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百度“李笠”，结果有两位人物。一位是当代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一年出生，尤以翻译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闻名；另一位则是生活在民国时代的学者，诗人李笠出生的第二年，他已离世。
可惜，在当今这个年代，不管是诗人还是学者，都不是文坛学界引人注目的明星。尤其生活在民国的学者，早淡出人们的视野。沈建中为著名学者施蛰存编辑《北山谈艺录续编》的时候，施先生特地拿出李笠《蛰存词长馈虎肉诗以谢之》一诗手稿，交代要收在书中。他在《忆雁公赠诗》中说：“雁公为一代学问家，老人辞世已多年，如今却鲜为青年学人所提及，故检出雁公昔年赠余墨迹，重温旧谊，并供刊布，聊表怀念之忱。”
李笠，字雁晴，一八九四年一月生，浙江瑞安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与施蛰存同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逢战乱，厦门大学内迁至福建长汀。一日，施蛰存授课后闲步市集，遇有虎肉出售，便购得一脔，煮熟后盛了一碗送给李笠品尝，并附《汀州市上得虎肉自烹之以一脔饷李雁晴媵以小诗》：“乙威遽失葭中势，九沸翻成席上珍。遣与一脔堪左截，槐斋食谱门尖新。”过一日，李笠回赠一诗以谢，《蛰存词长馈虎肉诗以谢之》：“腥风昨夜袭行厨，别馆惊逢席上腴。理疾但教尝一脔，（余患胃疾，屡思食虎肉，未果。）假威谁复问群孤。斑摧匕箸欢扪腹，色变笑谈怕捋须。多谢愚山相馈赠，助吾诗思益吾迂。”
而我了解李笠，始于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一九八四年，七十七岁的张秀民历经数十寒暑，终于完成《中国印刷史》。是书序言中，谈及李笠对他的影响：“初，余在厦门大学肄业时，受瑞安李笠（雁晴）先生的启发，对图书目录学发生兴趣。只要不上课，就进图书馆（集美楼）书库，自由阅览图书。发表过两篇有关版本目录的文章，由李师寄交给当时北平图书馆徐水袁同礼（守和）副馆长，袁先生看可以后，即由馆方名义来信谓：‘新馆落成（今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需人，望速来。’于是未及行毕业礼，就到馆，时为一九三一年七月初。”当时，北平图书馆不仅发挥了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职能，而且致力于办成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聘请谢国桢、刘节、向达、赵万里、贺昌群、孙楷第等人从事各种研究。“在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中，自然受到熏陶切磋之益，也坚定了写印刷史的决心”。我素有收集“书之书”的嗜好，张秀民的一席话使我对这位乡前辈产生了兴趣，并搜得所著《定本墨子间诂校补》《三订国学用书撰要》《文学概论讲义》，甚为宝之。
李笠出身贫寒，幼年丧母，九岁才上小学，靠亲戚资助读了中学。因“无力备置课本，则手自缮写，虽巨帙之西文通史及附图表之理化生物，并摘其都凡，识其要旨”。中学毕业后，一边在家塾教书，一边刻苦自学。所以，被称为自学成才的学者。十一二岁的时候，李笠曾听过孙诒让的演讲，后又有缘入玉海楼，得读孙氏藏书及手稿，学业大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定本墨子间诂校补》即是读孙诒让《墨子间诂》所得，是书叙提到“私淑孙氏”这一层关系：“笠丱年受书，便私淑孙氏，甲寅之岁，初读《墨子间诂》，辄为举正数字。辛酉春月，馆邑之南鄙，索居无聊，取定本间诂，与聚珍本毕刻本对勘，互有不合，定本之挩伪尤多。……尽校书扫叶之功，伸大储未竟之绪。”杨树达为同年出版的《史记订补》作序亦谈及李笠尝读玉海楼藏书，“往者杭县友人马君夷初语余，瑞安有绩学士李君雁晴，尽读其乡前辈孙氏仲容玉海楼藏书，专治太史公百三十篇，卓有心得，余心识之”。
但对于“私淑孙氏”“尽读玉海楼藏书”之说，却曾遭非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有读者投书《瓯海公报》，就此鄙视李笠沽名钓誉，并说李笠结交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才得大学教习之位。张宋庼和锦湖老渔（据考此人为与李笠并称“瑞安十大才子”之一的宋慈抱）闻讯先后投入辩论。张宋庼力挺李笠：“李固捧孙，在于阐述其学说，实非援孙以扬己，至于外人误会，以李为孙之弟子，或以其崇孙之故。吾曾见李作《籀庼学会宣言书》，有‘学不传弟子’之语，是尤足证李无对人自称为孙氏弟子之铁证也。”一九二四年，李笠与周予同、宋慈抱、李孟楚、伍叔傥、梅冷生等二十人发起籀庼学会，倡议整理籀庼遗著、设立籀庼图书馆。锦湖老渔赞同张宋庼的说法，却又透露自己撰《书籀庼遗文后》曾引起李笠的不满，借锦湖老渔之口说：“《书籀庼遗文后》以讨论学术之善意，与彼忠告，何雁晴于他人之是者苛加备责，于一己之非者曲为回护，其心术邪正可知，其言论是非，岂足辩哉！”
