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代皆行秦政治”
中国自秦王朝以后封建时代的改革，总体上是沿着集权—再集权的道路前进的。
对中国2000多年封建时代的体制，郭沫若先生曾揭示说：“统一的、贯穿于封建社会两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则是秦汉时期形成的。”对于这一点，史学家夏曾佑深刻总结道：“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中国之政，待始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待汉武而后定……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也就是说，封建时代的改革在性质上2000多年就没有变化过，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全方位地加强君主集权，无限集中权力于最高统治者。
秦王朝覆灭后，西汉王朝在废墟上建立起来。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除了在进军咸阳时因要收买人心而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与“暴秦”有点区别外，他称帝后的治国理念和模式“皆从秦律”。汉王朝与秦王朝的关系是“汉承秦制”，因此，西汉王朝在本质上是秦王朝的继续。
刘邦最有出息的子孙汉武帝刘彻，为了解决因大规模反击匈奴、征讨四夷而国库空虚的难题，任用桑弘羊进行了西汉历史上最广泛的改革。主要做法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垄断，将盐、铁、酒等重要物资实行官营，增加国家收入。同时，逐步实施了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均输令即由国家负责运输贩卖各地的土特产品，从中渔利；平准令的初衷是在丰收之年粮价低时，由国家高价收购，第二年粮价高时，国家再低价卖出，目的是平抑物价，打击商人的投机，维持社会稳定；算缗即按照财产数额来向商人们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都隐瞒不报，或者少报，于是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人家产的一半。上述措施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但这种政府垄断和抑商政策也打击了民间商业经营，告缗令执行后，中等的商人几乎有一半破产了。搞“盐铁专营”，则相当于设立了一家特大型的中央直属垄断企业，“尽笼天下之货，贵卖贱买”，大批官员得以合法地成为“官商”。结果，“建盐铁策博利，富者买爵拜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
隋唐时期继续向完善中央集权制度努力。重视“以史为镜”的唐太宗李世民，忧患意识是历史上少有的，为使他九死一生打下的大唐江山不像隋一样变成短命王朝，在借鉴隋文帝杨坚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租庸调制度及改革府兵制做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唐太宗沿用并完善了分散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的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能，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他下令变革科举制，使它进一步变成面向所有读书人的规范、常态的选官制度，不仅扩大了官吏的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从此以后更成为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一根重要支柱。所以当太宗登临端门，看到榜下的进士鱼贯而入时，高兴地对大臣们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朝前期也仿隋实行租庸调制，后期改革为“两税法”，减轻了农民负担。唐朝还从太宗时就整顿府兵制，至玄宗时改革为实行募兵制，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家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由于隋唐时期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上有许多改革建树，成为创造封建社会盛世局面的重要原因。
到了宋代，赵匡胤更是大搞独揽兵权、分化相权等“强干弱枝”的改革，实施了一整套完善专制统治的措施。如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出于一”、“权归于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上下相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军事制度上的“强干弱枝”、“内外相维”、“守内虚外”、“将从中御”；经济上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文化教育上的提倡与尊崇儒学以及儒、释、道三教同设，科举制度的扩大与完善，等等，这些都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知识分子对“祖宗之法”高度认同与支持，既是因为它的实施有明显成效，社会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内部安定，出现了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展；也是因为以文人为主体的官僚士大夫，在宋代受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礼遇，有宋一代不杀文臣，除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还处于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中。
