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敌，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之，而议和既定，纵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不取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其后，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塞，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
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陪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吴辉子华中奉云，渠ヘ严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胜陀罗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万州，有一妓忽持白纸至郡，视其神色，大异平日。问其所诉，乃云：“某乃境内之神。每荷公厚赐，欲以少事相报，愿使吏以授其言。”遂令书之，云：“某月日郡界当有灾，比邻境为轻，冀无惊惧。”欲再询其名号，则妓已省，不自知其来也。至其日果大风雨，己而震雷大雹，伤害田稼。但循江而过，两岸所及不广。比郡至杀人畜，田之损者，十多八九。又尝自钱唐将还家，泛舟已到桐庐。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寻李大府船。李惊起视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贼发，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询其子细，则已不见。遂遽还会稽。乃方腊已至睦州，同行数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后守严，尽饰境内神祠。有一庙，神像皆毁，惟三躯独存，而吴不记其名。严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吴亦不忆其始因也。则尊胜之利于幽冥，盖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后，以国用窘匮，凡故例群臣锡予，多从废省。惟从官初除，鞍马、对衣之赐犹存，而省其半。绍兴二年，黎确由谏议大夫除吏部侍郎。见其赐目，后用御宝，而云：“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甚可笑也。然皆计直给钱，但当减半计数可矣。时有司之陋，大抵多类此。
两朝誓书，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圣旨，令上石于天章阁。其词曰：“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绎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沟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柢，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报书云：“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下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明神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自是，两国百有余年坚守盟书，民获休息。而宣和中与大金结好，亦有“不克享国”之言，后先渝之，至以失信为责，改立伪楚，四海之人，肝胆涂地。孔子以兵食为可去，可见矣（昭陵时，吕夷简为相，缘西夏事，兆方遣刘六符来索故地，又增银绢各十万。富郑公报使，仅免败盟，不用“献”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尽。省、曹、台、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谓之“省记条”。皆临时徇私自便。而敌骑自浙中渡江北归，官军败于建康江中，督将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几乎捉获，亦为之推赏。时谓以“省记条”推“几乎”赏。
范觉民为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万格刻薄苛细，士夫多被其害，时为之语曰：“逢寓多龃龉，遇格必阻隔。”后欲行讨论法，乃宥大奸而滥及众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缘此被逐。
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若刘韩二开府、张浚太尉、王燮承宣等，乃为统兵官。如殿前马步三帅，皆不得预。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昔为殿前班长行，请米四石八斗；今作步军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为统兵官，是尤可笑也（盖是时殿前诸军数才数百。见殿帅郭仲荀云，窠坐之外，三十八人，每人卫宿，有从者只十五人也）。
开府刘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将归朝。及建炎之后，以功臣检校太傅、两镇节使开府。部曲皆西人，有斗将王德，勇悍而丑，军中目为王夜叉，最为有名。时文士济南王冶字梦良，亦木强少和，言必厉声，性又刚果，后为大理治狱正，人亦呼之为王夜叉，以比阴狱牛头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于商，而赐姓子氏。周封微子启于宋。后十一世孔父嘉之孙，以王父字为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华督之难，奔鲁为大夫，因家于鲁。其曾孙是为先圣。而郑有孔张，出于子孔；卫有孔达，又有孔悝，出于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后也。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十月庚子日生，即鲁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颜氏之第三女，名征在。娶宋之并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鲁国太夫人、妻郓国夫人。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邹国公。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赠太师。则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号玄圣文宣王，续改至圣。