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南诏国的建立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有力推动着地方社会经济以更快速度地向前发展。在这一时期，南诏的经济呈现出整体、全面发展的态势，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农业
1.土地的开垦
南诏对西南地区的统一，为西南地区土地大面积的开垦提供了保证。南诏独立建国后，首先在洱海地区展开了土地的开垦活动。《南诏德化碑》载：“扼塞河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即整治河流，治理水患，扩大耕地面积。因洱海地区向为南诏主要的农业区，为南诏所重视。在南诏的治理之下，沼泽洼地开始变成良田，《南诏野史》记载：“大士既泄洱水，其地林薮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鹤，日往来河岸，人迹之而入，铲利榛芜乃得平土而居。”从鹤拓得名的神奇传说不难看出，洱海区域已开始向湖泊要土地了。随着坝区耕地面积的扩大，山区耕地也得到了开发。据樊绰《蛮书》记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说明当时的梯田开垦水平很高，在岗陵之上还普遍种植小麦。山区的开发，对于南诏多山的农业生产基础而言，无疑最具推动意义。
其次，南诏还展开了对滇池周围地区的土地开垦。南诏建国前期西迁二十万户白蛮于滇西地区后，造成这一地区人口的减少和人地关系的变化，“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州、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异牟寻时期，随着南诏对东方爨区统治的深入和控制范围的扩大，对这一地区的开发的力度也随之加强。据载，南诏曾把被征服的施蛮、顺蛮人口，以及河蛮、弄栋蛮、金齿蛮向滇池及周边地区迁移，既为这一地区的开发注入劳动力人口，同时又再次开发了大量毁于兵荒的耕地。至南诏中后期，《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则从今天的昭通地区、曲靖地区至楚雄州西部的广大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已和洱海地区基本一致了。
2.耕作技术的进步
在土地大规模垦殖的同时，南诏的农业耕作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首先表现在牛耕的推广和铁制农具的使用上。南诏对牛耕的运用相当普遍，《蛮书》卷七载：“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这就是所谓“二牛抬杠”或“二牛三夫”法。《南诏中兴二年图传》有“奇王蒙细奴罗躬耕”一段，所画二牛伏地，旁置犁架的场景，可证南诏使用铁犁牛耕于农业生产的情况。当时的唐朝内地，牛耕仍处于推广过程之中；牛耕的主要形式为一犁两牛抬杠，一犁一牛较少，并且所使用的犁也是全长一丈二尺的铁犁。显然，云南的牛耕技术和水平已与中原内地相差无几。此外，除牛耕以外，在今西双版纳一带，当地居民还驯象以耕，“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颇具民族特色。
其次，稻麦轮作制也在南诏农业地区实行起来。《蛮书》卷七载：“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可见，当时云南的很多地区已实行稻麦轮作制。从中外农业发展史来看，稻麦轮作制的出现是农业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因为，稻麦轮作制是一种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制度；它的出现，第一次使土地的利用和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成倍提高。在我国历史上，这一耕作制度首次出现于唐代。出现的区域，一是地处中原内地的江南，再一个就是云南。这充分说明，云南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水平已达到中原内地的水平。
3.水利工程的兴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南诏境内重要的农业区，均是以洱海和滇池两大高原湖泊为中心。对水源的利用和水患的治理是南诏水利建设的主要内容。以洱海区域来说，早在阁罗凤时期，南诏就“扼塞流潦”，“疏决陂池”，兴修水利，整治河流。到了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南诏王丰佑又“遣军将晟君筑横渠道，自磨用江至于鹤拓，灌东皋及城阳田，与龙佉江合流于河，谓之锦浪江。又潴点苍山玉局峰顶之南为池，谓之高河，又名冯河。更导山泉共泄流为川，灌田数万顷，民得耕种之利”。修建大型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滇池地区，南诏还修建有金汁河、银汁河等水利工程。
4.粮食产量的提高
粮食产量是较能体现南诏农业发展程度的指标。对于南诏粮食的亩产量和总产量，由于没有数字记载，很难作定量描述。但从一些相关资料来看，粮食的产量是很高的。南诏“土地肥沃，宜稻禾”，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适应坝区和山区不同的自然条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唐初对洱海地区白蛮的记载中，认为“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粮食亩产量已与中原内地一样。《南诏德化碑》盛赞皮罗阁时期“国贮九年之富”，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南诏农业产量充足、粮有盈余的情况。近年在南诏太和城遗址发现了一块《南诏仓贮碑》，记载南诏一所官仓一次就收粮9549石。如此之大的产量，应当是南诏农业在量和质两方面进步的结果。