其实，一九二四年底李笠受聘广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是由易培基、陈钟凡推荐。当时，李笠《墨辨止义辨》《国学用书概要》等论文刊载于《东方杂志》后，受到了学界关注。一九二五年暑假后，李笠转任于中州大学。一九二八年，又流转于厦门大学。张秀民即是李笠此时的学生。李笠授以《汉书·艺文志》，张秀民由此发生对目录版本学的兴趣。一九三〇年，李笠赴武汉大学任教，与朱东润同事。《朱东润自传》中提及伍叔傥、朱维之、夏承焘、王季思等多位温州人，对李笠的印象最好。他说，李笠“自学出身，长于目录、校勘这套学问。对于我的帮助很大。我为了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稿，首先要搞资料。因此不断地向任戆忱、李雁晴这两位请教。任先生主要是搞版本的，李先生却更注重实用，因此对我的帮助更大。雁晴说‘只要是必需的，无论书价多贵，就得买下。要是版本没有特别价值，那么铅印本、石印本都不妨收进。’我的余款有限，所以就跟着雁晴走”。那时候，武汉大学教师常在武昌旧书店走动的，第一是任戆忱，第二是李笠，第三是陈登恪，第四是朱东润。朱东润视李笠为“益友”，保持了终身友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伍叔傥推荐朱东润出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曾邀请李笠同往。朱东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把李笠从南开大学调来以充实语言教研组力量。
李笠一生先后流转于十多所大学，多因战火。武汉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又到了之江大学。一九三三年秋，返中山大学。抗战爆发，随校迁徙，一路颠簸，不离不弃。但生活艰苦，导致胃疾，医嘱择地疗养。于是，一九四一年秋，转任厦门大学教授。次年秋，又为中山大学所请。中间避兵祸，曾短暂在龙泉浙江大学、温州英士大学、瑞安中学任教。一九四五年，李笠重新到中山大学。一九四七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之后，任中央大学教授。江南大学创办，钱穆邀请他兼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后，江南大学改制，仍在中央大学。一九五二年，到南开大学。在津五年，再到复旦大学。在这样一个动乱年代，一位知识分子的生活可谓不易。
女儿李继芳回忆，她的父亲对中山大学感情最深，原可长期任教中大，却经常另择院校，除了客观原因外，“一是爱好山川古迹，奉行真知博闻来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信条，所以对未曾去过之地皆甚向往，尤其是一些历史及风景名城；二是求购流落在外的旧书古籍，每到一地，总是足迹遍及各书摊、书肆。有价值的碑帖及古书文物是在开封中州大学任教时搜购所得。而应武汉大学之聘，主要原因是当时著名藏书家孙行可也在该校，后来果然通过他买到不少珍贵书籍。就是在战争烽火漫天的岁月里，从广东、广西、越南、云南，又辗转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在流离颠沛中也没有忘掉购书的爱好”。
李笠真十足书痴。陈钟凡曾作《李雁晴君小传》，罗列李笠治目录、校勘、群经、诸子、乙部等诸多学术成就，却未提他是一位藏书大家。瑞安城内流行一句：“东郭有玉海之楼，西门有横经之室。”“横经室”即是李笠藏书楼，藏书之丰媲美玉海楼，可见用力之深。李继芳依然记得：“父亲每次假期返里，总是箱箱柜柜，车运船载，家人忙乱，邻人驻足，其实内无长物，只有书籍。每逢夏日，则是晒书、补书、序书，翻橱倒柜，大动干戈，家人全部出动，亲友也来支援，为时大概半个月左右”。
横经室筑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加建，西式主楼三间二层，楼上四室用于藏书，总量计五六万册，另有一间藏书画古玩。这些藏书逃过了抗战时期敌机的轰炸，却躲不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场场运动。温州沦陷，李笠不惜财力将藏书转移至乡下，幸未获损。但仅一九五六年一年，散佚七千余册。第二年，所余藏书一部分送至玉海楼保管，一部分被当作了废纸。
李笠一生教书、藏书、爱书、读书，与书结缘，对读书深有心得，所著《三订国学用书撰要》备受推崇。其中谈到读书方法，摘一二共享：“读书欲成名家，最忌读节本、删本书籍。明代士大夫，最好节删古籍，所以其时学术亦萎靡不振；清代朴学所以大放异彩者，全从烦琐中得来也。盖尽无重轻，有用则沙砾尽为至宝。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程才分工，断难一律；虽有通硕，难预定也。且群经为前哲所重。即其无用者，其名物训诂，亦可作读古书之南针。读《礼记》者，继极畏其烦琐，亦宜先行遍读，然后视其兴趣所近，目的所在者，而采择之。采择之法，须就原书标志，非徒全篇，即散句亦宜留意。此读书之法，不独《礼记》然也。”“文学之书，不必尽读。性情所近，甲乙互异；兴会所在，父子不传。或本无意读诗文，偶睹篇目，遂惬意而朗诵。故亦不能预为删节，以强人所不好。《古文关键》《六朝文絮》等书，虽极简约，却非深嗜词章者所愿读也。故文学书不惧册子繁多，只惧书本之简陋耳。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制义式的文学书，虽卷帙厚薄得当，亦复何用？梁氏政治史类《文献通考》，目下注云：‘各人宜因其所嗜，择类读之。’读文学书，独不可择类读之乎？或择人，或择篇，亦视读者所嗜耳。”听智者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遗憾的是，我等再无此荣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