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米沃什看来，人类材料有一个缺陷，即不甘心仅仅被看作是人类材料。生活目标与历史目标是不相同的，它是参差多态、目标各异的，而极权制度却试图将生活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同事业。在波兰和中欧国家，诗歌的抒情力量一直都很强大，但现代以来正是这个地区最早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那就是对极权主义兴起的警惕与抗拒。除了米沃什提到的维特科维奇外，另一位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50年代也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描写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这两部反极权主义作品采用的都是小说形式，正好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话：怀疑往往是小说的品质，诗歌的品质则是抒情的。《被俘获的心灵》却表明，米沃什是一位具有怀疑素质的诗人。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在《诗歌与怀疑》中论及米沃什的作品，曾谈到诗歌与怀疑之间的关系：“诗歌之需要怀疑要远远大于怀疑之需要诗歌。通过怀疑，诗歌才能消除修辞的不诚实、无意义的喋喋不休、谎言、青春期的饶舌、情感空泛（不真实的）。而一旦远离了怀疑严厉的凝视，诗歌——尤其在我们黑暗的日子里——很容易退化为多愁善感的歌谣小曲，抑或没有思想只知拔高的称颂，对世界的形形色色毫无意义的赞美。”（王东东译）作为一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深刻意识到怀疑在诗歌中的作用，这种现实主义诗学产生于有着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波兰，显然是文学对当代生活做出的反应。正是在直面现实这个意义上，晚年的米沃什曾不无调侃地说，当他与华沙当局决裂后，他才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来写作。
米沃什的怀疑并不属于哲学上的那种怀疑主义，而是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坚守。毫无疑问，早年所受的天主教传统教育对他影响甚巨，尽管出于诗人的个人主义，他从来都不喜欢天主教的集体仪式。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那些作家朋友们一样，被历史法则和集体主义所俘获，端在于他坚持几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坚持自然社会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自由、正义、尊严、节制等传统的价值，这正是他拒绝心灵被俘的力量所在。在《米沃什词典》中，作者回忆自己在1939年就已经认识到，人们感到自己渺小是因为缺乏精神独立，大多数人必须“充当某些领袖和暴君手里的玩物”，“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独特的存在，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承担，我们才会相信灵魂不朽”。因此，他一再告诫人们，应当将镜头倒过来，把自己放大，而不是缩小。
从前的文化告诉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世事之外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价值，构成人的内心律令。米沃什是一位从前的诗人，这使他对现代极权具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面对现代人内心一无所有的问题，米沃什说：“这话也许不错，可是我怀疑它只不过是我们时代的定律。假如但丁内心空无一物，他就写不出《神曲》，蒙田也写不出散文，夏尔丹也画不出一个静物来。因为现代人相信他内心空无一物，所以才会接受任何信仰，即使知道它是有害的，但唯有这样他才可以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不致孤独无依。”人的内心空无一物是因为现代人失去了传统的信仰，失去了内心生活，只能依靠社会的归属感才能摆脱人生的孤独，而这恰恰又必须以内心的更加空无一物为代价。但是，“假如一个人可以无需外在的压力而活着，假如他可以制造自我的内心紧张，那么人心空无一物的说法就不是真实的。这样做就将是一种有信仰的表现”。从前的艺术家内心丰富，但并非没有孤独的感觉，只不过他们明白，创作就意味着疏离，今天的艺术家们却盼望创作能获得奖赏。