“强干弱枝”的改革搞到了极端，结果必然是国家走向“积贫积弱”。从此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时，如泥塑纸糊的巨人般不堪一击。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不得不推动“庆历新政”，以挽救危机。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身份，向宋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官壅于下，民固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提出10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仁宗把此方案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但实施新政必然触及因循守旧的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反对派以宰相章得象为首伺机发难，策动一些谏官弹劾范仲淹等人。仅仅维持一年的“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就偃旗息鼓了。
可能因为赵宋王朝强化集权的做法已经无法超越，难出其右了，后来的统治者就再也玩不出什么更大的新花样了。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前朝，没有重要变化。明朝是制度上、文化上最无创意的一个僵死的王朝，惟一值得一提的只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大清的政治改革，不过是把满族的和硕贝勒议政改成了皇帝一人乾纲独断，用“军机处”的小发明取代了内阁的议政权力，使决策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如果说康、雍、乾时有所改革，做法和成效也是局限于赋税领域，康熙帝的“更名田”，雍正帝的“摊丁入亩”，为改朝换代后农业生产的恢复提供了生机。尤其是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把人丁徭役等各种税项归入田亩，地丁合一，丁银与田赋均以田亩多少作为征税原则，让富人更多的缴纳赋役，从而减轻了对贫困农民的剥削。当时大清帝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大城市数量世界第一，雄踞东方，史称“康乾盛世”。但在封建集权制度之下，也只是最后的落日余晖了。
历史上不仅仅中央王朝的改革是强化集权，游牧民族“附会汉法”学习汉民族的改革也不例外。北魏孝文帝、金熙宗完颜亶和金世宗完颜雍及元世祖忽必烈的改革，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北魏孝文帝不仅强行让鲜卑族用汉姓、说汉话、易汉服，完全接受了汉族的集权官僚制度，还针对北魏初年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颁行均田令，限制土地兼并，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把大量豪强地主的荫附人口吸收过来，使其重新转化为国家编户。金熙宗废除具有部落贵族议事制性质的“勃极烈制”，改用宋朝的汉官制度，皇帝之下设三师、三省与六部，连制订的金朝第一部法典《皇统制》，也“大抵依仿大宋”。金世宗则慧眼独具，创立了女真进士科，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女真太学，为女真族仿照汉制培养知识分子和选拔官吏；他还有模有样地像汉族皇帝中的圣明君主一样，重视农桑、奖励垦荒，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减免租税，减轻人民负担，金世宗也因此赢得“小尧舜”的美名。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在制度上“近取金、宋，远法汉唐”，效法中原王朝固有传统，建国号、迁都城、重汉儒、建礼乐，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都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汉法，改变蒙古贵族在中原地区所推行的杀掠、屠城、强占农田为牧场，以及变俘虏为奴隶的政策，使中国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的疮痍满目，逐渐恢复了生机。
纵向观察，秦汉以后封建时代的改革虽然规模有大小之别，成效也有大小之别，改革的制度取向却是脉络清晰、前后相继的。历代王朝改来改去，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是秦汉模式的再现。在今天看来，如同是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
在政治权力及组织结构上，以皇帝为首的“三公”、“九卿”的官僚体制和郡、县、乡、里、什、伍这种政治组织结构，从秦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即使有变化，也是换汤不换药地改个名称而已。如秦创造的郡、县制的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在东汉时期演变为州、郡、县三级体制；到了隋、唐，又改革恢复为州（郡）、县二级体制；元以后，再度演变成省、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变化不大。又如习称的“三省六部制”，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虽然“三省”制的名称在以后朝代有所变化，而“六部”制则一直沿袭到了清末，连名称都没有什么变化。又如宰相制一直沿袭了两千年，宰相的正式官名随着朝代的更替，先后有丞相、相国、中书令、尚书令、参知政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就加重中书内阁的权力分量，把自己的贴身侍从中书令变成了事实上的丞相；唐代李世民时，尚书令、左仆射、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宋初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名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明代称为“内阁大学士”，人数不定，在6～7名之间；清代叫“大学士”、“军机大臣”。如果说有变化，仅仅表现在，随着秦以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宰相逐渐变成不是一个个体官名，实际上是扩大为一个群体，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领导层。
在经济上，秦以后的中国，一直恪守以农业为主体和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模式，商品经济始终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左道旁门”和“奇技淫巧”。任凭时光荏苒到了清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丝毫没有变化。从以下史料可见一斑——雍正帝说：“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及小农社会，仿佛在时光隧道中凝固了一般。
