所辑集的有关日记来看，林损评事论人，有如下几方面。
指点江山。刘半农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下午至平安里王悦之家画像，自二时至五时，仅打成一炭纹草底。归途至幼渔处闲谈，而林公铎亦至，听其大发狂言，凡十分时，即别归。公铎决无一句可取，惟骂戴季陶是国民政府中第一大昏蛋，却是不刊之论。
吴梅日记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
晴。早起，林公铎（损）至，送我大曲酒一瓶，又言日本新要求，蒋介石下野，王揖唐长财政，而行政院日日开会，且无决议也。
说教育现状。吴虞日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林公铎谈，林云：北大学生，七年前二百人中死一人，现每年二百人中死三人。从前全校学生，有花柳病者一二人，现则十分之三有花柳病。从前休学者少，现在休学者多。其休学之原因，则家款做冶游之用，而无钱再缴学费也。
当时，教授蓄妾、逛八大胡同并非新闻，林损说学生得花柳病人数无法印证，但说明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曝学界内幕。吴虞日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马夷初仍转北大，讲庄子哲学、文字形体，各三小时。林公铎言，夷初初从陈介石讲《通典》《通志》《通鉴》《史通》《文史通义》，谓之五通，后乃从章太炎讲训诂。又言太炎讲学，纯为反对康南海起，南海讲今文学，太炎即讲古文学；南海讲公羊，太炎即讲左传，南海讲董氏学，太炎即讲周礼；后来孙诒让著《名原》讲形，太炎即著《文始》讲声，太炎初骂王阳明、黄梨洲，近又称王、黄，盖太炎始终一文学家，自己无一定之真正宗旨也。又言太炎初从谭仲修，后从孙锵鸣（诒让之叔），最后由宋平子介见俞荫甫。仲修曾及见龚定庵、孝巩，故太炎《訄书》，文体亦有近定庵者。
吴虞日记一九二五年正月十八日：
林公铎来谈，云太炎有王菉友稿本，其著书虽诋王菉友，而暗用菉友稿本，改头换面而出之。其《文始》一书，则用陈兰甫之条例也。
吴梅日记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
早起构思，作仲清母黄太君九旬寿序，正欲动笔，而林公铎至，言黄季刚昨夜至渠处漫骂，以为公铎不通，两人于是破口。余闻之一叹。盖公铎弟子徐英，字澄宇，曾作《广论语骈枝》，于章太炎有微词。季刚以为公铎所嗾使，故有此举。实则澄宇亦列季刚门下，未必有意詈太老师也。使太炎之言果无谬误，则徐生之毁，亦等于叔孙武叔，何损日月之明？使其言果谬，虽百季刚亦不能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多见其器小而已。
骂人。骂刘半农。吴虞日记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林公铎来谈，极言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助出洋，实非例也。
骂钱玄同。吴虞日记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
昨夷乘言，幼渔、公铎、兼士皆与玄同冲突过。公铎骂其卑鄙，陈介石骂其曲学阿世，孟寿椿言其出身微贱，傅斯年言其音韵学最使人头痛，潘力山言其前谄事黄侃，后痛诋黄侃，又谄事陈独秀、胡适之。玄同常到蔡孑民处，当时人讥之曰：又到蔡先生处去阿一下，其人格尚可言哉！
此段所记林损骂钱玄同为戴夷乘转述。戴也是温州人。台湾出版的《古今中外名人秩趣》一书却有一段两人直接交锋的记载：
林损问钱玄同：“你教什么科目？”钱玄同答：“音韵学。”林损说：“狗屁。”钱玄同火大起来，质问：“音韵学与狗屁有什么关系？”林损笑着说：“狗屁也有音韵！”
刘半农、钱玄同与林损同是“卯字号”人物，都属兔。胡不归说，胡适回忆刘半农时，曾提起这段往事：“我与半农皆为以前‘卯字号’人物，至今回忆起这段故事，令人无限伤感。缘半农与陈独秀、林损及我皆为卯年生，我们常和陈独秀、钱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间屋里谈天说笑，因此被人叫做‘卯字号’人物。‘属兔’，陈独秀先生比我们大十二岁，即是比我们大一个卯字，他们叫他做‘老卯子’，叫我和半农、林损诸人为‘小兔子’。现在我们‘小兔子’的队伍，逐渐凋零了。……”本来一群兔子，该和谐相处，但各有性格，文人相轻，便起了龌龊。
张中行《红楼点滴》中说林损也骂过胡适。“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么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杆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
打抱不平。吴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廿三日：
早赴校课毕，晤林公铎，言刘半农之死，北大抚恤万五千金；刘子庚死后，校中未恤一金，言之大为不平。余亦不胜愤慨。