（二）畜牧业
1.畜禽养殖的总体情况
南诏家畜种类较多，《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卷七云：“猪、羊、猫、犬、骡、驴、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除上述诸种外，见于记载者还有鹿、象等。南诏专门饲养鹿，“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象，开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牛耕也”。
马的饲养主要分布在滇东北一带、滇池周围地区至洱海地区、腾冲一线，并形成三大养殖中心。一是东爨乌蛮区。《蛮书》卷四载：“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二是在洱海中心地区，“阳苴咩及大厘、邓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洱海十赕区的白蛮和乌蛮也普遍养马，凡有征发有马者即被编为马军。三是在著名的产马区越赕区，《新唐书·南诏传》云：“越赕（今腾冲县东北之瓦甸一带）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南诏还具备了一定的牲畜饲养技术。东爨乌蛮区的牲畜饲养方法是“一切野放，不置槽枥”，体现畜牧民族特有的生产特点。阳苴咩及大厘、邓川等地则是修建马厩，采用槽枥喂养。越赕马的饲养最为精细，“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
牛的养殖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今大理西部及楚雄州一带，“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另一个是东爨乌蛮区，“牛马被野”。通海以南区域，“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大概处于野生放养阶段，还没有进行人工驯养。
南诏时期羊的牧养已经盛行，但在畜牧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产量上以今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数量最多。《蛮书》卷七：“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2.畜牧经济的地位
畜牧业是南诏的又一重要生产部门。南诏境内各民族经济发展并不平衡，许多居住于山区的民族仍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产形态，即便是居住于坝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也同样进行着畜牧业的生产。所以，畜牧业对于南诏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农业。
《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的管理机构中，“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廪，亦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这既是畜牧业有较大发展的反映，也体现了南诏对马、牛饲养业的重视。马和牛是南诏重要的畜牧品种。概因二者均不仅仅为生活所需，马还是南诏马军的重要装备，牛则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三）手工业
南诏时期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已形成很多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并具备不小的生产规模和很高的技术水平。
1.纺织业
纺织业是南诏重要的手工业。唐初洱海地区就“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絁、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从南诏后期纺织业的相关记载看，这时的纺织品质量与内地还有一定差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南诏的纺织业有了很大进步。《蛮书》卷七说：“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正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纺丝染色后成为上服，所织之锦，纹颇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绣，南诏王、清平官的礼服上皆刺有锦绣。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军队攻入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伎数万引而南”。大批纺织工匠被掠往南诏，内地先进的纺织技术也随之传人，这对提升南诏的纺织业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迅速地与内地水平看齐。
