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在与唐王朝的对抗中，南诏的人口、资源及社会发育程度均不及前者，但从天宝之战至四侵西川，南诏几乎都处于上风，以至唐朝“征戍转输，中藏空虚，士死瘴疠”而“天下骚动”，可见南诏的军事力量小而不弱，极具战斗力。南诏也正是以独特的军事制度为支撑，与唐朝、吐蕃进行着军事的角逐。
（一）军事激励机制
南诏的军事具有浓厚的原始军事民主主义的遗存。南诏的主体民族与氐羌民族有着极其亲近的血缘关系，保持着氐羌民族所固有的剽悍性格和对武力的崇尚，“善战死，恶病终”，并且，南诏早期频繁的军事征服活动，使南诏社会形成了崇尚军功的思想，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军事激励机制。
军功是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志。首先，军功与职官联系在一起。南诏以军功作为获取职官的依据。“诸在职之人，皆以战功为褒贬黜陟”。其次，职官与土地分配联系在一起，在南诏富裕的农业坝区，南诏实行授田制，“上官授与四十双，汉二顷也。上户三十双，汉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为准确考察将士的军功大小及在战斗中的尽力程度，南诏还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每战，南诏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军前监阵。有用命及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后，一一疏记回具南诏，凭此为定赏罚。”
南诏军法严苛，上下一致，“军将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战斗时，对贪生及懦弱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其法，前伤者养治，后伤者斩”，士兵在作战时，前面受伤者，可以退下休息，背后受伤并有退却行为者，则会被督战的将官所杀。
南诏还以掠夺人口财物作为激励将士、获取军功的手段。南诏出兵最为特殊的一点是没有军队后勤补给。“每出军征役，每蛮各携粮米一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料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出界后，许行劫掠，收夺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辈。”这种不进则亡的机制促使南诏军必须以掠夺来补充军队给养，从而使将士求战心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咸通元年（公元860年）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诏几次出兵攻西川、邕管等地。掠西川时，仅越巂以北至成都之间，“八百里人畜为空”，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他们甚至认为“吐蕃尚可，南蛮残我”，南诏军比吐蕃军更为凶狠和残暴。
在崇尚军功思想的影响下，南诏社会重武习武之风浓厚。诸村社之人“平时为民、战时为武”，在农隙之时还要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技能训练，并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每岁十一、十二月农收既毕”则“集人试剑甲胄”，进行军事演练，所用兵器必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南诏还从经过训练的乡兵中挑选优秀者组成“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佐一人。李京《云南志略》云：“罗罗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赡之，遇战斗，视死如归。”疑“苴可”亦“罗苴”之异称。
（二）南诏的军事职官体系
南诏前期，政体初建，其建制具有军政合一的特点。南诏核心的军事管理职官是南诏王及清平官、大军将。清平官、大军将所决事务交六曹执行。六曹有兵曹，有兵曹长，主要管军事。六曹长有功效显著者，得迁补大军将。
六曹长之外，有军谋曹长，“主阴阳占候”，即在军中为南诏的军事活动进行占卜祈祷。公元7世纪时，南诏广大的白蛮、乌蛮信仰巫鬼教，一切行制信之巫鬼，战争活动当然也不例外，故在军中设军谋曹长作法于军中，起到预测战事、庇佑军队、鼓舞士气的作用，这使得南诏军制具有较强的原始气息和民族特点。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阿吒力教在南诏形成鼎盛之势，阿吒力教与南诏政权联系紧密，阿吒力僧往往充任军中法师拙，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深得南诏政权重视。
