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前后相继的、旨在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大历史事件。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时，晚清三大改革的关系是交互缠绕无法人为切割的。可以说，中国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与影响下，虽然晚清三大改革不同程度的都有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的影子，都是朝向近现代化的努力，却都失败了。
一、睁眼看世界的早期改革
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对欧美还茫茫然几乎一无所知。正如伟大的批判家柏杨所说，当时的中国依然“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头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对世界的无知很可怕，但当权者抱着既得利益后的冥顽不灵更加可怕，它使民族精英们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19世纪前期的思想家魏源是近代最早发出改革呐喊的中国人。他洞察到经过“康乾盛世”，清王朝已跌进“日之将夕，悲风骤起”的衰世，因而疾呼“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魏源可谓改革的先知先觉者。
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接触西方文化，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开始与前人不同了。魏源在《圣武记》、《海国图志》中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堪称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被外部力量强行撞开了国门。面对率先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列强，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但当时的国人无法理解，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两千年帝国史的“天朝大国”，竟然打不赢一个远隔万里重洋而来的英国！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还能自欺欺人说是“偶尔失误”，或自我安慰说因为对方“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战争败北后，就完全无法辩解了。因为这一次中国船也坚、炮也利，而对方则是千年以来在堂堂中华面前俯首称臣、被视为“倭国”的更加不足挂齿的日本。更让中国人愤愤不平、忍无可忍的是，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倭寇”的索赔数额竟是“英夷”《南京条约》的13倍！在失败的悲愤与反省中，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就成了无可回避的选择了。
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人的最初、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学船坚炮利，产生了以“洋务运动”为形式的改革。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大吏，不顾守旧顽固派的反对与抵制，从曾国藩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始，设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舰船、枪炮，开近代改革的先河，也是戊戌变法的先导。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种思路下搞了30年。对破除封建愚昧，打开国人眼界，冲破祖宗之法，不可谓没有成绩。因为在此之前，连开明睿智如林则徐，都以为西洋人离了中国的大黄就走不动路，离了中国的茶叶就活不下去，更别提有朝廷大臣向皇帝上表，奏称用鸡血、狗血浇洋人，即可使其枪炮失效而退敌。而道光皇帝的反应是茫然四顾，问同样茫然的群臣：英吉利究竟在何方？还有甚者，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修筑了仅五英里长的淞沪铁路，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难以理解的“怪物”购回并拆毁。洋务派围绕军事工业，办了铁矿煤矿，建了铁厂船厂，修了铁路，通了电报电话。作为象征和代表，还建立了北洋水师，据称是当时世界上第四大海军。可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北洋水师却溃不成军被消灭了。甲午战争的可耻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在实质上，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思路和方向的失败。
洋务派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早期的改革派。尽管他们的改革失败了，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毕竟使中国在效法西方先进国家的道路上，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初步使中国封建落后的旧貌有所改观。孙中山于1894年曾概括地指出这一变化：“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这是对洋务运动所作的持平之论。梁启超虽然批评洋务运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也承认，洋务事业为维新变法立下了“筚路开山”之功。
洋务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本身也清楚“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戊戌变法之前，著名的洋务派、两广总督张树声于1884年临终时，即口授遗嘱，奏请清王朝设立议院作为变法自强之本。他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而轮船、大炮、铁路、电线等“此其用也”。故今后治国之道，应“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张树声奏请清王朝设立“议院”之论，不见于仕途显赫之时，却出自撒手人寰的“遗折”，究其原因，显然是畏惧于顽固势力的强大压力，其忧谗畏讥的顾虑和忧念国事的苦心交织在一起。而张树声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用”与“本、末”的论述至有见地，也可以说是抓住了洋务运动弊端的要害。
洋务运动和稍后的戊戌变法的鸿沟，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改革的深度、广度、力度方面存在着差异。恰如梁启超所说：鸦片战争之后学习西方的进程，“始则工艺，次则政制”。洋务运动大体上还停留在“工艺”阶段，即以兴办新式工矿企业为主；而维新运动则突破了上述范围，要对旧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了。
二、戊戌变法拉开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序幕
戊戌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甲午战争失败促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接连打败仗，越是打败仗，知识界就越有向西方学习的倾向。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的惨败，这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是晴天霹雳，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刺激。因为在中国看来日本这样一个历史上的藩属，经过了明治维新，居然把中国打败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使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整个社会震动。忧愤国难的深重，担心亡国灭种的使命感，促使维新志士产生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和强烈的变法要求。