在如何“制造自我的内心紧张”方面，米沃什可说是这个时代的典范。他的诗歌充满道德焦虑和冲突，透出人生的苦难、不幸、软弱甚至悲观的调子。按照扎加耶夫斯基的观点，米沃什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对他来说，只有诗歌才产生意义，散文只是他为诗歌准备的演讲台。写作《被俘获的心灵》是因为他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诗歌，这些诗歌由于怀疑的精神而变得更加丰富，就像他在《祭奠》中所写：“你告别旧时代以为新时代来临/错把仇恨的灵感当作诗情画意/错把盲目的力量当作利甲坚兵。”但诗人的怀疑终归是有限度的，有一种对意义的追求高于怀疑之上，这就是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米沃什的诗歌有着“对宇宙缺陷和人类（包括作者自己）不完美的宽容忍耐”。换句话说，米沃什那些充满洞见的作品依然有着对这个世界的信任，给我们指出那些看不见的事物。
拒绝遗忘
在没有被广泛阅读而又获得崇高声誉的作家中，赫塔·米勒是最新的一个。这位德国女作家刚刚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除了德国文学界，就连英语世界对这位从罗马尼亚移居德国的女作家也知之甚少，她的二十多部作品，迄今译成英语的只有五部。中文世界更不用说了，台湾地区出版过她的《风中绿李》（也译《绿李子树的土地》），内地也只翻译过她的几个短篇小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其作品“以诗歌的凝练和小说的坦直，描写了被剥夺者的境况”。许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却将后一句译成“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听上去好像是19世纪作家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
这种陌生隐含着我们对当代东欧文学的有意忽视，尤其是赫塔·米勒还是近年来诺贝尔奖得主中政治性最强的一位作家，她的作品大都是描写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底层人命运。1953年8月17日，米勒出生在罗赫塔·米勒（HertaMüller，1953—），生于罗马尼亚，德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一个小镇，家庭是讲德语的少数民族。米勒的父亲在“二战”中曾在德国党卫军服役，后来成为货车司机。关于她的家庭，她曾回忆道：“我记得祖父被定为‘地主’，读大学时，我得把这项填入申请档案。我的祖父母一直都是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从不休息，为了挣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他们还做些谷物生意，渐渐成了富农。但是，1945年以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土地被充公，我的母亲十七岁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劳改营被强制劳动五年。在那里，她目睹了死亡与饥荒。此类事情在德裔村庄屡见不鲜，还是个孩子时，你不思考政治，但你能感受到那种压力和敌意。”米勒后来就读的大学是蒂米什瓦拉大学，在那里的几年间，她学习罗马尼亚和德国文学。大学毕业后，米勒分到一家机械工厂当翻译。她最初的作品就是在办公室上班时写的。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被厂方解雇，此后以做德语家教谋生，但她仍不时遭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其作品发表也受到限制，直至1987年与同为作家的丈夫一道移居德国。
童年和成年后的经历成为米勒创作的主要题材，即描写那些被剥夺了基本生存条件，被剥夺了尊严和权利的人们。米勒认为自己属于巴纳特人，这一地区的居民是德国施瓦本人的后裔，原属奥匈帝国统治，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分别划归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二战”中，当时的安东内斯库政权加入了德、意、日同盟，巴纳特地区许多居民都参加了纳粹。“二战”结束时，该地区又被苏联军队占领，建立起极权制度。民族与阶级的双重歧视在米勒敏感的心灵上留下很深阴影，并且伴随了她一生。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她是返回母国的德国人，而对德国人来说，她又是讲德语的罗马尼亚人，她因此自称是“生来就被流放”的人。这种异乡人的感觉使她的痛苦有着某种文学的普遍性，成为像里尔克、卡夫卡、卡内蒂和保尔·策兰那样的德语作家，这一文学谱系给世界提供的是对存在境遇的描写，他们散落在中欧各国，生活在德语世界的边缘，较之其他作家更深切感受到现代人对生存的不安和焦虑，难以诗意地栖居故乡。正如卡内蒂所说：“世界始终是背井离乡者的世界。”他们描写自己的家园，却没有家的感觉。