在南诏的基层地区，有村邑理人处，既要负责地方行政事务，又要在村社农民农隙之时，组织他们进行军事演练。村社农民每有攻伐就自备兵器马匹干粮参加战斗。《蛮书》卷九载，南诏“各据邑居远近”，将村社农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此军将实际负责的是洱海腹地的安全保卫与社会治安。南诏实行的是“军将问责制”，“如有贼盗入界，则罪在所入处面将”，这样就有效地把责任落实下来。
在南诏的十区之外，有六节度、二都督，皆由大军将担任。功勋卓著者，可以升迁为清平官。各个节度所领城镇中，又有城使、镇使之职，如铁桥城，“为南蛮所据，差大军将为城使”，贞元十年唐朝官员崔佐时册命南诏，“十五日至安宁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兵二百队，……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驿。镇使杨盛……去驿一十里迎接”。城使、镇使是节度领导下的军事行政官员。
由此观之南诏从中央至基层地方，均具备相应的军事管理组织军事职官。这一时期南诏的军事管理体系，既受唐王朝的影响，又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
至南诏后期，南诏的军事管理体系已逐步演变得完备和严密。异牟寻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南诏的军事制度。异牟寻将南诏初创时期的六曹改作九爽，将六曹之“兵曹”改称“幕爽”，九爽分由清平官、酋望、大军将管理。在沿袭南诏前期建立的军事管理体系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职官名称。原南诏对出领要害城镇的大军将称节度、都督、城使、镇使，现则“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副曰幕览；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节度、都督类的称谓借之于唐朝，改制之后依城镇大小，分为大中下小四级，并配以演习、缮裔、澹酋、幕等职官名称，反映了南诏的军事职官体系已逐渐适应自身特点和情况，在职官等级的划分上愈趋明细，体制上也愈趋完备。
（三）南诏的军队构成
1.常备军、储备军、奴隶军
常备军主要负责南诏的军事戍守和防卫任务。《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记载，“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由此推知南诏有一支人数大致为三万的常备军。常备军主要是由坝区的“白蛮”和部分分布于坝区周围山区的“乌蛮”组成。白蛮是南诏的主体民族，南诏时期自今贵州毕节、云南昭通至曲靖地区，昆明地区以西至楚雄、大理地区，是南诏主要的农业区，白蛮主要分布在这二大地区的坝区，与部分乌蛮相杂居，从事农耕生产。白蛮既是南诏赋税的重要承担者，又是军事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故而南诏对白蛮军较为倚重，史籍中有关白蛮常备军的记载也相对较多。《元史·地理志》云：黎溪州，古无城邑。蛮云黎呕，讹为今名。初乌蛮与汉人杂处，及南诏阁罗凤叛，徙白蛮守之。
建昌路，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建昌府设于南诏后期咸通年间。
永昌州（即南诏会川），……至蒙氏改会同府，置五，徒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于此。在北部如此，其他地方亦然，“江川，……蒙氏叛唐，使白蛮居之。”“步日部（今普洱县），……蒙氏立此甸，徒白蛮镇之，名步日。”“腾冲府，……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五，亦云：“元江军民府……蒙氏时，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蛮戍之。”
《寰宇通志》卷一一三又云：兰州，“唐为南诏之地，本蛮所居，名罗眉川。后蒙阁罗凤徙善阐杨城堡张、杨、李、赵、何、周、任七姓戍守之。”
南诏重要的军事要塞均由常备军负责戍守。从时间上看，派兵戍守大概始于皮罗阁，异牟寻承之，至南诏后期劝丰佑置建昌府时亦为之，可见是一项长期性的政策。可以说，常备军是南诏号令四方的基本力量。
常备军主要是为南诏戍守和防卫之用，当爆发战争时，南诏直接投入的人数往往有十万、二十万之多，如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诏攻黎、茂、文、扶四州，出兵达二十万之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诏进兵安南都护府时兵力达10万之多。南诏兵员数额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了常备军的总数目，可见南诏对兵源是有专门储备的。南诏具有一套完善的兵源储备体系。南诏政权建立后，分布在广大农村白蛮、乌蛮之精壮男丁，平时为农，战时为武，他们既要以村社农民的身份从事生产活动，又要作为重要的兵源储备，在南诏政权的管理之下，按一定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参加军事训练，当遇有战争时，就各自准备武器、马匹、粮食参加战斗。这种原始军事民主主义遗存，非常适应南诏特定的社会现实。
