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回顾，当代的中国改革，是自戊戌变法以来改革和革命大潮的延续，是中国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延续。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路程，先是由改革走向革命，在封建帝制下以改良方式从上而下变革，没能实现现代化，走向了革命之路；1911年后在更多的时间里革命取代了改革，历经多次社会大动荡，也难以实现现代化；再由经历了多次革命后，重新走上面向现代化的改革。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还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
一、辛亥革命及其后短暂的改革
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革命。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把封建帝制推翻，它表明在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转而寻求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走向现代化了。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巧合的是，这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中国从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走到了追求民主共和的社会革命，显示历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辛亥革命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把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推向新阶段。它以“主权在民”取代了“君权神授”，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形式上是西方式的共和国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也在亚洲第一个形式上确立了共和政体。建立共和政府后，孙中山矢志要实现现代化，在把政权交给袁世凯之前仅仅3个月的极短时间内，以西方“天赋人权”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为指导思想，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还制定了30多道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改革的法令措施，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民主精神。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政权虽为袁世凯所窃取，改革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仍有所进展。在这一时期，出台了一些保护私有财产和振兴工商业的政策，工商部于1912年12月颁布了《暂行工艺品保护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条例》等。这些改革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毕竟开始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从1912年至1919年，中国新建的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15年后，中国才于1993年12月颁布《公司法》，而它已距离1949年新中国建立44年了。比较之后，不能不为前人的改革举措而叹息。
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出版自由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城市中大体上能得到保障。民主空气高涨，政治党派、社会团体、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极一时之盛。这些显然都是与推翻了君主政体，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的局限在于，它推翻了帝制，但没有推翻专制，更没能改造产生专制的社会土壤。数十年来学术界有一个评价是对的，即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单纯的政治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没有真正改变，中华民国有名无实，民主共和有名无实。事实也如此，打倒君主制不等于建立了民主制，在现代社会有没有君主，与是不是民主制度并不等同。如果君主尊重宪法，依据法治原则，在制度层面上来做事，这个国家就不是专制国。因此，一个君主国可以是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同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既可以是共和国，也可以是专制国。辛亥革命之后遗留的病灶就在于此。
辛亥革命之所以没能解决中国的专制主义，是因为专制有它的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和民众习惯的坚硬土壤。土壤没有改变以前，专制主义传统自然仍是根深叶茂。尤其是中国的专制土壤无与伦比的深厚，这就不是通过革命能解决的了。改变专制土壤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改良工程，急风暴雨的革命往往是冲刷与“破坏”的成分居多，只有经过循序渐进的施肥与“立新”的改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时与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如果不进行深入的精神文化改革，单纯的政治革命是难以成功的。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延续和深入。
二、“新文化运动”与未完成的思想启蒙
新文化运动是为告别专制和推进民主而进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或者说“革命”。这一运动开始于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和中心阵地。后来，陈独秀受聘到北京大学教书，杂志也随着迁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
就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大背景而言，如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总结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认识上觉悟提升的产物。
就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来说，是因为民国建立以后，专制主义幽灵仍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游荡。“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陈独秀等深感“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开始针对束缚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传统文化发起了第一次冲击。他们试图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意识，帮助国人摆脱专制主义束缚，为实现真正民主打造思想文化基础。
这一运动伊始，便开宗明义树起了人权与科学两面大旗。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人权与科学。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后来，人权的提法由民主取代，两面大旗改为民主与科学。陈独秀称民主和科学为“德先生”和“赛先生”，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不只陈独秀，这场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民主思想。作为双子星座般璀璨地闪耀在中国思想星空的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理论贡献更大。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胡适将之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没有疑问，新文化运动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真正的目标和方向是探求一种适合世界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抛弃传统儒家文化，确立西方价值观下的文化体系。这场运动的内容宽泛，包括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推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因为不满“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以及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的卖国行径，集会游行，烧毁了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宅子。这个事件得到全国很多城市和其他阶层的响应，最终迫使北京政府妥协，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来的人们，把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因为时间相隔较近，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在一起说也未尝不可，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主要表现在爱国方面。至于科学、民主的口号，并没有突出表现在五四运动中，而建立“新文化”的主旨，更是如此。
