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疆域是南诏纵横捭阖的结果，并随着南诏政治势力的消长有所变化。南诏原来只是巍山脚下的一个部落，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东至今楚雄地区，西抵澜沧江东岸，北至今剑川、鹤庆一带。南诏独立建国后，在皮罗阁、异牟寻的经营下疆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前后为其疆域最盛之时，《新唐书·南诏传》载：“东距爨（今贵州盘县、普安一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在今缅甸曼德勒地区一带），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俨然已成唐代西南地区疆域广阔的帝国。
（一）南诏疆域的拓展本部分
1.东并爨区，进逼安南
兼并东方爨区是南诏拓展领地的第一步。开元至天宝初年间，爨氏贵族的统治区域先后分属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姚州都督府（驻今云南姚安）和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剑南道戎州都督府与岭南道交州总管府（后改安南都护府）之间的一段分界线是：自今新平县南部的元江北岸起，向东北经今峨山县南部而接曲江。顺曲江而东，至华宁县南部接南盘江。顺南盘江而下，至今开远附近向东折，经今丘北县南部，往东南直达今富宁县北部与广西交接地带。此线以北，属戎州都督府管辖；此线以南，属安南都护府管辖。这条分界线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南诏已经完全夺取了北部原属戎州都督府的各羁縻州、县时，这条界线仍在一定时间内为南诏东南部与唐朝安南都护府之间的分界。
在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安南都护府的辖境与戎州都督府的求州（在今玉溪、峨山、新平一带）、黎州（包括今华宁县、通海县部分地区和今江川县、澄江县部分地区）相接，约以今曲江为界。天宝五、六年因开“步头路”而引起戎州都督府所属各羁縻州、县的爨氏贵族反唐，南诏皮逻阁奉调引兵东入爨区，并对爨区实施了控制。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南诏脱离唐朝而独立，所控制的东部爨区，止于石城（今曲靖）往南至求州、黎州、盘州（在今南盘江周围地带）以北的各羁縻州。求州、黎州、盘州以南之地，仍属唐朝管辖下的安南都护府。求州、黎州、盘州相互连接的南部地段，构成了天宝年间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北部与南诏东南部的界线。
公元765年，南诏再次加强对东部地区的统治。“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筑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区东部），居二诏，佐镇抚。”《南诏德化碑》，见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修筑拓东城之后，南诏设拓东节度驻其地，控制了南至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阿土），东北至原曲州、靖州（今昭通地区）的广大地区。此时拓东节度军事管制区的南部，开始越出原唐朝戎州都督府南部求州（今玉溪市）、黎州（今华宁县）的地界，把原属唐朝安南都护府管辖的步头也收于治下。但拓东节度控制区的南部也仅止于今建水县南部的阿土一带；红河南岸的今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县之地，以及东南部的今蒙自、屏边、河口、马关、文山、西畴、麻栗坡、广南、富宁等地，仍然是唐朝安南都护府的管辖范围。
拓东节度军事控制区域继续向南部和东南部发展，最终在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前后，把唐朝安南都护府所属的“爨蛮州”全部占领。《蛮书》卷四即说：“桃花人，本属安南林西原七绾洞主大首领李由独管辖，亦为境上戍卒，每年亦纳赋税。自大中八年（公元854年），被峰州（驻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南风州）知州官申文状与李涿（按，安南经略使），请罢防冬将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州界上防遏。其由独兄弟力不禁，被蛮拓东节度使与书信，将外甥嫁与李由独小男，补拓东押衙。自此之后，七绾洞悉为蛮收管。”林西原在今越南老街省一带。属于林西原的七绾洞，即在今河口、马关一带。这一带地方在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以前仍属安南都护府管辖。大中八年以后，为南诏的拓东节度收管，归属了南诏。之后南诏又收管了“棠魔蛮”所居之地见《蛮书》卷四。《新唐书·南蛮传》亦载“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在今金平、元阳、红河、绿春至越南莱州省北部一带），拓东节度的管制区域向东南部和南部扩展至唐安南都护府辖境。