至于思想文化上，秦始皇不准人们读书，西汉王朝之后略有改变，允许人们可以读一种书，即儒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占据绝对正统地位。但高明的西汉统治者，实际上在治国思想上执行“外儒内法”，儒学是被用来教化统治人民的。正如汉宣帝所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而言，也不例外用的是同样手段，依然搞的是“外儒内法”愚民政策。阉割了的儒学，在麻醉老百姓思想的功能与效果方面，相当于海洛因，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愚民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思想文化方面的麻醉功能，使秦、汉以后的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里变为十分温顺的“良民”，成了历史的“麻木的看客”。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就此在一种本质上很少变动的怪圈中很累地循环着。而且越到后来，情况就越糟糕，任何旨在谋求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改革尝试，也就越困难，而且注定要失败。尤其是挽救封建王朝覆灭的变法，几乎毫无例外。
二、王安石全面变法没有脱离封建篱笆
列宁所夸赞的“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掀起了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大改革。
在宋仁宗末年，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严重的社会危机表现为“三冗”——冗官、冗兵和冗费，“两积”——积贫、积弱。北宋对官僚的恩荫制度，使官僚队伍迅速扩大，官虽多但无才，形成冗官；国家拥有庞大的军队，兵虽多但无战斗力，便是冗兵；冗官、冗兵的存在，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衣食廪禄，这便形成了北宋的冗费。情况正如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欧阳修总结这一时期的特征为：“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己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
变法自然而然就成为当时士大夫的普遍共识。连保守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也说，这是一个“合变时节”。在王安石改革之前，朝野已弥漫着相当浓厚的改革空气，改革之箭已在弦上，只待蓄势而发。
宋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大宋王朝危机四伏的时刻走到历史前台的。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嗣大统，他痛心于列祖列宗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屈服退让，焦心于国家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保守畏事，不图兴革。宋神宗不得已将目光锁定在当时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确实非常出色，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过重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即便是与他政见完全相左，关系特别紧张，自言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司马光，也说：“介甫独负天下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而且，王安石出于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从政早期在自己所管辖的州县，曾经试着做了一些改革工作。
尤为关键的是，王安石与宋神宗观点高度一致。他给宋神宗所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列举北宋建国以来各项制度的弊端，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谏言，与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谋而合。王安石主张变法的理想目标是“不加赋而国用足”，也就是说在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的前提下，解决朝廷的财政困境。神宗对此当然求之不得。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拜为参知政事，次年十二月，又擢为宰相。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这16年是改革变法的16年。
对于如何启动变法，王安石是有一定战略眼光的。他首先主持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关，筹划与制定新的财经政策。这个机构，相当于1000年以后中国当代改革的主持机关“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改革的启动步骤讲，王安石无意中为当代改革创造了一个镜鉴。王安石变法的涵盖面比较广泛，它以“理财”为中心，涉及到了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问题，计有18项之多。若将其大体划分一下，有三大类做法。
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他为此推行了六项改革：“青苗法”，是政府以变法前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常平广惠仓为基础，遇到粮食市价贵时则卖出，贱时则买入，以平抑粮价；同时鼓励农民向官府借贷，半年收息二分，夏收或秋后还钱。“农田水利法”，要求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规定对大的水利工程，各级政府将给予扶持和贷款。“方田均税法”，规定以四边各千步为一方，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和肥瘦征收赋税，确保政府的田赋岁入。“免役法”，又称雇役法、募役法，即将所有民户分出等次，按照田产多寡交纳“免役钱”，政府用免役钱雇人服役，废除了强制人们服劳役的差役法。“均输法”，是颁行最早的一项新法，规定征收贡品、采买方物均应“徙贵就贱，用近及远”，以节约大量用于运输的人力和费用，平抑原来被豪商大贾垄断的物价，使货品流通中产生的利润收回官有，增加国家收入。“市易法”，是由国家在开封和其他大城市设立市易司，平抑物价，控制商品流通，抑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垄断。
