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影戏之发达相比，周氏“不禁感慨系之”，不光是因为像上海那样首屈一指的都会，没有一部自己制作的影片，也没有一家自己的影院，还在于中国观众，即使去西人影院看电影，却对电影文化一窍不通，“误侦探为盗贼，惊机关为神怪，瞽说盲谈，无有是处”。在这样的误解之中，也包含对影戏本身持排斥的态度。即使在1922年中国电影已走上不归路之后，仍不乏反对的声音，如周剑云《影戏杂谈》中说到，有人把电影看作是“诲盗诲淫”的渊薮，甚至认为“要望社会安宁，风俗朴厚，当自铲除影戏始”剑云：《影戏杂谈》（一），《申报》，1922年3月9日，第8版。。
在这样的情势下，周瘦鹃提出把影戏作为“开通民智”的“锁钥”，就有相当的前瞻性。而把影戏与小说并提，不仅周自己是一个职业小说家，更反映了他对现代大众传媒在社会改良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的期望。小说被赋予如此重要的职能，众所周知，当归之于梁启超，然而其间也非一帆风顺。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倡“小说界革命”，发聋振聩，一时风景云从。他将小说尊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是从现代大众的教育功能着眼，但他过于高调，在强调伦理教化的同时，较忽视其情感与美学的陶冶特性，甚至认为中国旧小说充满毒素，指斥《红楼》、《水浒》“诲淫诲盗”。在梁氏的感召下，小说界均以表现政治性、思想性为主，调门高亢激昂。但到了民国初年，小说新潮风起云涌，争奇斗妍，在梁启超看来，则与他当初提倡“小说界革命”背道而驰。1915年他在《告小说家》一文中，怒斥当时的小说“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还特地举了“侦探”和“艳情”两种类型作为例证。《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2卷1期（1915）。如果以这样的态度绳之电影，就颇像周瘦鹃说的“误侦探为盗贼”了，不消说当时那些欧美电影在梁氏看来乌七八糟，坏人心术，也多会遭到他的排斥。
1910年代中期，领导都市文化潮流的是新一代文化人如包天笑、陈蝶仙、王钝根、周瘦鹃等，他们经营的杂志《游戏杂志》、《礼拜六》、《小说画报》等，在文学立场上以“消闲”为宗旨，出现了如陈平原所说的“回雅向俗”的方向性转型。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131—140。这也是时势推移所致。一方面“革命”告一段落，重心转向“共和”建设，另一方面大众阅读受到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操纵。其实包天笑等人都是梁启超的忠实信徒，虽以“消闲”为之，同时从事大众启蒙，如周蕾指出的“出乎意料地实行着企盼良久的民主社会改革”。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1995），页90。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当然更具挑战性与复杂性。
在1910年代他们通过其杂志积极推广电影，为电影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作了不可忽视的铺路工作。他们充分估量这一传媒的娱乐与商业价值，像包天笑、陈蝶仙和周瘦鹃等都写“影戏小说”。从《影戏话》发表的时机来看，传达了中国影迷及有志发展中国电影者的心声，标志着电影在中国的真正接受，在传播西方电影观念方面厥功甚伟，而中国电影在实践上已是蓄势待发、呼之欲出了。
五、类型电影评述
对于1910年代的西片，《影戏话》按影片类型分别加以评述，即按当时西方影业界的分类，与当时上海西文报纸广告也一一对应，如“长篇”（theSerial）、“侦探片”（DetectiveDrama）、“滑稽片”（Comedy）与“言情”（Drama）等。偶尔有“动物片”（AnimalDrama）、“历史片”（HistoricalDrama）、“美术片”（FineArtFilm）等。类型电影的出现和形成与好莱坞“片厂制”（studiosystem）有密切关系，参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9—12。在1910年好莱坞“片厂制”已经形成，参GeoffreyNowellSmith，ed.，TheOxfordHistoryofWorldCinema（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4353。文中言及数十部影片，按照各种类型作了有条不紊的评述，但不以他所见的影片为限，而结合了国外的论述资料和讯息。这些评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早期电影发展的走势，融合了当时世界影坛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论述。