刘子庚名毓盘，浙江江山人，曾中举人，一九二〇年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七年去世，主要著作有《词史》《词律斠注》《词学斠注》《噙椒词》等，钱南扬、唐圭璋曾从之学词。据说，刘“一生专心治学，生活俭朴，不善理财，卒后无以为葬。友人为其整理书籍，发现书内夹有散乱银票，数以万计，方能处理后事”。林损富有同情心，刘去世多年，仍为校方不予恤金抱不平。
无餐不饮
林损好酒善饮，近乎无度。他只五十岁便去世了，与嗜酒伤身有很大关系。
吴梅弟子卢前有笔记一则记林损，干脆以《酒人林损》为题：“近人乡下酒人，以予所见，以公铎先生第一。……予未尝与先生共席，不知其酒量，但见其眼鼻均中酒气，意必无餐不饮者。”
中华书局版《黄侃日记》三册，有关林损七十八则，其中涉及酒事，或受邀，或招饮，竟有十六则。
林损醉酒有三则。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
夜公铎乘醉来，予亦醉矣，妄言殊多，宜戒。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
公铎忽乘高车来，须臾即去，又大醉也。
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中秋节：
夜月明甚，正与诸生谈，忽公铎自温州来，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急令田引往医坊叩门求诊，纷纭至夜半，又送之至石桥。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
车站昏倒，连周作人的回忆录都有记载，想必传闻很广。
对于林损饮酒，黄侃担忧，并常劝诫。周作人说，林损喝劣质酒，黄侃曾当面训斥：“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
黄侃日记，也有记载。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三日：
公铎、楚珩来（公铎甘酒，略无醒时，可虑）。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林公铎纵饮，讽谏之。
在黄侃的日记还提到，林损因目疾、心疾，多次住院。
夏承焘日记也有类似记录。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二日：
接一帆函。谓林公铎近日呕血升许，饮酒不辍。
不单如此，还殃及下代。吴梅日记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
林公铎有恙，往访不值，见其幼女，云是神经错乱，此沉湎于酒之故也。惟住中央医院（二百九十一号），则颇为代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林损是想借酒抒怀罢了。他有一组《饮酒杂诗》，十四首，表达了心志。“三杯通大道，此意竟谁知。酒以鼓情性，发情为言辞。出好复兴戎，惟酒斟酌之。心齐口自饮，万籁任所吹。”“众醒我独醉，众清我独浊。我酒亦沧浪，浇胸如濯足。哀哉屈灵君，振衣奋高躅。离骚空尔为，天问犹可续。”“一饱费经营，一醉亦何有。拍浮了一生，此腹呼负负。不荐黍稷馨，但藏曲蘖垢。原焚酒德颂，洗心为止酒。”
吴虞日记一九三二年全月初三日：“作诗寄林公铎。”其中有一句：“悲歌难遣情怀恶，笑骂翻怜醉语真。”马叙伦挽林损诗有云，“可怜一世文章伯，中酒伤贫入九泉”，均堪称知己之言。
经济拮据
吴宓与林损的交往，主要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三年。吴宓还和林损合租过北京按院胡同六十五号。
“按院胡同坐落在太平桥畔，它的右边是学院胡同，左边是弯曲的兴盛胡同。这条胡同里住过很多现代史上的大人物”。藏书家谢其章在《按院胡同挽歌》一文中描述：“五号大院住过新中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他家的车库门正对着人来人往的胡同，南汉宸搬走之后住进去的是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审判‘四凶’的时候江院长特忙。”邵燕祥也写过一篇《按院胡同》，讲解放初期和几个进步青年在胡同西口办文艺杂志。
读《吴宓日记》记林损，最大的感受是林损生活清贫，经济拮据。
吴宓对林损的第一印象颇好。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六日，吴宓到按院胡同六十五号拜访林损，未遇。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再访。“谈久，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甚慰。”
一九二六年七月，林损打算送家眷南归故里。原因就是经济困难。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租房费用。林损知道吴宓尚居无定所，便邀请他来“共居”，“并愿以木器什物及厨中用具等一切见假。”吴宓在七月二十三日日记中写道：“得此意外机缘，一切均便利，殊自庆幸。”
