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学十分昌盛，诗、赋、各体文章均崇尚骈偶，在长约三百年的时间内，骈文在创作方面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先说各体文章。萧统《文选》着重选汉至南朝作品，它分文体为30多小类，所选绝大多数为骈文。刘勰《文心雕龙》论列各体文章有数十种，其所称引的大多数也是骈文名家名作。从二书可以看出骈文是当时文章的主流。此时帝王给臣僚的诏令、臣僚给帝王的章表等，都通行骈文。这类与政治大事有关的文章影响颇大，引导许多文人努力写好骈文。此时不但不少着重抒情写景的文章，如曹植的《求通亲亲表》、李密《陈情表》、孔稚圭《北山移文》等，运用华美的骈文写成；即连不少论析事理、史事的论说文，也崇尚运用骈体。《文选》选录“史论”二卷，“论”四卷半，作品达20多篇。这些篇章均富有文采。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多用对偶排比句、文采富美，成为当时人们写作论文的典范。
当时一些学术性的论著也崇尚运用骈体。如魏代玄学家王弼，其《易略例？明爻篇》曰：“投戈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同舟而济，则胡越何患乎异心。”其文多用此类文句。后如葛洪的《抱朴子》，也大量运用骈偶。《文心雕龙》是论文专著，全书50篇，均用工致的骈体写成。该书中《丽辞》一篇专门研讨对偶问题，起首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结尾的赞语又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认为文章的骈偶犹如人的双手双足，是必然的现象。这种为骈体作品张目的言论，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文人的看法。梁代史家裴子野对当时崇尚诗赋创作的华靡文风很不满，有《雕虫论》予以抨击，但其文仍多用骈句，如“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等等，不一而足，可见他只是反对骈体文学创作中的华丽文风，而不是反对骈偶。
在此骈文昌盛时期内，也有一部分文章主要用散体写成。如传记一类文章，用于记载人物事迹，不便运用骈句，故多散体。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传记部分用散体，但传末论赞，又多用骈偶。当时的小说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干宝《搜神记》等，地理志如郦道元《水经注》、子书如颜之推《颜氏家训》等也多用散体。但这些散体文因受骈文影响，往往多用四字句，句式较为整齐，气格接近骈文。
魏晋时代，曹植、陆机、潘岳等名家写的赋，骈偶句增多。至南朝，鲍照、谢庄、江淹、庾信等人的赋作，对仗更趋精致，成为骈赋的代表作家。庾信身处南北朝末期，其骈文、骈赋的精致，都达到了高峰，其诗亦多骈句，被后人认为是魏晋南北朝骈体文学的集大成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言诗也向骈偶方向发展。曹魏时代，曹植的五言诗才气很高，骈句缤纷，获得后人很高评价。钟嵘《诗品》称赞他是诗中的圣人，说他的诗“词采华茂”，意思是指其诗对偶、辞藻很富美。以后晋代以至宋齐的不少诗人，沿着曹植的方向发展，多用骈偶句。《诗品》指出晋代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机、潘岳，刘宋最杰出的诗人是谢灵运，他们都擅长运用骈偶。反之，那些对偶、辞藻不足的作者如曹操、陶潜，评价就低。在南朝骈文昌盛时期，要求诗歌具有对偶、辞藻、音韵等骈体文学的语言美，成为评论家衡量作家作品高下的一个主要标准。
魏晋南北朝是骈体文学的黄金时代，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家作品。此时期作品在对偶、辞藻、声韵等方面的要求虽日趋精细，但还不像唐代的律赋、长篇律诗那样刻板甚至程式化，因而在精细中仍具有灵活生动之趣，得到读者的喜爱。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