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曾说，“文革”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说这话是指在若干年后，对“文革”学的研究将养活许多吃学术饭的教授、副教授们。此言也许不妄，然而我总觉得有点轻松和可怖。对于那些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它不只是一段记在纸上的冷冰冰的历史。显而易见，“文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人心各方面对我们民族性的暴露和检验是彻底的。说到底，“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历史运动，二十多年前的人们投身其中的狂热绝非今天年轻的追星族和摇滚歌迷可比，而且他们还被时代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肆意施虐批斗大会材料看，除了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件，许多针对普通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都具有底层的自发性（尤其在“文革”前期）。其中不少事例之审判反革命分子所以特别令人惊心，是因为这些事例所表现出的残忍显得是那样没有道理，那样如同一场游戏。
“文革”期间有一条著名的语录：“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论的话语方式，曾鼓舞了千百万人投身运动，在斗争中冲冲杀杀。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甚至于连恨都谈不上，有时仅仅是由于残酷能给人带来快感和自我的确立，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惟其如此，这种残酷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记得有一年冬天，在我儿时生活的山区小城，唯一的中学校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琅琅读书声，人去楼空，几个留在学校的十四五岁少年无事可做，突发奇念，想知道核桃树（当地盛产的一种树）叶的味道，按今天的说法，即想找点乐子。他们把关在“牛棚”里的几个老教师叫出来，让他们趴在地上，口含树叶，然后问他们苦不苦，回答自然是一迭连声的不苦。也许是觉得无聊，学生们又让老师叫自己“爷爷”，仍然是木然地叫，狂然地笑。对这些老师来说，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或许要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戴高帽、衔稻草好受一些，但他们内心的灾难却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轻佻的折磨中有着比严肃的迫害更为恐怖的东西。
岁月漫漫，记忆却历久弥新。因为在这些学生中，就有我一个。尽管我当时尚小，只是在旁观看，可那种情景却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索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今天听起来这就像卡夫卡的故事，无论迫害者还是受害者，大家都明白他们（自己）是无罪的，但双方却配合默契，因为没有目的，所以整个过程带上了几分戏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唯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或许也算一种“文革情结”吧。今天，视“文革”为一处矿藏，几辈子也挖掘不完的人，大概为数仍是很多的吧。惜乎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多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有些话至今尚不能说，而能说出的往往又是将昔日的凶残化为一笑，诸如书店里、小摊上那些记述“文革”的奇闻逸事。这种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的集体下意识遗忘，有意无意的掩饰，让人不免感到遭遇如此劫难的民族是否真的活该。
不错，以文学为例，揭露和控诉“文革”的小说、诗歌、电影、回忆文章、纪实作品等可谓卷帙浩瀚，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至少也说明了人们在不断思考，但伤痕文学基本上是站在绝对的善恶分明的立场上，将一切罪恶全部归之于林彪、“四人帮”，控诉其别有目的的残酷。尤其读叙述老干部遭受迫害的文章或作品（这类文章和书籍是目前最多的也是最易出版的），悲悯之余，我常常会想，如果不是那么多掌权者同老百姓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有谁知道“文革”还会被定性为一场浩劫，而不是完全必要的某次运动的“扩大化”呢？还有谁会注意到那些冤死泉下、连名字都不会留给后人的普通人呢？反思文学似乎将人们导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由此产生的文化热至今不绝如缕，但将一切归于民族的文化传统，诅咒黄河文明的延续，如1988年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系列节目所揭示的，则又使人有厚诬古人放言空谈之感，让古人为我们承担罪孽终究不够磊落。其实，即使封建的帝王也至少明白“家天下”的道理，不会毫无必要地把一个“莫非王土”的国家搞乱，以迫害子民为治国伟绩。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与传统文化无关，甚至也与封建意识无关。今日之大言言谈文化优劣者，大抵皆类于这种凿空之论。
我觉得，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与其总是求异，不如求同，看看同一时期别的国家有无相同的情景。要比也不能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比，道理很简单，试问有几个红卫兵读过四书五经？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方法，以文明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来考察历史，那就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早在本世纪中叶就已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裂”，汇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罗素所称的这另一个文化圈里，尽管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历史命运、社会心理、政治意识等方面，却大抵是相似的。就我们国家如何才能更顺利地步入现代化而言，对这一世界性文化的弊端进行研究，似乎要比研究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切题。在我读过的书中，有两本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本是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本是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两书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革命是否一定会变质？历史运动与残酷是否必然一致？这种残酷对人类到底有何意义？昆德拉的小说处理的就是一个关于残酷的主题：一个曾遭受过政治迫害的男人误把毒药给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当他得知后，他并无任何良心上的不安，而是一走了之。书中的情形，如受父母牵连的孩子被剥夺入学权利，街道退休老人组织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看病要托关系走后门，以及人们说话的用语、口气，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在思考这桩行为时，拿自己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谋杀十分轻松，“没有任何动机，从中什么也得不到”。这句自白与书中那些孩子把猫的舌头割掉，用钉子钉进眼窝的细节，正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他们不由自主地采用了生活中所熟悉且畅通无阻的行为方式。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叙述的则是另一个残酷的故事：主人公为治癌从流放地来到一个城市医院，他被捕完全是由于莫须有的原因，“有点像儿戏”，但却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书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出院后去了动物园，看到猕猴笼内空空如也，说明牌上写道：“某游客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致使住在此处的一只猕猴双目失明。那个狠心的人竟将烟末子撒入猕猴的眼睛。”主人公为此悲愤莫名。小说结尾，主人公躺在列车的行李架上，脚尖悬在过道上空，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内心独白——“平白无故”。
两部小说都以相似的细节，揭示了历史暴虐的毫无必要和人性邪恶的不可理喻。如果说这也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那么，“文革”与此是相似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20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