大概在此后不久，南诏便把拓东节度控制的东南部和南部边境地带划分出来，设置了通海都督府。通海都督府驻通海城（今通海县），其军事管制的区域范围即与唐朝的安南都护府的北部边境相连接。《蛮书》卷六说：“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这是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前后通海都督府南部的境界状况。即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界而入安南都护府之境。其时，七绾洞和“棠魔蛮”地区都已经在南诏通海都督府的控制之中。则当时南诏的通海都督府南部与唐朝安南都护府北部之间的一段分界线在今河口县与越南老街省之间。通海都督府从拓东节度管制区分出之后，其辖境即为今通海县往南至越南莱州省北部；往东南包括了今红河州的蒙自、屏边、河口、文山州的西畴、麻栗坡、马关之地在内。
2.北越金江，划河为界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内部发生了安禄山的叛乱。南诏乘机与吐蕃联合，出兵越过金沙江而北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占有越巂（今西昌）、会同（今会理）、台登（今冕宁县南部之泸沽）、昆明（今盐源）等城，南诏与吐蕃共同出兵夺取了唐朝的巂州之地：越巂（今西昌）周围属吐蕃；会同（今会理）上下归南诏。南诏于会同设会川州，并以都督驻其地，称会川都督，兼制邻近的各赕（州）。南诏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延伸至唐朝边境。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与南诏复好，共同进攻吐蕃。南诏异牟寻夺取了吐蕃铁桥节度控制的地方（今丽江地区）。《蛮书》卷六说：“铁桥城（今丽江西北之塔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异牟寻用军破其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东城至神川（今丽江坝区）已来，半为散地。现管浪加萌、于浪、传兖、长裤、磨些、朴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夺取铁桥城之后，设铁桥节度，南诏疆域向西北扩展，今丽江地区为南诏所有。铁桥节度后并归宁北城（在今洱源县东南）管辖，称宁北节度。大概在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以后，在剑川城设剑川节度，宁北节度或并。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唐朝从吐蕃手中夺回原巂州北部之地，复设巂州，驻越巂县（今西昌）；俄淮岭（在今德昌附近）以南则仍为南诏会川都督府的辖境。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南诏又向巂州进攻；唐朝被迫把巂州驻地北徙至台登县（今泸沽）。咸通年间（公元860～867年），南诏在不断入侵西川的同时，全部占领了大渡河以南的巂州之地，并在原越巂县（今西昌）设建昌府，属南诏会川都督管制。南诏晚期的领地范围，已越过金沙江和唐朝以大渡河为界。
3.西开寻传，势达丽水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南诏与吐蕃北攻巂州，夺取了会同（今会理）一带之后，阁罗凤又立即发动对西南部寻传地区的开拓。“寻传”地区指今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蛮书》卷三说：“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骠国在今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地区一带。阁罗凤西开寻传之后，便打开了向南通往骠国的交通。可见，“寻传”地区的西南边境即与骠国相接壤。“寻传”地区的东部地段即三国时期永昌郡之地。阁罗凤重新打开“寻传”地区时，不仅再统一了原永昌郡之地，而且越出了原永昌郡的西南部边境，向西南深入到骠国和弥诺国（今缅甸实阶区的中部和南部）的北部而与骠国、弥诺国接界。
阁罗凤“西开寻传”之后，设置永昌节度和镇西节度，对当地各民族进行军事管制。永昌节度（驻今保山市）的管制区域，西北部从永昌（今保山）经腾充（今腾冲）直延伸至大赕（今缅甸克钦邦北部的葡萄）；东部止于胜乡郡（今永平县）；南抵茫天连（今孟连傣族拉祜族瓦族自治县）；西部与镇西节度的管制区域相连接。大约包括了今云南省的保山地区、临沧地区和思茅地区西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德宏州的绝大部分、怒江州西部和缅甸克钦邦北部地带。