在甲午战争失败的举国震动中，1895年，康有为发动在北京的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接受西方新思想的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第一幕。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派超越了洋务派，他们认识到军事、科技和经济不能够脱离政治制度而独立，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体制的背景和它相配套，大力倡导政治改革；认识到教育、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力倡文教改革。他们以一腔热血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成立学会、学堂，创办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培养变法人才，并与顽固派展开论战，使维新运动全面高涨，终于把光绪帝请到了历史的前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以此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
“戊戌变法”期间，为了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书像雪片一样飞进宫中，而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则像群鸽一样飞向全国。
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200道左右改革诏令。政治上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太仆寺等重叠机构，其事归并于内阁及礼、兵、刑部；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由总督兼理；裁撤东河总督，其事归河南巡抚兼办；裁撤不办运务的粮道、仅管疏销的盐道，各省不承担地方责任的同知、通判等辅助官一并裁撤，以往因内外战争而临时增设、后来变成了常设机构的局所也一并裁撤；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经济上有：为发展农、工、商业，诏令京师增设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保护农工商业；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上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改各省书院、祠庙为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商会、农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军事上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汰绿营，推行保甲制度，等等。
这些雷声很大的全面改革举措，尽管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但却遭到守旧势力的顽强阻挠，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执行较力外，在全国其他地方几乎形同一纸空文。
光绪帝变法时用了全力。应该说，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能做的都努力做了，但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仅仅是在慈禧太后的控制下没有实权，在这个国家，甚至他连一幅合适的世界地图也找不着。光绪帝力图增加其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却遇到了很大困难，其中之一便是中国那时没有合适的世界地图。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当时却是正常的事。时光到了19世纪末，清朝皇帝竟仍无可随时查用的世界地图，更甭提正确应对国际事务了。在光绪帝的命令下，制作世界地图的任务交给了办事干练的上海道蔡钧，1898年7月蔡钧奉命后立即按工作日程赶制，然而，当世界地图裱好并配制木架送到北京时，己是第二年了，变法早已失败。尽管地图的制作、裱糊十分精良，耗银达1600余两，但对于处于软禁状态的光绪帝，已经没有意义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维新派被镇压。“戊戌变法”自6月11日到9月21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这场维新如昙花一现，之后一切又恢复如故。
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是在西方列强肆意瓜分中国，清王朝极端腐败无能的情况下，在外界的影响和压力下，在沉重的传统负荷下，由一群既无权势、又无斗争策略的书生仓促发动的。作为领导人的光绪则徒具皇帝空名而已，因而它的夭折就不可避免。辜鸿铭评论康有为“只想通过一个单一的改革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欧化中国。”所言不无道理。维新派做出了最大努力，打算让清王朝洗心革面以起死回生，最终还是无效。
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在中国传统专制组织结构下不可能成功。柏杨断言道：“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规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封建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要知道，戊戌变法也好，之前的王安石变法也好，都是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的，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封建君主专制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三、清末新政及其失败
与戊戌变法的发生如出一辙，紧接着的清末新政源于1900年庚子之役的重创。如果说在此之前，社会的主流仍然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持怀疑态度，那么八国联军带来的灾难，就使中国社会认识到：“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惨重代价付出以后，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上层改革共识的形成。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全面变法谕旨的颁布，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这种走向。谕旨中不仅明确指出要学习西学的“皮毛”，还要学习西学的“本原”和精华，也就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进行变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慈禧太后的新政，择其重要内容说大致有：裁撤或合并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衙门，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最重要的是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设立了前所未有的商部、巡警部和学部（教育部），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取消武举，命各省创设武备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完备的教育法规，学堂的管理、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并于1905年明令废除了沿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制订《商会简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和《矿务章程》，解决了中国直到清末还没有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民法和商法的问题。