五四运动后，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多了一支潮流或者说出现分流，即传播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继续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未竟事业。而陈独秀、李大钊等则由民主启蒙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文化运动以启蒙和文化批判开始，以复归政治斗争终结。
再往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自由空间被摧毁，新文化运动彻底中断。从此，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基本停滞了。
当代学者李泽厚提出，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走向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它是有充分道理和深刻根源的。近现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始终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近现代中国始终涌动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启蒙，然而思想启蒙的终极目的——人权觉醒、文化和政治现代化却没有达到。究其原因，虽然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但思想启蒙运动却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被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中断，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新文化启蒙运动没有搞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投入到政治革命中去了。这是“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启蒙运动让位于政治革命。瞿秋白曾说，我们还需要新文化运动，不仅农民不觉悟，而且工人也不觉悟。这个论点是值得注意的。
新文化运动的永久价值，在于提出了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要求，开启了探求“新文化”的序幕。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
三、当代改革再次启动了向现代化转型
回眸近现代以来改革道路的艰难，方能知当代改革开放来之不易。戊戌变法时比洋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清末新政比戊戌变法又前进一步，辛亥革命后的短暂改革再前进一步，新文化运动又前进一步。中国改革总是在向前，但又总是缺乏持续性、全面性和彻底性。
由于自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交织，也就难怪改革的步履蹒跚。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疾风暴雨的革命取代了改革，社会却没有因而“一新其面目”。袁世凯摘取革命果实及其后北洋军阀的混战，使中国现代化之路被切断。1927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忙于剿共，现代化之路也未能有多大进展。抗战八年胜利之后，紧接着就是国共内战，实现现代化之梦又一次成为泡影。1949年后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也无法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百年沧桑教训了中国人，方才明白了一点诀窍，也就是邓小平所倡导和发动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中国人终于再次由背向世界转向了面向世界。
经历了百年曲折以后，中国在1978年又一次走上了与世界主流接轨的现代化改革道路。当代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摆脱前苏联思想体制对中国将近70年的深远影响，开始走出苏联模式，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
若把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时间窗，在这将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同程度都是接受了苏联影响及模式。这个时间窗，恰好大致与苏联1917～1989年创造并走自己模式社会主义的时间段相重叠。俄罗斯总理普京说自己的国家“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始作俑者自己都走进了死胡同，学习和仿效者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在这70年里深受苏联模式影响之害，也不例外被带到了“死胡同”。
中国在苏联模式之下付出了过于长久、过于昂贵的学费。苏联的体制源自沙俄的遗产，它与主要渊源于西欧和北美，而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主要诉求的主流文明大相径庭。当年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国“国民革命”因之而兴起，从哪方面看都是深受苏联影响的产物。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以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编练，都留下了来自苏联的印记。在相当长时间里，国民党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不仅没有完成革命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而且在其建立政权的早期，已见极权体制苗头。到抗战后期，已全然发展成遭到毛泽东猛烈抨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一边倒”的指导思想下，完全接受并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近30年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试图“超英赶美”实现现代化。1957年以后，由于指导思想越来越“左”，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现代化之路越走越窄，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活生生的实践证明，学习前苏联模式此路不通，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幸的是，中国人醒悟的还不算太迟。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民族新生的开端。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苏联模式不可为而不为了。伴随着逐步放弃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国开始自觉与不自觉地去与世界主流现代化模式接轨，情愿与不情愿地走向社会转型了。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开始，解除了对农民的人身及生产束缚，释放性地发展了农村经济；城市经济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逐步实现了工商企业的股份化，民营经济及中产阶级有了长足发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不仅仅是吸收了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愈来愈深的影响着中国社会。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斐然，但前进的方向和障碍问题并没真正解决。现在正在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今后怎么走，仍然需要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
§§第二章 改革的世界视野与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