其嗣袭，魏封鲁国文信君；秦封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后汉和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圣侯，晋武帝改奉圣亭侯；宋文帝崇圣侯；后魏文帝崇圣大夫；孝文帝复为侯；北齐文帝改恭圣侯；后周宣帝封邹国公；隋炀帝绍圣侯；唐太宗褒圣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圣公，哲宗改奉圣，崇宁三年，复封衍圣公，制云：“孔子之后，自汉元帝封其爵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谓宜去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允。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庙中有孔子手植桧三株。两株双立御赞殿前，高六丈余，围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坛东南，高五丈余，围一丈三尺。晋永嘉三年枯死，至隋义宁元年复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复生。盖千五百余岁矣。庙中后汉碑三，魏碑三，齐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鱼墓前，漫灭不可读。汉碑九。孔氏宅，除诸住外，祖庙殿廷廊庑，尚三百一十六间。其四十七代孙传作《东家杂记》，所载甚详，此其大略者也。
章谊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绍兴二年出租，预买绢三匹，三年增九匹，叹其赋重。从兄彦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之过也。”初，宜叟为大理卿，户部侍郎柳庭俊，乃其妻兄，寓居章舍。一日会饮，酣醉昼寝，遂至暮不醒。柳弟来白：“明当进对。未有札子。”柳惊起，即问章有何事可论，章戏曰：“方今财用窘匮，将天下官户赋役，同于编氓，此急务也。”柳大喜为然。明日陛对，具陈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尽地利，分租已薄；又无商贾他业，而与庶民庸调相等。其受害，盖出于一言之戏，“自弊”之语，诚有味也。
杜甫有《义鹘行》。张九龄有《鹰图赞序》曰：“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迹隐于古人，史缺其载。岂昔之多识，物亦有遗；将今而嘉生，材无不出，为所呼之变，与所记不同者耶？”按：古人称雕鹗，又“鸷鸟累百，不如一鹗”。而鹗，今不见于世，岂名之变耶？然鹘又不可居鹰雕之右也！
杜甫《雕赋》云：“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此雕之大略也。”则甫盖以雕为鹗矣。而孟康注《汉书》云“鹗，大雕也”。颜师古曰：“鹰，之属，非雕也。”《礼部韵》：“鹗，雕属也。”颜师古《注汉书》云：“隼鸷鸟，即今鹄也。说者以为鹞，失之矣。鹄字音胡骨反，鹄与鹘同。”又《货殖传》：“隼亦鸷鸟，即今所呼为鹘者。”
唐明皇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张曲江有贺状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今《孝经》盛行，《道德经》亦有石刻，唯《金刚经》罕见于世也。《张文献集》载《贺上仙公主灵应状》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灵座有祥风瑞虹之应。爰至启殡，乃知尸解。又承特禀清虚，薄于滋味，素含真气，自不食盐，洎于迁神，更标奇迹。伏望宣付史馆，以昭灵异。仍望宣示百官。”诏曰：“道有默仙，谓之形解。古来既尔，今亦将然。童幼之年，伤其夭促；灵变之理，乃入玄真。且与方外为心，不比人间结念。所谓书诸国史，以袭美玄，卿亦史官，任为凡例。兼请宣示者，并依。”而《新史》不载。岂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号为端士，亦复为此，将非林甫辈迫之故耶？至上仙之语，今虽帝子之贵，不敢用矣！
钓丝之半，系以荻梗，谓之浮子。视其没，则知鱼之中钩。韩退之《钓鱼诗》云“羽沉知食驶”，则唐世盖浮以羽也。
唐《张曲江集》载明皇《敕突殿书》云：“敕儿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祸钟彼国。伽可汗倾逝，闻已侧然。自二十年间，结为父子，及此痛悼，何异所生？朕与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与朕为子，可汗即合为孙。以孙比儿，似疏少许。今修先父之业，复继往时之好，此情更重，只可从亲。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故其下书皆呼为儿。而宋朝与契丹，始以年齿约为兄弟，而彼主享国之永，至哲宗时，遂为大父行。与谓汉为丈人，唐敕称可汗呼儿异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废皇后，立武昭仪，李称疾不入，褚遂良以死争。他日，绩独入见，帝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欲皆废之，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初无所言，退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帝犹豫未决。九龄罢相，帝召宰相审之，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帝意乃决。德宗欲废太子，立侄舒王，李泌曰：“赖陛下语臣，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今臣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获免。李泌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长源，能保其家族。而敬业之祸，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报，亦可以鉴矣！而蹈覆辙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陈良史之官；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绂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则知唐世玉带施于绯衣，而银鱼亦悬于玉带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环卫官，皆以皇伯、叔、侄加于衔上，更不书姓，虽袒免外亲亦然。熙宁中，始有换授外官者，则去皇属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时以为非。靖康中，乃复旧制。《常衮集》载李讠惠《除秘书监词》云：“昔刘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秘宝，岂可避亲？堂从叔正议大夫、守光禄卿同正员、嗣泽王讠惠，幼嗣藩国，夙彰忠孝。”盖唐世非期亲不加皇字，虽出阁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从载于衔上，似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复名而连字，宗派服属，见而知之，又汉、唐以来所弗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