永昌节度的西部便是镇西节度的辖区。南诏初期，阁罗凤设置了镇西节度，驻镇西城（今盈江县），后期节度使向北移驻丽水城（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密支那南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达罗基），改称丽水节度。镇西节度的管制区域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东西两岸地带，其南部边境与骠国接。《蛮书》卷二说：“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一名禄江，源自逻些城（今西藏拉萨）三危山下。南流过丽水城（今达罗基）西。又南至苍望（今八莫）。又东南过道双王、道勿川（今缅甸实阶区东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拉因公、巴迪漂等地）西，过弥诺道立栅（在今曼德勒一带）。又西与弥诺江（今亲敦江）合流。过骠国，南入于海。”丽水与弥诺江合流地带始为骠国境，是骠国在今缅甸曼德勒地区一带。曼德勒地区北部的今缅甸北掸邦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时显然在南诏设置的镇西节度的军事控制区内。《蛮书》卷二又说：“弥诺江（今缅甸实阶区西部的亲敦江）在丽水（伊洛瓦底江）西，源出西北小婆罗门国（在今印度境内），南流过沺苴川。又东南至兜弥伽木栅。分流绕栅，居沙滩南北一百里，东西六十里。合流正东，过弥臣国，南入于海。”弥诺江流域主要是弥诺国的领地。而在弥诺江上游的沺苴川等地，虽未明确这一带地方的归属关系，当受南诏镇西节度的羁控。则今缅甸实阶区北部的一些地方，当时也在南诏设置的镇西节度的军事管制区域内。
镇西节度后期改称丽水节度。丽水节度驻丽水城（今缅甸克钦邦达罗基），管制的区域范围较之镇西节度时期并不曾发生变动。
4.南拓“茫蛮”，控扼“女王”
南诏阁罗凤统治时期（公元748～778年），还在今西双版纳设置了银生节度。《南诏德化碑》所说“建都镇塞，银生于墨觜（嘴）之乡”。汉、晋时期，今西双版纳属永昌郡，南北朝时期分裂。南诏阁罗凤再统一。《蛮书》卷六所载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近代西双版纳境内布朗族的祖先。《蛮书》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自古以来云南著名的产茶区都是在西双版纳，清代西双版纳著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之内。
银生节度设置的初期，管辖的区域范围不会太大。因为在“茫乃”（勐泐）地方及其邻近地带的民族情况复杂，部落分散。除了“黑齿”（亦称“墨嘴”或“茫蛮”）之外，还有“朴子、长鬃数十种蛮”。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全部服从南诏银生节度的统治，而是在以后才部分、部分的被征服，最终纳入了银生节度的统治范围内。《蛮书》卷四说：“茫蛮部落……或漆齿。……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异牟寻攻其族类。”阁罗凤设银生节度的时间大约在赞普钟十一年（公元762年）前后。其时，“茫蛮”或“漆齿”（黑齿）中的另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被征服。至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才把“茫蛮”或“漆齿”中的另一些部落征服，全部纳入了银生节度的军事管制区域内。此时银生节度的南部边境便与女王国（在今泰国北部的南奔府一带）相接壤。
银生节度驻守的银生城（今景洪），是在开南节度驻守的开南城南部，开南城即今景东县南部的开南。开南节度管制区内的“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即今景谷、镇源、普洱一带的香盐井、按板井、磨黑井、石膏井等。
（二）南诏对西南地区的统一与中国西南疆域的发展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伴随着中央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的设治和经营，西南地区开始纳入了统一国家的版图。西汉时期中央王朝的西南疆域包括了今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州，贵州黄平县以西、广西右江上游地带，以及云南的大部分地方，但不包括思茅地区、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的全部及保山地区的部分。东汉时期，随着哀牢王的内属、永昌郡的设置，上述思茅、保山等地全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中国西南疆域的发展进入到了第一个高峰时期。然而，在魏晋南北朝全国大分裂的背景下，西南边境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因永昌郡内的“闽濮”的反抗，永昌郡被废置，中央政府失去了对永昌郡西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控制。刘宋时期，爨氏以“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身份割据了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保山市以东地区，其南部、西南部边境的原永昌郡地区，则恢复了古代的独立。