对储备军的军事技能培养与训练是南诏军事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广大村社农民在村邑理人处的管理下，在农隙时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参加军事训练。训练之时军纪严肃，“一如临敌”，排兵布阵讲求章法，“布阵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如此次第，定为常制。临行交错为犯令”。南诏还规定了储备兵源军事技能训练考核的标准，马军必须通过射箭、40步外骑马飞奔刺杀、盘枪百转无失、能书能算等项目；步卒的训练亦十分苛严，要考核登山、跨越、激流凫水、剑法、负重行军等项目。此外，南诏对兵器装备亦有特定要求，每年十一、十二月农收之后，兵曹长就行文至诸城邑村寨，成年男子各依四军汇集，所携甲胄兵器必须符合要求，“一事阙即有罪”。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储备兵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
奴隶兵则是从边远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强行征集而来。关于奴隶兵，《蛮书》多有记载，如阁罗凤既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其蛮不战自调伏，集战则召之。”又如“裸形蛮”，“集战即召之”，被征集奴隶兵的少数民族还有“朴子蛮”、“寻传蛮”、“金齿蛮”、“绣面蛮”等。这些少数民族作战勇敢，有的还具有一些特殊的作战本领，如分布在澜沧江以西（今思茅地区和临沧西南部）的“望蛮”，“善于马上用枪铲，骑马不用鞍。……驰突若飞”。奴隶兵既可补充南诏兵源之不足，同时在南诏的军队中还起着“特种兵”的作用。由于地位低下，奴隶兵往往被置于最危险的战争前沿，在阵前充当敢死队，如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以“望苴子”为前驱。奴隶兵在战场上必须冲锋陷阵，“如有不前冲者，监阵正蛮旋刃其后”向，在战斗中牺牲的可能最大。
2.步军、马军
《蛮书》明确记载了南诏的军队还有步军与马军之分。贞元十年崔佐时册命南诏，过安宁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军二百队，马军一百队夹道排立”迎候，此后经过的曲驿、云南城、白崖城、太和城等南诏城镇，均可见南诏步军与马军迎候的记录。这同时也反映了南诏在重要的城镇中驻守了步军和马军这样一个史实。步军与马军主要来源于白蛮与乌蛮，每有征发，分布在广大村社农村中的白蛮与部分乌蛮“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被编入马军，如分布在澜沧江以西（今思茅地区和临沧西南部）的“望蛮”因善于骑马作战而编入马军。
马军在南诏军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南诏有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保证马匹的生产和供给，在南诏的政治机构中，有“乞托，主马；……亦清平官大军将兼之”。南诏有三大马匹养殖中心。一是东爨乌蛮区，“邑落相望，牛马被野”。马匹的牲畜饲养方法是“一切野放，不置槽枥”，体现畜牧民族特有的生产特点，是东爨乌蛮最主要的经济贡赋。二是水草肥美的洱海中心地区，《蛮书》卷七记载部分城镇坝区已有组织地进行马匹的饲养，“阳苴咩及大厘、邓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在南诏的京畿重镇有组织喂养的这些马匹，应是南诏王室及侍卫亲军“负排”的日常及战争用马来源。洱海十赕区的白蛮和乌蛮，凡有征发有马者即被编为马军。三是著名的产马区越赕区，这里的马“世称越赕骏”，以“日驰数百里”而闻名。
在冷兵器时代，马军无疑具有着极强的优越性。其超强的作战能力是步军不可比拟的，在马军的日常训练中，必须通过射箭、四十步外骑马飞奔刺杀等技能的考核，南诏作战布阵，以“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同时，马军较快的移动速度，又为远距离作战所必备，可以说，正是这样一支马背上的军队，使南诏能够驰骋于西南的崎岖的山道，把军事活动的范围扩展到西川、安南、古中南半岛等地，为南诏的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