在整军方面，王安石为应对辽国和西夏不断进犯，边塞告急，大力推行了三项新法：“置将法”，通过在边塞诸路置将，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甲法”，就是将农民编成保甲，农忙种田，农闲练武，以民兵制代替募兵制，减少政府的养兵费用，稳定地方秩序。“保马法”，是由地方保甲代官府养马，以预备战时之用。
在育才方面，王安石深知“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要培养、选拔一批实用型人才，必须对教育进行改革。他颁布了改革科举的“贡举法”，即“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组织人员用变法观点训释《诗》、《书》和《周礼》，号曰“三经新义”，并以“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选拔有真才实学、经世致用的人才。还颁布了兴建学校的“三舍法”，命令州县立学校，整顿太学，将太学分为上舍、内舍、外舍，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择优升级、量才录用，走学校与科举相结合的人才选拔之路。
从改革的各项举措看，显而易见，由王安石和宋神宗君臣二人发动、主持的变法运动，是一场自商鞅变法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政治改革运动。王安石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改变宋初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可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这场大变法中，存在一个要害问题，就是颁布的那一大堆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通过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干预来增加财税收入，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去“与民争利”及强化集权的。
就“青苗法”而言，原本的意图是为救济百姓青黄不接、限制民间高利贷而推出的一项举措。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为了便农，“赈乏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依此法规定，百姓借贷官家钱谷，息钱二分。可在现实操作中，不少地方官吏以“折变”的方式，将本来是由农户向国家自愿申请的低息贷款，改为国家强迫农户接受贷款，不管他们需不需要，而且加息至四分、五分甚至八分，利息比豪强大户的高利贷还要高，把“青苗法”变成了盘剥农户的一把刀子。
就“免役法”而言，以钱代役本来是唐代杨炎“两税法”夭折以后的一种进步。但“新法”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它把原不充役的下户、单丁、女户、客户等统统划进了纳钱代役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地方“庸钱不除，差役依旧”，交了钱还得充役，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就保甲法而言，它本是为保障地方治安，补充正规军事力量，减少国家常备军负担而实行的一种军事制度。但保丁们一天一操练，五天一校阅，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而且“众皆乌合”，战斗力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元丰四年、五年，宋、夏发生两次大战，宋军中义勇、保甲约占一半，这两场战争都以宋军败北、死伤数十万人而告结束，保甲法的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要说变法的成效，确实也有。据有关史籍记载，变法期间，查出隐瞒的田地近1.3亿亩，开垦了田地2200万亩；浚修了河道，兴修了水利；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内外府库无不充衍”，可支“二十年之用”。看到变法以后国家财富堆积如山，宋神宗为此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并用这32字作为新增的32座国家财库之名称，但新建财库还是不够用，后来又增添了20座。
许多史书，都单纯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然是变法，便是要革除传统弊端，便是对传统体制的突破，必须赞扬，而不论其实际结果如何。今天若作认真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的财富总额是稳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当时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看到了新法的病症，坚决不同意以管桑之术作为改革切入点。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他又举出历史事例，西汉桑弘羊搞盐铁专营虽使政府富饶，但是苛剥于民太甚，致使武帝末年民不堪命。这些都不能说没有它的道理。
此外，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还确实有其他一些失误。诸如急功近利，用人不当，树敌过多，新法扰民等。钱穆先生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指出：“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又说，“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许多重要条件，而且带有急切的心理。”还说，“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几近为政府敛财”，而“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