接下的几天，就是磋商详细条件了。林损委托其门人孙海为代表与吴宓谈。
吴宓愿出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之租金及杂费（如电灯、电话等），而林损方面“坚不允，必欲两家平分，各出费之半”。林损“坚执半费之议”，吴宓只好同意，于七月三十日“以二人力车，载行李若干”，入住按院胡同六十五号。
居住不到四个月，吴宓遭遇停电之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
二时，归按院胡同寓宅，知电灯竟为电局拆去电表，停止电流。因林损欠费一年不付。然林君日前尚领到二百四十元，又借宓四十元，乃不偿旧欠而悉数汇回原籍。宓既代出寓中房租等项，又不能享同居应有之权利，实为失算。甚矣，文人之不重行事，不顾他人之利害也。如宓之热诚急难，遇事牺牲，几何不处处吃亏也哉！
从“庆幸”到“失算”，吴宓的心里落差可想而知。
其间，林损还两次向吴宓借钱。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林损函宓，欲借三百元之巨款，不能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
晚晤孙海，出示林损函，二次向宓借款。宓允借四十元。
从吴宓十一月二十日日记可知，林损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月工资大概是二百四十元。东北大学来函聘为国学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林损“甚喜，决即前往”。所以，可以推断林损第一次离开北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这增加的四十元工资。
陈明远写过一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讨论民国时期文化人的收入问题。他说，五四前后北京大学的教授月薪，本科教授自一百八十至二百八十银元，预科教授自一百至二百四十银元。胡适、陈大齐、朱希祖、陈汉章、辜鸿铭等人是一级教授，月薪二百八十银元。二级教授月薪二百六十银元。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等人是三级教授，月薪二百四十银元。而林损、吴梅等人是四级教授，月薪二百二十银元。另一位在北大的温州人陈怀是五级教授，月薪二百银元。黄节等人是六级教授，月薪一百八十银元。
那么，这个收入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水平？陈明远说：“二十年代，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间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十多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雇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以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再举南方商务印书馆的例子，一九二一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该馆工作，起点月薪是六十银元，以后一般每年增加十元或二十元。资深编辑的月薪是一百至二百银元。
由此可见，林损的二百二十元或二百四十元的工资，算得中产阶层以上。那为什么还要向人借钱，甚至付不起水电费？对此，在吴宓日记中，已有所指：“悉数汇回原籍。”读林损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写给女儿林守田的信，更可知林损担负着一个大家族的生活开支。
二月廿六日函：
此间无大艰险，唯慰劳前方将士，例须派捐，学校扣薪半年，房租增收一倍，合计大洋三千余元耳。此非余独撄其咎，同事盖亦然也。维持生计，赖之学生数人，黾勉将就，可无饥馁。家中各款，正在设法筹措，有钱即寄，希禀请祖母大人放心为要。
三月十一日函：
北京大学昨发欠薪支票一千元，付款之期约在五年以后，是时汝年亦二十矣。此盖政府当局欲为予先储赠嫁金也，一笑！河南某学生寄来夏布二匹，甚精致，拟染一匹寄呈祖母大人为御暑之服。祖母常以予无衣为念，此来则受遗衣料甚多，口体之欲亦有数存乎其间耶？月内可筹寄三百金，平津安谧无虑。
瑞安老家人口众多，单靠一人之力维持，林损何堪？难怪常为寄钱回家之事焦头烂额了。无奈之下，只好买便宜的劣质酒解馋，跳槽以增收入。