（一）长篇
先是介绍“长篇”，《影戏话》曰：
比来美国影戏，竞尚长篇，每一种往往多至三四十本，如《紫面具》、《半文钱》、《黑箱》、《怪手》、《三星牌》、《红眼》、《红圈》、《铁手》、《七粒珠》等。……海上诸影戏院，为迎合普通社会心理起见，亦多映演此类长篇影戏。每值换片之期，人必蠢屯而至，在坑满坑，在谷满谷，鼓掌哗笑之声，几欲破影戏院四壁而出。曲院中人，亦复嗜之成癖，多有挟其所欢俱至者，谑者戏称之为情欲之夜市。盖逆料电影烨烨中，或不免有几多风流韵事也。予于长篇影戏中，尝观《孽海情天》全部、《三心牌》全部、《紫面具》、《红圈》、《无声党》各半部。此等长篇，惟暇豫有福之人，始克观其全豹。若吾辈文字中之苦力，恒在百忙之中，事势所迫，每苦其半途中辍也。《影戏话》（二），《申报》，1919年6月27日，第14版。
所谓“长篇”，颇如现下的电视连续剧，是无声电影时期最早繁荣起来的类型之一。最早的是1912年美国爱迪生公司出品的《玛丽的故事》（WhatHappenedtoMary），共12集（episodes）。次年又出了续集《谁娶玛丽》（WhoWillMarryMary），共6集。WayneSchutz，TheMotionPictureSerial：AnAnnotatedBibliography（NewJerseyandLondon：TheScarecrowPress，Lnc.1992），p.3.1914年6月1日起在上海维多利亚影戏院上演。TheNorthChinaDailyNews，June1，1914，p.4.据专家统计，这一电影形式到50年代方消失。
周瘦鹃所举的《紫面具》等九种，乃自1915至1919年间在上海放映，当然事实上放映的不止这些。这些影片长度不等。如《半文钱》（BrokenCoin）共22集，440分钟，平均每集20分钟，放映时分二卷（reels），所以周氏说“三四十本”，指卷数而言。或如稍短的，如《红圈》（TheRedCircle），由百代公司出品，共14集，即28本。
长片所描绘的不外乎侦探、侠盗之行径，情节上追求惊险，以机关布景取胜，因此知识阶层对于电影的接受，这不啻是一重障碍。如周氏在形容长篇的票房成功时说“迎合普通社会心理”，口气中也有所保留，而且不无诡谲地笔锋一转，说到喜欢看电影的不乏妓院中人，因此影院被戏称为“情欲之夜市”。我们知道，电影放映一向伴随风化问题，还受到官方的干涉。在西式影院中看电影，其“黑暗”程度较茶园更过之。大约因为符合租界的管理条例，反而为男女自由交往空间大放绿灯，直至20年代初还常有小说拿电影院里男女在黑暗中产生的误会作题材。
在这里周氏是虚晃一枪，其实他坦言自己喜欢看长篇。与卫道者立场不同，正是那些奇出怪样的“机关”噱头，使周氏发觉“吾国上中下社会以及妇孺，则无不顾而乐之”《影戏话》（三），《申报》，1919年7月14日，第14版。。从下面一段话可见他自己如何为“机关”着魔之状：
吾于影戏中所见机关，以侦探长片《怪盗》（ThePhantomsBandit）中之一幕为佳。其先一室，本为盗窟中赌场，有群盗聚赌其间。忽侦探来，夺门欲入，门外守者力尼之，乘隙微拨案头一机关，群盗立入复壁，长案上所散纸牌一一隐去。所有案椅杂具，不胫自走，忽互相配合，或成琴台，或成乐谱之架，或成会场中之客座，并并排列，疾如电闪。群盗亦易装而出，或为宾客，或为琴师，歌乐之声既作，俨然一音乐会矣。侦探入室见状，嗒焉而去。观其变易之速，令人可惊，殊不知何术致此也。《影戏话》（三），《申报》，1919年7月14日，第14版。
《影戏话》一而再、再而三言及长片，称颂备至。长片之所以吸引观众，不仅靠“机关”，在类型上是杂体，情节曲折离奇，且像宝莲那样的漂亮女主角贯穿始终，更卷入浪漫之爱情。周氏最欣赏的一部叫《黑衣盗》（TheHoodedTerror）实即《仇恨之屋》（TheHouseofHate）（按：该片第一集名为TheHoodedTerror，周氏以此为片名），1918年美国出品，共20集。剧情大意曰：美国某军工厂厂主遭一蒙面黑衣盗谋杀，其女儿蓓儿也时遭暗算，由于化药师格莱训的暗中保护，屡次幸免于难。后来格莱训将黑衣盗击毙，揭开面具方知是蓓儿的叔父。由是她感于情爱，委身于格莱训，然此时美国参与欧战，格莱训遂从军奔赴前线。叙毕故事情节之后，周瘦鹃说：“四十本中，精神均饱满，始终弗懈。中有两大疑阵，布设极佳。”所谓“疑阵”，即以替身与主角调包，乃编导布设的悬念，给观众造成惊喜。