凡事到了百姓“不堪再括”之时，自然难以持久。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赵顼病逝。其子赵煦（哲宗）继位时年仅10岁，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掌权后立即起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任用司马光为相，尽废了新法。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大进程上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的，就像是说封建社会必然要死亡一样。它不仅仅是新法走样和执行官吏的问题，因为这场变法的指导思想中，本来就有夺商贾之利“归之公上”的宗旨，宗旨本身就已包藏着一个专制取利的动机，而这一动机，正是新法推行后一切弊端产生并恶性发展的重要根源。吴怀棋先生对之有深刻的评述，他说：王安石“借着旧日的衣冠，说出的是陈旧的思想，却又发动一场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改造现实成为一个崭新世界；思想体系上矛盾的反映是找不到历史出路的困惑，因而也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措施。”以均输法、市易法等实行10余年的新法为例，最终完全失败，根本没有成功的个例，这就不仅仅是法令实施中变形走样的问题了，而是由法令的本质所决定的。
王安石变法中的矛盾，根源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专制政体、自然经济、儒家思想文化体系未被打破之前，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解决的。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后果是不仅不可能启动现代化的车轮，反而连最基本的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也丧失了。变法失败42年后，北宋这个世界公认的“古代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朝代，就在女真人的铁蹄下，以徽、钦二帝被俘的最耻辱的形式灭亡了。
三、封建制度下的改革措施千篇一律
回溯2000年，自商鞅变法至清朝康、雍、乾，封建专制体制下的改革举措万变不离其宗，做法上没有太多的选择。在操作上大致总是这么几条：
重新登记纳税田地，或者重新分配田地。这么做，既打击了旧“豪强”，又让耕者有其田，扩大了纳税面。大搞“新政”的王莽直截了当，宣布土地国有，均为王田，私人不准买卖。家中男子不满8人，占田超过900亩的，必须将多余田地分给缺地的乡邻。北魏孝文帝推行的均田制，直到隋唐时期仍在学习和延续，并且演变成为历次农民起义唤起民众的法宝式口号。张居正改革第一步便是宣布3年内将土地清丈完毕，重新登记纳税田亩，清丈的结果让朝廷大受鼓舞，可征税田地由400多万顷增加到700多万顷。
抑制工商业。除了对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甚至人身自由加以限制，朝廷往往直接入市经商、发放贷款、扩大商品专营范围，正正经经做起买卖。商鞅之前的先行者管仲，将他的朝廷干预法总结为“轻重”理论——物贱（轻）时由朝廷购入，物贵（重）时即抛售，既平衡物价又盈利丰厚。后来学得比较彻底的赫赫有名的学生中，若把桑弘羊、王安石除外，就算王莽了，“五均、赊贷、六筦”一整套。“五均”就是在全国6大城市设五均官，建立官仓调控市场，管理物价；“赊贷”即由官府放贷；“六筦”即将盐、酒、铸钱、山林川泽等由朝廷统一掌管，实行专营。
整顿官吏，削减开支。王安石变法后，不仅把兵员裁掉了三分之一，还把导致大量贪污的军马喂养，也由官养改为民养。张居正改革10年，裁革冗官三分之一，又整顿驿递，也就是官办接待站制度，取消官员特权，节省了大量开支。
推行保甲制、连坐法，限制人口流动。历代朝廷一再以类似举措，不断强化对民众人身自由的限制，加强对社会基本单位的控制。
这些改革措施对加强中央集权的确有一定成效。但是，为缓和政府的财政困难，不去着力改善环境，培植民间经济，而是直接操纵市场；因农业结构简单有利于征税，工商业管理复杂难以征税，而不惜加强落后的生产方式，抑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的目标取向自然大有疑问。从短期看，民众负担由贪官豪强的压榨转为朝廷的正式税收，其总量往住并没有减少；从长远看，在“为民”旗号之下的充实国库的改革，往往对社会的正常发展形成一次次猛烈的冲击。究其实，这不是为社会的进步而改革，而是在为一个朝廷的短暂延续而努力。
在封建体制之内，只有治标之术，没有治本之术。封建社会结构内部的改革如果不能触动其本身，那么只能是细枝末节的修补，所以我们见到的一般都是修补式改革。区别在于，一种是小修小补的自我约束式，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司马光、苏轼极力主张的革新吏治，轻徭薄赋，减少靡费，节约用度；另一种就是大修大补的强化集权式，如王莽改革、王安石变法。前一种2000多年反复用过，缺乏长期实行的体制基础。任何一个专制王朝，让其长时期的自我约束，控制挥霍民脂民膏的欲望，无异于与虎谋皮，即使圣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一个最明白“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最注意节俭治国的皇帝，到了统治的后期也控制不了奢侈铺张的欲望。后一种往往是缺乏操作性，不仅仅注定会遭到统治集团方方面面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伤及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商业者的利益，当时或许有一定效果，长期看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仍以王安石变法为例，本身就是不可能治本的改革，当然不可能拿出超越时代制约的改革措施。从今天眼光看，需要客观与公正的评判，既从当时看，又从大的历史时间段看；既不从概念、理念出发，也不简单从某些事例出发。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例证。以王安石保甲法、保马法等涉及军事的改革来说，说其失败，可以举出宋军打败仗的事例；说其成功，也可以举出宋军打胜仗的事例。