《低地》是米勒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具有自传性的特色。小说发表于1982年，出版时遭到当局的重重审查与大幅删减。两年后，未删节的原稿在西德出版，大获好评。这部短篇小说集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低地》封面将现实与梦结合起来，叙写出乡村的暴力和腐败，孩子们被伤害的心灵和母亲们被摧残的生活。丑陋、冷酷的现实由诗一般的句子描绘出来：“他们一进入厕所，便抬头望向天花板，如此便可不看自己的裸处，因为这房子里的每间屋内，任何可称作下流或猥亵的事都有可能发生。”除此之外，米勒在罗马尼亚国内发表的小说还有《暴虐的探戈》，该书同样揭露了德裔村《风中绿李》封面庄中官员贪污腐败、欺压弱势的恶行，因而遭到官方批判和查禁。此后的作品都是移居德国后所写的。在《绿李子树的土地》（德文书名《心兽》）中，五个年轻人离开贫困的农村去城市求学，寻求教育与友谊，但她们的希望落空了。城市与乡村一样，同样被极权制度所腐蚀。这是一部混合了贪婪、愚蠢和残忍的故事。书中那些警察将树上的青涩李子摘下来，大口大口嚼着的情景，成为这个极权国家的象征。就像小说开头的话：“当我们沉默时，我们感到难以忍受；当我们开口时，我们又把自己变成傻瓜。”面对以国家和民族为名义的迫害，每个人都被迫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这群年轻人最终背叛了自己并互相背叛，有的人自杀，有的人被自杀。
谈到这部作品，米勒说这是“为了纪念我那些惨遭杀害的罗马尼亚朋友”，她想表现的是，在齐奥塞斯库的年代，生活是如何被极权制度所摧毁的。米勒对荒诞的感觉还体现在《约见》一书。这本小说同样描写了极权下的紧张，充满一种压抑的气氛。叙述者是一个服装厂的年轻女工。小说开头第一句就是“我被传唤了”。这已经是她第十次被安全部门传唤，因为她将一张便条缝进销往意大利的西裤口袋里，上面写着一句恳求话：“娶我吧”，并附上她的名字和地址，为此她被怀疑有叛国企图，不断被安全部门约见。当她被传讯时，她在车上不断回忆起自己的过去：父亲凶狠残暴，在外面搞女人；她的第一个丈夫出卖了她的父母，离了婚的她很快又陷入与另一个男人的关系，他是她心灵的支柱，但同时也是个酒鬼，在黑市倒腾非法的电视天线。她还忆起与一个漂亮姑娘的友谊，这个姑娘因为试图越境而遭到枪杀。通过一系列的闪回，表现出一幅在极权下适应与生存的可怕画面：生于不同年代的人为了对付极权而采取不同方式，酗酒、暴力、腐败和互相出卖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全书充满阴郁、无望的气氛，就像女主人公父亲所说：“生活就是他妈的放屁，甚至连穿鞋子都不值得费工夫。”
迄今为止，米勒发表的作品还有《护照》、《光年之外》、《行走界线》、《河水奔流》、《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米勒的获奖恰值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个来自前东欧的德国作家，显然具有双重的纪念意义。二十年前，整个世界都曾屏息注视着柏林墙的倒塌，注视着东欧的剧变，在百感交集的人群中也有米勒本人。当米勒获奖的消息传开时，德国政界人物纷纷发表看法，总理默克尔称她的创作是“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的伟大文学，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而总统科勒则称她“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米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政界人物的赞扬使得不喜欢她作品倾向的人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在他们看来，米勒获奖是由于其作品涉及的内容，而不是作品的文学价值本身，她并不是一位知名作家（有意思的是，这却是一个基于市场标准的判断）；赞赏的人则认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此举是在鼓励有社会担当的作家。
米勒虽然早已加入了德国国籍，并且一直以德语写作，但她的作品在内容上仍然属于前东欧文学，即米沃什所说的“另一个欧洲”的文学。显然，这一文学不是指那些虚假的官方文学，而是指那些捍卫人性尊严的反抗文学。当分隔东西方的铁幕在1989年被冲破前，这些作家的名字早已经为世人所知，如捷克的哈维尔、昆德拉、瓦楚利克、克里玛，波兰的赫伯特、扎加朱斯基、巴兰察克，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康拉德，前南斯拉夫的契斯、米哈耶罗夫，罗马尼亚的马内阿以及米勒等。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文学景观，将极权制度下被摧毁的生活与人性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亲身经历的时代作出最有力的见证。在促使非人性的生活改变的过程中，东欧作家以他们的写作充当了社会良心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铁幕的裂缝首先是由文学撕开的。米勒对日常生活最微妙之处的刻画同样让读者感到，极权的罗马尼亚与其他东欧国家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