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骈体文学发达的时期，辞赋、诗歌、骈文大量使用骈偶句，崇尚辞藻、音韵之美。对于这种形式和语言特点，应具体分析。清代某些骈文家（如阮元），还有南朝的某些骈文家（如萧绎），认为只有具有这种形式和语言美的作品才算是文章。片面强调骈体文学的形式和语言美，认为骈体文学是文学创作的正宗，这是不恰当的。但我们也不能像过去不少古文家那样，认为骈赋、骈文一类作品都是优孟衣冠、矫揉造作，笼统地加以排斥和否定。中国语言由于单音节的特点，在修辞上很容易形成对偶，并且注意音节高低轻重的对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很早就运用了对偶，并重视音节的和谐。适当地运用对偶，并注意音节和谐、辞藻美丽，的确能够增加作品的艺术美，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骈体的辞赋、诗歌、文章等，在古代作品中数量很多，其中有不少优秀或比较优秀的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个部分，值得珍视。我们应当为古代文学作品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感到自豪，而不应轻视和排斥。萧统《文选》中的骈体作品，大部分在艺术上是优秀或比较优秀的。这部选本千百年来广泛流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选的作品具有艺术美。中国古代诗文讲究结构匀称、音调和谐的语言美，群众是喜爱的。唐代不少五言、七言律诗，中间四句对偶工整，还有明清以来的许多对联，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就是显例。
骈体的辞赋、文章，大量使用四句字、六字句，篇幅一长，给人以单调、呆板的感觉。正像唐代以来的长体诗（主要是五言排律），大量使用对偶句，也易有这种感觉，所以长篇排律的成功作品不多。但好的辞赋、文章，往往注意避免这种单调呆板的弊病。其途径之一是在骈句中夹入些散体句和虚字。例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
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闻风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
中间除运用不少虚字外，还穿插了“吾方知之矣”、“固亦有焉”两个散句，增强了语气的抑扬顿挫，避免了单调呆板。再如丘迟《与陈伯之书》：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中间除用了一些虚字和散体句“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外，其他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抚弦登陴，岂不怆恨”等句，虽均为四言句，但不求对偶工整，语气自然，也增加了语言的疏动感。
途径之二，虽然运用许多工整的对偶句，但句式参差而多变化，不限于四字句、六字句，使文字显得错落多姿。例如：
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江淹《别赋》）
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孔稚圭《北山移文》）
这里有三言句、四言句、五言句、六言句和七言句等，句式多种多样，因而不使人感到单调呆板。长篇五言排律因为限于使用五言句，容易感到单调；而骈体的辞赋、文章由于穿插运用各种句式，就能避免呆板。
魏晋时代，处于骈体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偶还不如后来那样严格。当时的辞赋、文章等，虽然句式比较整齐，多用四言、六言句，但不甚讲究对偶，往往骈散相间。例如曹丕的《与吴质书》：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这里虽然使用了许多四言句，句式大体比较整齐，但很少工整的对偶，语言流动自然，文气疏朗，毫无单调呆板之相。魏晋时代的文章往往具有这种特色。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长于叙写作者日常的生活情趣，而不一定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上引曹丕的《与吴质书》叙写作者和文友间的友谊和今昔存殁之感，颇为真挚动人。再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蓉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愿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这里叙写昔日和文友的欢聚游赏情景，颇为具体亲切，而且倾注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对读者产生较强的感染力。这类着重叙写作者日常情趣的篇章，在魏晋南北朝的辞赋、文章（特别是书信一类文体）中，数量相当多。当时着重抒情的辞赋、文章大为发展，许多辞赋、文章，性质和抒情诗靠拢，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许多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往往重视写景，描绘出鲜明动人的自然景象，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山水写景诗和写景文。在辞赋中也有不少写景篇章。仅举一例：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谢庄《月赋》）
这段文字描写秋夜片色的皎洁和周围环境的明净幽美，真可谓细致入微，扣人心弦。这种优美写景片段在当时作品中相当多。有些作品还注意抒情和写景相结合，形成情景交融的境界。如江淹的《别赋》：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就是一个显例。南朝后期，谢？、何逊等人的一些山水写景诗，在情景描写上结合得较为出色。
抒情真挚深刻，写景细致生动，表明魏晋南北朝作品的文学性大大增强，在思想内容上摆脱了汉代文人所强调的“文学和政治教化密切联系”的束缚，在表现题材上也有所拓展。这些都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现象，应予肯定。在封建社会，一些文人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往往贬斥上述这类作品为吟风弄月、缺少思想意义之作，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不应对文学作品的内容要奉：过于狭窄，而应当承认文学作品可以表现多种多样的题材，在功能方面，除教化作用外，还有培养美好情操、丰富美感和提供娱乐等作用。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部分作品具有较鲜明的政治社会内容。丘迟《与陈伯之书》劝说对方弃暗投明，从北朝回归南朝，表现了较强烈的民族精神，即是一例。再如干宝《晋纪总论》描写西晋末年的情况：
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这段文字对当时社会政治种种黑暗现象指斥得淋漓尽致，反映了西晋必亡的命运，常为后人称引。这种富有政治社会内容的文字，在当时的论说文中比较多，昭明《文选》也选了不少。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