对《黑衣盗》别施青睐，也因其出自小说家亚塞李芙（AuthurB.Reeve）之手，有文艺气息。言及该片结尾处：“蓓儿对镜自作问答，系念格莱训，极细腻熨帖之致。此惟名家诗中有之，小说中也不易得。”《影戏话》（六），《申报》，1919年9月23日，第14版。这也是周氏体验之细致，从文艺性方面给长片加分。有趣的是，在文章末尾，周氏介绍扮格莱训的男主角毛利拿（AntonioMoreno）属俊男，从美国电影杂志得知，他今年31岁，尚单身，虽在《黑衣盗》中与宝莲“假凤虚凰”而两人实在般配，希望俩人在现实生活中“一变而为真鸳鸯也”《影戏话》（六），《申报》，1919年9月23日，第14版。。由是活脱传达出周氏自己一个大众影迷的形象。
（二）侦探片
许多长片与侦探片题材有关，但“侦探片”则指专门类型的短片。如描写福尔摩斯的影片于1914年8月在上海维多利亚影院映演时，称作“系列片”（Series），分为各自独立的四部片子。TheNorthChinaDailyNews，August1，1914，p.4.但在1915年4月维多利亚上映第二套福尔摩斯系列片时，标明其为WorldsStandardDetectiveDrama（世界经典侦探片）。TheNorthChinaDailyNews，April1，1915，p.4.《影戏话》说：“柯南道尔之福尔摩斯探案，亦尝见于影片之中。予所见者为《佛国宝》（TheSignofFour），及短片数种。”《影戏话》（三），《申报》，1919年7月14日，第14版。
周氏极喜爱福尔摩斯探案，1919年与程小青等译《欧美名家侦探小说大观》，第一卷收的皆为福尔摩斯探案。事实上周氏对柯南道尔极其倾心，视之为世界文豪，在1921年《申报》上作文介绍，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并列。瘦鹃：《说海珍闻录》，《申报》，1921年1月23日，第14版。同样的，在《影戏话》中说到《四分种》（即《佛国宝》）时，把它看作像左拉、大仲马等小说改编片一样，甚重视其文学价值。他说：“吾人读原书后，复一观此书外之影戏，即觉脑府中留一绝深之印象，甫一合目，解诸纷来，书中人物，似一一活跃于前。其趣味之隽永，有极言可喻者。”《影戏话》（一），《申报》，1919年6月20日，第15版。
周氏提到另一种侦探片主角叫做聂克温脱（NickWinter），都是短片，1914年已经在上海不断放映，广告已称之为侦探片（DetectiveDrama）。“NickWinterFindstheStolenJeconda，”screenedinApolloTheater，March3，1914；“WinterintheUpperEngadine，”inOlympicTheater，April27，1914；“NickWinterandtheMaskedThieves，”ApolloTheater，June2，1914；“NickWinterandtheMysteriousBank，”ApolloTheater，October9，1914.周氏说聂克温脱的片子“一二年前海上盛行”，说明颇受观众喜爱。且评论说“他机警如狡兔，吾所谓行动活泼者，惟聂有之。每演一片，观者恒云集焉”。相形之下，福尔摩斯的影片没那么轰动，原因是：“福尔摩斯探案以理论见长，或从事于手纹足印之间，一以暇豫态度出之，以视聂克温脱之跳踉奔突，判然各异。其不识幕端西文说明者，但见福氏作冷静之行动，莫名其妙。故观者欢迎之诚，远不如观聂克温脱。名家小说，至此而丁厄运矣。”《影戏话》（三），《申报》，1919年7月14日，第14版。周氏为柯南道尔的文学叫屈，但另一方面意识到电影对大众的征服主要是靠视像效果。
（三）滑稽片
《影戏话》第四篇专论滑稽片，开头曰：“滑稽影片类多短篇，妇孺多欢迎之，吾人当沈郁无聊之际，排愁无术，施施入影戏园，借滑稽片一开笑口，喷噱之余，愁思尽杀，正不必别寻行乐地也。以滑稽名者，首推卓别林Chaplin，次则罗克Luke，他如麦克司林达MaxLinda、泊林司Prince、挨勃格尔Arbuckle诸氏，亦并为世称。”《影戏话》（四），《申报》，1919年8月7日，第14版。周氏不认为滑稽片有怎么高的思想内容，而像他对于侦探片一样，完全首肯了它的娱乐价值。所列举的五位笑星，对于1910年代这一片种的发展极具代表性，他们各擅胜场，人才辈出，前浪推后浪，但这一排行榜却反映了周氏的观赏趣味和评价标准。
最早为上海观众所知的是林达和泊林司，都是法国百代兄弟影片公司出产。参TheOxfordHistoryofWorldCinema，ed.GeoffreyNowell.Smith（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112113。在银幕上林达是一个都市纨绔子弟（dandy）的形象，礼帽和手杖是其身份标志。周瘦鹃说：“麦克司林达，善为滑稽言情之片，五年前海上诸院时演之，颇足号召观者。其人工修饰，恒以时装见于片中，面目间善表情，动作亦佳，与之配者皆绝色女子，滑稽片中之俊品也。”接着还引述小报新闻，说在欧战期间林达毅然从军，误传其阵亡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