认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因果律和效用论之上的常识，有了这常识，动机才能成为犯罪学的基础。如果一旦世上都是毫无动机的谋杀，把我们的思维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因果律就会失效，任何健全的司法制度都将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绝佳题目。事实上，人类在残忍这点上并不比动物更进步，人与人之间许多仇恨和残忍都是无缘无故的，在许多方面往往超越了因果律的范畴。正如昆德拉在同样一本书中借主人公的话所说：“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别人死”，“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从远处进行暗杀，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他的话或许过于阴暗，好在法律是论迹不论心的，至少由于害怕惩罚，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非做不可，那种毫无目的的暴行才不会轻易付诸实现。只有在受到保护和鼓励的前提下，人性的邪恶才会被释放出来，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中，无疑就有着某种释放残酷的机制。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文革”为这种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回首往事，风雨如烟。过去的一切依旧像淤泥堵塞在胸口。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也许这就是《动物农庄》中的动物们最后萦绕在心头的无声的询问：为什么？
巴金的真话
我们常常想起鲁迅，却不太想起巴金。巴金活得很长，他的作品离我们也很远。在他的童年，中国人还拖着辫子，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当他辞世时，互联网正在掀起一场信息革命。最后几年，巴金已经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卧病不起，但他仍然继续担任着作协主席。偶尔会有他的一点消息，也只是被人们漫不经心地在闲话中带过，知道他仍在为别人活着。在许多读者心中，鲁迅唤起的是热爱，巴金唤起的却是同情。他的去世终于使人们松了一口气，对于这样一位忠厚老人，告别人世是一个解脱。
巴金一生创作了无数作品，从第一部小说《灭亡》到晚年的《随想录》。但他那些最为人熟悉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旧式的大家庭、阴郁的公馆和青春闪烁的花园。他生于1904年，他的青年时期和创作时期正好处于现代中国的变革时代，新文化的风潮席卷全国，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可以结社和出版杂志，觉醒的青年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感到自己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且是所有时代的代表。青年巴金身处偏僻的蜀地，也感受到新文化带来的这股潮流，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杂志。他的那些大部头作品都是时代的记录，旧小说中大家庭的矛盾融进新生与衰老的时代冲突，强烈的爱与恨，腐朽的家长、背叛家庭的青年和无助的女子。就连生病都是时代的，主人公往往都会患上不能治愈的肺痨。这些作品的中心主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一个前现代社会的崩溃。
巴金进行创作，并不是因为对人性产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改造社会，是新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无政府主义是一股强大的潮流，许多新文化人物，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都曾受过它的影响。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一切强权，维护绝对的个人自由。巴金虽曾否认其笔名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但他作品中反专制的愤怒青年、体现爱和互助的底层人物，却分享了他的无政府信仰。与当代追求物欲的中国人不一样，书中主人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精神上的贵族，动不动就虚无和放纵，因为恋爱的痛苦便走上用炸弹改造社会的道路。巴金的作品是时代和青春期反抗的结合，他以破坏、恐怖与牺牲的民粹主义英雄故事，迎合了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激起他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憎恨。后来许多青年投身革命，据说都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虽然算不上伟大的艺术，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改变。
但是，巴金从来不想当一名纯粹的作家，他始终希望能投身实际的社会斗争，甚至准备做出牺牲，为此一直到四十岁才结婚。1949年巴金四十五岁，之后他又活了半个多世纪，自从40年代发表他最好的作品《寒夜》之后，他就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像样的作品。他身居庙堂之高，参加各种会议，在国内外各地访问，他用作品呼唤革命，但革命的胜利却使他的创作枯竭，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事实。假如不是因为“文革”的迫害，巴金会不会提出“讲真话”，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晚年的《随想录》重新给他带来声誉，他也认为自己一生就这一部作品最有价值。他不停地回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为伤害过他人而自责。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早年的真诚气质，当人们在追求着财富和享受时，他还在一字一句写他的忏悔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文革”的灾难。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反思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只是他的反思始终停留在伤痕时期，于是才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鲁迅早已去世，人们却在不断地谈论他；巴金仍在写作，人们却很少引用他的话。官方尊敬他，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又恢复了从前的各种社会活动，充当起公共良知的角色。当他去世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敬意，所有的人都称他是中国的良心，他的“讲真话”被誉为最珍贵的遗产，甚至超过了他所有小说的价值。然而，正是在“真实”的意义上，巴金的缺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缺失。
“真实”一词经常被评论家们提及，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实的观念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巴金的“讲真话”使人想到东欧作家，后者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捷克作家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一个水果店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一条政治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条标语并不代表经理的真实想法，却使他的内心得以躲藏在空泛的意识形态话语后面，避免了直接表示顺从所带来的耻辱。这反映了我们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大多数人实际上经常生活在谎言中。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巴金与哈维尔都可以说是启蒙之子。他们都痛恨虚伪，追求真实，希望用文学来介入生活；他们都能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号召人们说出真话；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生命的意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两人的区别到此为止，不仅因为哈维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真实的内涵，而且因为他更有道德勇气。对于外界的压力，巴金最终选择了沉默，哈维尔却不惧几度入狱。在巴金停步的地方，哈维尔却告诉人们，生活在真实中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