除丝织品外，南诏纺织业中还有木棉织品，“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娑罗树子破其壳，其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娑罗树子即木棉树，银生和丽水两节度区的少数民族纫其果实中的纤维为织品，裁成衣服称笼段或娑罗笼段。此外还有毡罽（披毡），《蛮书》卷八载：“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值若干幂。”毡罽是用羊毛之类纺织而成，从它参与本土商品交换的情况看，当是需求最大、使用较广的纺织品。
2.冶炼业
冶炼业是南诏又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以冶铁、冶铜与金银饰品加工为主要。其中，铁器的制造及加工最具规模，见于记载者有铁犁、剑、枪、弓、矢、矛、铤、甲、胄、腰刀等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兵器中又以铎鞘、郁刀、南诏剑最为有名，是南诏铁器加工制造水平的代表。铎稍，“状如刀戟残刃。……出丽水，装以金穹铁簜，所指无不洞也”。铎鞘尤最为名贵，南诏王器重每次征战都必须佩戴。郁刀，“次于铎矟。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南诏剑是贵族和平民常用的武器，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练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这些兵器每一样均可谓兵中利器，体现了南诏独具一格的生产工艺和高超的制造水平。
南诏冶铁技术水平还可以从“南诏铁柱”的铸造反映出来。现存弥渡县蔡庄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铸于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三年（公元872年），高3.30米，圆周长1.05米，分5次铸造，然后再连接完成。
南诏的冶铜业也十分发达。南诏统治者曾大量用铜铸造铜像、铜钟等。丰祐时重修崇圣，一次便用铜四万五百九十斤，铸造铜佛像一万一千四百尊。崇圣寺有建极（世隆年号）十二年（公元871）铸造的铜钟，此钟直径丈余，厚一尺，钟声可传八十里。铸造这样的巨钟工艺要求很高，需要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冶铸作坊和一定数量的工匠。这说明，南诏铜的生产和铸造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金银的开采和冶炼加工也有一定的规模。金有生金和麸金两种。《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说：“生金，出金山及长傍诸山、藤充北金宝山。土人取法，春冬间先于山上掘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夏月水潦降时，添其泥土入坑，即于添土之所砂石中披拣。有得片块，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两五两，价贵于麸金数倍。——麸金出丽水，盛沙淘汰取之。”银主要出于会同川的银山。同书记载：“银，会同川银山出。”南诏贵族使用的器皿、服饰、妇女的首饰等，多为金银制品，史籍记载中主要有“金佉苴”（金带）、“衣金甲”、“金镂盒子”、“金盏、银水瓶”等。用量最大的，莫过于用金银铸造佛像。劝龙晟时（公元809～816年），南诏曾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丰祐时（公元824～857年），则用银五千两铸佛一堂。
3.煮盐业
煮盐业是南诏又一重要的手工业。与汉晋时期相比，唐代云南煮盐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食盐产地的增加、煮盐技术的提高和盐产量的增多三个方面。就食盐产地而言，汉晋时期见于记载的产盐之地有连然（今安宁）、姑复（今丽江）、南广（今盐津）、蜻蛉（今大姚）等处。但到唐代，据《蛮书》卷七记载，“其盐出处甚多，煎煮则少。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泸南有美井盐，……昆明城有大盐池，……东蛮、磨些蛮诸蕃部落共食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讳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这就是说，在今昆明、楚雄、昭通、大理、丽江、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市境内，均分布有盐井。盐井数量显然比汉晋时期增加了数倍。从煮盐业的技术水平来看，汉晋时期，云南的食盐多为自然采取。可是到了唐代，“蛮法煮盐，咸有法令”，已具备一定的技术，并且，“蛮官煮之如汉法也”，已接近内地的水平。以食盐的产量而论，汉晋时期，各盐井产量不多，供给食用的地区有限。到了唐代，随着盐产量的增加，供给的范围大为扩大。如安宁盐井，“升麻、通海以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泸南美井盐，“河赕、白崖、云南已来供食”。
4.皮革加工业等
《蛮书》卷七载：“蛮排甲并马统备马骑甲仗，多用犀革，料杂用牛皮。负排罗苴以下，未得系金佉苴者，悉用犀革为佉苴，皆朱漆之。”则南诏还以犀革和牛皮做兵甲和腰带，且用于军队装备上，必有一定的量与之相应。除此之外，南诏还善于利用本土的特殊的材料进行兵器的手工制造。南诏枪、箭多用斑竹而制，斑竹产于蒙舍诏白崖山谷之中，实心，圆而紧密、柔细，弹性好，具有轻便结实的特点。永昌以西的野桑木是制作“弓”的上好材料，制作时，选择适合做弓材的野桑木，先截断其上端，然后从中间分割开，令木料自然弯曲定型后，再做成弓。这种弓可不装弓筋，“而劲利甚于筋弓”，韧性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