从上信可见，林损是个孝子。这使我想起《温州都市报》采访林损亲戚陈镇波的报道，回忆了林损的一段轶闻：“一九一八年，他曾考上赴德国公费进修的正取资格，而后来成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朱家骅为备取，但朱很想去，于是托人对林损进行劝说。他们就以到国外无法照顾养母为由，劝他放弃。一旦说到养母，他时常会流泪，人家这么一说，击中要害，他也就放弃了。”陈镇波说：“如果他去德国留学，他的命运也许不是这样的。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说的只是一段小插曲。”
身后之事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林损病逝于瑞安。杨树达在九月十五日《大公报》获悉，在当日日记写下：
昔寓北平，与公铎过从颇勤。有文字之好。闻其不禄，为之太息。
杨树达与林损有赠诗赠书之交。杨树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日记：
瑞安林公铎（损）赠诗，赞汉书补注补正。
偶翻柯卫东《旧书随笔录》，知其五十元收藏到风雨楼版《天游阁集》，为林损赠杨树达，上有林损题：“遇夫先生惠存，损敬赠。”并朱文“公铎”印一枚。
《积微居友朋书札》录有一通林损致杨树达函。
夏承焘在九月六日《申报》读到林损逝世的消息，感慨万分。在当日日记写道：
此公晚年耽酒，殆荒其素业矣。予平生与彼但两三面，往年见于南京，听其滔滔背庄子，只手把杯，摇摇欲坠情景，宛然在目，不意遂为最后之别。
在随后的夏承焘日记中，还记有林损身后事，涉及公葬和遗著整理等。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
报间见某君笔记，记林公铎事。谓其治诸子能探理窟，不喜考据，绍永嘉学之坠绪，独立于三百年风气之外。有叔苴阁丛书，自为之序。近其弟子徐英为之编纂，未知成否也。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九日：
午后，瑞安洪鹤瑞来，留宿江冷处，谈林公铎事，甚可惜。国府近定公铎公葬。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朴庄来谈林公铎公葬事。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九日：
阅温州中学校刊董朴垞所为纪念林公铎文，公铎论永嘉学一篇，谓无心性不足为经制，甚好。其所著书三四十种，仅见政理古微一种。
林损去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令褒扬，曰：“前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林损性行英迈，学术湛深，曩年参加革命，奔走宣传，不辞艰苦，嗣即努力教育，潜心著述，于政学理，多所阐扬，夙为后进钦响。”张学良则亲笔书写挽幛“人师、经师、国学大师”，表示哀悼。
一九四三年四月，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等建议，公葬于瑞安前韩山之麓。
我在《中央党务公报》第五卷第三期检索到一则《抚恤林损同志》：
林公铎同志早岁与宋渔父黄克强诸先烈奔走革命，嗣任北京大学教授二十余年，著作宏富，抗战中兴，教育部聘为特约编纂，努力撰述，忧国伤时，遽与世辞，经国府明令褒扬，复经中央第一二七次党会决议特给一次性恤金三百元。
刘永济曾对程千帆说起：“大家都以为公铎只会使酒骂座，可是我和他在东北同事，看到他每到冬天必然温习经书。”林损少有才名，著有《林损杂志》《伦理正名论》《政理古微》《中庸通义》《老子通义》《辨墨》《庄子微》《中国文学讲授发端》《文学要略》《永嘉学派通论》《瓯音变迁略论》等数十种，总集为《叔苴阁丛书》，多未刊行。有意思的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杂志，还发表有一首林损的新诗《苦乐美丑》：“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穷愁之言易为工’，毕竟苦者还不苦！‘糟糠之妻不下堂’，毕竟美者不如丑！”
林损的学生徐英并没有如夏承焘所愿编就《叔苴阁丛书》。
直到二〇〇二年，台湾读册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林公铎先生全集》，分为专著、文录、诗录、附录四册，及林损先生年谱，可惜只出了二册就搁浅了。此全集由陈镇波整理。他的妻子王梓秀是林损大哥林次公的外甥孙女，林尹的外甥女。他们称林损为二公。“温州文献丛刊”启动后，《林损集》列入出版计划。《林损集》有百十万字，首次收录林损女儿提供的家书两百多封。去年四月二十八日，这批家书及林损遗作手稿等共有九百六十多件，已悉数捐赠给瑞安文物部门收藏。
我本不认识常住在上海的陈镇波老人，只知他为地方文史做了不少事情，如完成《厚庄日记选编》《刘绍宽诗文选注》等。八十多高龄的陈老，不通电脑，住的地方离上海图书馆较远，所以卢礼阳交代我把涉及林损内容的日记摘出来，由此我得以在去年四月召开的“《温州文献丛刊》编辑出版座谈会”上与远道而来的陈老见了一面，后来通过几次电话。去年十月黄金周放假后上班，惊闻刚刚乔迁新居的陈老于四日归道山，未能亲看《林损集》正式出版，真是一件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