唐朝初期，通过巂州、戎州、姚州等都督府的设置，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又回到了统一版图之中，但澜沧江以西及滇西南大部分地区仍为唐朝势力所不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南诏对西南地域的统一，不仅超越了两汉以来中原各王朝统一西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南诏局部的统一，为西南地区整体纳入中国统一王朝创造了条件，为中国西南疆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诏对寻传地区的拓展，在中国西南疆域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北朝时期永昌之地从中原王朝的版图上分裂出去，至唐朝前期，姚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仅止于六诏之地（今大理州），还不曾越过澜沧江到达永昌地区。南诏西开寻传，再次恢复了永昌地区与云南腹地的联系，从地域上把澜沧江东西两岸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南诏的统一活动，使分裂了三百余年的永昌地区纳入了南诏统一的版图之内，成为南诏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元代西南地区的统一，最终成为中原统一王朝领土的一部分。
南诏所构建的疆域范围，对中国西南疆界的形成具有明显影响。例如，通海都督府从拓东节度管制区分出之后，其辖境即为今通海县往南至越南莱州省北部；往东南包括了今红河州的蒙自、屏边、河口，文山州的西畴、麻栗坡、马关之地在内。通海都督府南部与唐朝安南都护府北部之间的一段分界线在今河口县与越南老街省之间。这一带边境地区大理国时期亦沿袭为南部边境，元朝时亦不改，并由此历史性地发展成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边境。
众所周知，历史上所谓疆土范围的形成，既有政治军事的因素，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南诏能把如此广阔的地域纳入版图，并延及数百年之久，与南诏所构建的城镇与军事节度相结合的戍守体系紧密相关。阁罗凤时期是南诏疆域大发展的时期，城镇则是南诏领土拓展的标志。与领地快速扩张的情况相适应，南诏的城镇数量也在快速地增长着。据统计，至南诏中后期，城镇已增加至一百余座，南诏或在新的领地上“择胜置城”，或以原有的故城设治，然后以这些城镇为据点，派遣将士来戍守。这些城镇又分别划归南诏的军事节度区和都督府管辖。如果说城镇是南诏守土卫疆的一个个据点，南诏的六节度、二都督则是把这一个个点连接成为一个体系的中心枢纽。例如，在拓东节度区内，以节度治所拓东城（今昆明）为中心，与其四周的安宁城（今安宁）、石城（今曲靖市）、曲州城（今昭通市）、晋宁州城（今晋宁县晋城）、河阳县城（今澄江县）相配合，形成了对爨氏故地的控制；通海都督，驻通海城（今通海县），南诏元和间曾筑建水城（今建水县城），并以石坪邑（今石屏县）、目则城（今蒙自）等统归通海管辖，由此构成了对东南部及其边境地区的控制网络；最具代表性的，是永昌节度和镇西节度区内城镇的建置。南诏在这二大地区内城镇的密集程度颇高，见于记载者，大概有近三十座，其中，永昌城作为南诏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南诏三分之一的兵力就部署在此，其余城镇，也往往担负着南诏守土卫疆的军事职责。具体来说，在永昌节度区和镇西节度区，沿着南诏入骠国的各交通路线上形成了几处重要的城镇群。从永昌城（驻今保山市）以西开始，其南向支线上有诸葛亮城（今龙陵）、些乐城（在遮放）；其北向支线上有腾充城（今腾冲）、弥城（今盏西）、宝山城（今昔马）、金宝城（今缅甸克钦邦之密支那）、丽水城（今达罗基）、安西城（今缅甸的孟拱）；此外，在南诏与骠国西南接壤处还形成了一些防御性的城镇集群，如镇西城（今盈江县）、摩零城（今缅甸克钦邦南部、八莫东北之莫茂）、苍望城（今缅甸八莫）、香柏城（今缅甸西南之莫宁）等。
南诏跨越了西南地区地理条件的限制，使这个被山川河流分割成若干封闭地理单元的地区，在国家政权的维系下具有了疆土的意义，而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沉淀，又使这一疆域范围的整体性更为牢固，这就是大理国时期基本延续南诏疆域范围的一个原因。至元朝时期，随着大理国的归附，西南地区纳入了中原统一王朝的版图，元朝也正是立足于南诏开创的疆域基础之上，使云南行省的管辖范围，较之南诏大理时期有所扩大：西部的蒙光路（驻今缅甸克钦邦孟拱）辖境与印度相接，和南诏大理国时期基本相同；西南部的太公路（驻今缅甸曼德勒区北部之太公）之南为缅国，辖境较南诏大理国时期有所扩大；南部的蒙庆宣慰司、八百宣慰司辖境抵今泰国北部，老告总管府统治了今老挝琅勃拉邦，较之南诏大理国时期有所扩大；东南部的宁远州在今越南莱州省境内，地界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相同。
第五章 南诏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