对古代的改革举措不宜做现代式图解。如以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中国思想家梁启超为代表对王安石改革所作的评价，就是一种现代式图解。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赞誉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第一人，认为青苗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信贷。但事实上它是官贷取利而已。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赞赏不已，称之为“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但从什么角度看，也难以找到“社会主义”的影子。类似这样的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有许多现代的影子，只不过是搞早了，超前于时代了，认为变法失败是其前卫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矛盾造成的。这种做法是把古人现代化，类似于把北宋“万户飞天”时试图上天乘坐的土火箭等同于现代航天火箭。对历史上的改革作剖析时，需要避免想当然附会古人，因为如果是超前的，后来的时代就应该能做到，也应该说能成功，否则就是伪“超前”。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变法等在内，举措再多，力度再大，也不仅仅是当时不现实，后来的1000年中也没有实现与成功的可能性。
四、“百代皆行秦政治”的缘故
中国封建时代历朝历代改革家与皇帝的眼光是盯着历史的，也只能是盯着历史的。
由于缺少地理环境、地缘政治等诸多条件，他们推动改革的参照物只能在历史里寻找，只能是纵向的向前看，看到的就是“祖宗之法”，也就只能在“祖宗之法”的范围内改来改去。即便是到了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政策，由于眼中只看到过去的明王朝，看不到其他新的制度，着重点仍旧是局限于为巩固封建制度而采取完善性措施，进行一些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与清朝同时代及以后受西方影响改革成功的国家，眼光是盯着先进的，是在横向的对比看，看到的是现代化的潮流，所以就能超越自身与时代同步。
中国之所以在2000多年的历史轮回里始终走不出来，是有特定原因的。
中国缺少地理环境这一条件。国境四周的沙漠、高山、高原、大海成为绝好的天然屏障，在为中华文明提供比古埃及、古巴比伦有利的滋养生长条件的同时，也限制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更主动深入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有点像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创造了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印第安先人，一直在得天独厚的美洲大陆优哉游哉，直到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再也没有什么新进步。
中国也缺少地缘政治的条件。周边的日本、俄国远东地区、东南亚、印度在中国清朝以前，相比而言一直是落后的，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作为参照。清朝摧毁明王朝后，周边均是弱小国家，没有大的压力，只能在前朝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作一些调整，甚至有许多方面连调整都算不上，只能说在管理上较前严格和规范了一些，如科举制度、八股文章等就是实例。建制的只不过是一支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八旗、绿营军队，这样的军队到19世纪中叶后，自然就不堪西方热兵器的打击。
中国还缺少外来新思想渗入的文化环境。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明之外，周边国家一直没有高于这一文化的新文明因素，邻近国家多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接受者，没有新文化的创造者，也就没有诱导中国变革的外部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到清朝已有2000多年，已经形成了超稳定的封建思想文化格局，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凝固化，根深蒂固。自己几乎无自然科学可言，不仅看不到西方新的文化科技的发展，更要命的是看不到资本主义是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创造了“落日辉煌”的康、雍、乾，也只能沿用前朝的封建统治方式照旧统治下去，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八股取士的文化和教育模式，想的就是江山太平，怎样当一个好皇帝，甚至大兴残酷的文字狱，以不同方式禁书焚书和从肉体上消灭有异端思想的文化人，继续着“焚书坑儒”的老故事。中国人的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包括其中的改革家，锁上加锁，严密控制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社会规范之中，整个思想文化便愈来愈重地走向“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
中国封建专制王朝被不断推翻，又不断建立起来，足足拖延了2000多年，并没有创造什么新文明、新社会。面对18世纪开始的世界范围空前深刻的大变动、大转折，面对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适逢其时的清朝康雍乾三代帝王茫然无知，妄自尊大，满足现状，继续闭关锁国。就在俄国彼得大帝游学普鲁土、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差不多同时代，康熙、乾隆也曾多次“下江南”，不幸的是，他们的远游有天差地别之分。彼得大帝是学习考察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而康、乾二帝则是志得意满地巡幸自己的疆土，眼中的世界没有超出中国，还令人悲哀地大开了奢靡之风。
改革的列车在历史的循环中开到了清末。终于，中国发生了一场不寻常的改革。当洋务派与顽固派争论要不要变“祖宗之法”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新东西，依然是老一套的争论，连用词都与先辈们相同。但当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尖锐地提出兴民权、抑君权，君末民本，国家是“民主公产”，而不再像历代“改革家”高喊“加强王权”时，这时才表明，中国终于有了现代改革的火种，而不再是从老祖宗之法变为新祖宗之法的改革循环，历史终于走出了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