慈禧的新政，从深度和广度说，超过了被她一手扼杀的戊戌变法。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戊戌变法虽然被她所镇压，但镇压者后来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成了被镇压者遗嘱的执行者。
清末被迫推行的“新政”持续了10年。政治上从“改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经济上从奖励农工商业，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权制度；军事上从编练新式陆军，扩展到确立近代军制；文教上从设立学堂和改革科举，扩展到废除科举并建立近代学制；而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尝试，则更是戊戌时期所没有的改革内容。
清末“新政”的举措虽然比“百日维新”范围广泛而更有力度，但主持“新政”的清王朝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维护专制统治利益取向的束缚下，清朝的政治改革长期仅仅停留在政府机构改革包括“大部制”改革的阶段，司法独立和民主宪政建设一拖再拖。到《辛丑条约》订立后，主权丧尽的局势，奇耻大辱的气氛，使之既失去了改革的时机，也失去了改革所需的民心。
由于晚清的改革无法触动和搬掉专制制度，那么结局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革命。通过革命实现从封建专制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应该看到，清王朝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封建专制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是因为有王朝更替这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2000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积重难返。面对西方新的政治文化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力，更无还手之功，也没有自救之路。于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之败亡是封建制度之败亡。清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大问题，成问题的是民权。不讲民权，是封建专制制度之根本。清以前历代王朝之败，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问题，如元朝；或在民生问题，如秦、汉、隋、唐；或在军事问题，如宋朝。清朝的情况则性质上完全不同。借用柳宗元《封建论》的话，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也就是说，清朝之败，不是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的王朝之败，而是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的制度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揭示的：“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于是，不讲民权的清王朝便败给了讲民权的西方列强，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四、失败的戊戌变法在朝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在中国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历史上，戊戌变法具有标志性的特殊地位。虽然晚清的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三大改革，都是试图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拯救已完全丧失生命力的封建国家，但历史作用和地位却有很大不同。
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能够拿来代表民族新生，能够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需要标志性的伟大内容和标志性的伟大代表人物，这一切只有戊戌变法才具备。而学习西方器物、技术的洋务运动，可以看作是戊戌变法的先导；至于迫于西方列强压力，慑于革命风潮的兴起，才不得不推行的清末新政，则可以看作是戊戌变法的尾声。
借用梁启超的话，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改革史上“筚路开山”的一页。历时短暂的戊戌变法尽管以悲剧性的结局告终，但它却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标志着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标志着中国人蔑视西方文明时代的开始终结。100多年来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思想家们有异口同声的评价。梁启超说：“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黄仁宇把戊戌维新运动放在明清以来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提出了全面改革社会组织与结构的要求，是中国近代探索国家现代化的新起点。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站在时代潮头的那些志士仁人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经济与技术领域，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要求用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就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推向了新的政治实践阶段。
尽管戊戌变法有许多历史局限，但其遗产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戊戌变法推动了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大变化。由于维新改革派重视舆论宣传，重视建立与创办近代学会，创办大量报刊宣传维新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中国人心态最重要的影响是：它使得学习西方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把对西学的学习从技艺层面推向制度文化层面；它使得变革最终成为一种不可阻遏的思想潮流，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终止现代化的道路。
对改革不能求全责备。毋庸置疑，维新派人士生长在封建教育的污泥浊水中，全身披满了历史的尘埃和污垢，难免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能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放眼天下，挺身而出，进行暴风雨式的改革，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如果对古人去求全责备，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和践踏，而且往往是对现实的随声附和，其结果必然是良知的泯灭和感觉的麻木。对待历史上的改革，应当以历史眼光拒绝任何无视历史实际的评价。
戊戌变法是拉开中国现代化大幕的关键一环。我们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而应把它作为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完成的现代化变革的社会工程。只有这样，从现代化变革的起点去寻访，在大时间段纵向的对比中，我们才有可能看清改革开放发生的更深远的大背景，才有可能为当代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找到深层原因，启迪未来的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