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周扬同志到上海组织力量编写部分文科教材。在古代文论方面，他委托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委托刘大杰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文论选》起步较早，到1963年全部三卷出齐了。《批评史》起步稍晚，完稿不及一半，多数编写人员就下乡参加“四清”，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工作中断。1964年出的上卷（论述范围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由我和李庆甲同志执笔，刘大杰先生修改润色。“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刘先生即病故，我们重理旧业，由我和顾易生同志主持《批评史》继续写下去，到1984年总算把中、下两卷写完了，中卷于1981年出版，下卷即将出版。
下面略述参与编写此书的一些经验体会。
（1）要观点鲜明，实事求是。本书是建国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分量较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力图遵循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和重要文学批评家及其论著作出系统的介绍和评价，既要充分肯定各时期文学批评的历史进步意义，又要注意指出其局限。鲜明的观点，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必须全面占有和考察，仔细分析；不能抓住一点，片面地加以夸大。50年代末期，复旦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曾经集体编写了一部批评史。当时因受“左”的思潮影响，企图运用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这么一类公式来概括整个文学批评史，结果片面性很大，失败了。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编写此书时，我们尽量注意既要观点鲜明，又要实事求是。例如对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孔子、《诗大序》、刘勰、严羽等的分析评价，都是如此。又如王充，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在文学方面也有一些好见解，但他对文学的特点认识很不足，对某些文学作品否定过多，文学批评上表现出严重的弱点，因此我们对他的评价不像某些论著那么偏高。尽管这样，我们当时仍受“左”的思想影响，头脑内仍有“宁左勿右”的怕犯错误的思想，所以某些论述就不够实事求是。如把萧纲的“文章且须放荡”说，与其创作宫体诗联系起来，就不符原意。又如对唐代白居易、元稹一派的讽喻诗论，评价偏高一些。这些问题，经过近几年来的讨论，比较明确了。编写中下卷时，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解放了思想，更加注意实事求是。例如对宋代格律派的词论，原来否定过多，后来经过修改，就比较公允合理一些。总之，在编写原则上，我们力图把鲜明的观点和严格的科学性统一起来。
（2）要内容充实，提供丰富准确的知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遗产非常丰富，作为一部大学文科教材，应当做到内容充实，向学生提供准确和比较丰富的知识。建国前，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诸位老一辈学者所编的几部文学批评史，在这方面已经作出显著成绩，但是对戏曲、小说批评论述太少。我们在编写金、元、明、清时期文学批评史时，有意识地弥补这一缺陷，注意发掘这方面的资料，辟专章或专节作较为详细的论述，因之使本书在取材上也呈现出较为新颖的特色。当我们在70年代末从事此项工作时，在不少地方带有拓荒性质。我们看到近两三年来，有不少评介我国古代戏曲小说批评的论文发表，还出版了几本专著，不禁感到同声相应的喜悦。对晚清的文学批评，过去也重视不够，我们也设专编作较详论述。在诗文批评方面，也注意发掘补充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评论家（如明代的陈子龙、清代的廖燕）。对论著分量重、历史影响大的一些评论家，如刘勰、钟嵘、苏轼以至李渔、王国维等等，都注意作更为细致的评述，力求做到重点突出。对所论述的对象，我们力求阅读到有关的原始资料，了解其思想全貌，对其主张作出准确的解释，避免断章取义地歪曲原意、美化拔高、以古人注我等弊病。对比较重要的言论，在引用时注意节录文字的完整性，使读者能够较方便地根据引文而核对我们的评介是否确切。当然，在这方面也要注意避免征引过多而造成繁琐。
（3）要注意章节安排，阐明历史发展线索。一部文学批评史，应当用很大篇幅评价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批评家及其论著，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个的点；除此之外，还必须把这一个个的点串成线，阐明其发展过程和脉络。为此，在论述某个批评家时，我们比较注意说明其前后承启关系，即他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前面哪些人的影响，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对后来产生影响怎样（影响主要在后面被影响的批评家章节中详讲）等等。例如论扬雄，就较注意说明其明道、征圣、宗经的主张是接受了先秦荀子的影响，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在各编之首，各写绪论一节，扼要介绍各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大势，使读者获得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宋元以来，由于多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文学批评也较前更为多样化，除诗文评外，还有词论、曲论、小说批评等等出现。考虑到各种文学样式及其批评，彼此虽互有影响，但相对独立性很强，同一样式的理论批评，其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也特别鲜明；因此我们在宋元以来各阶段，大体上采取先分体（大致分诗文批评、词论、戏曲批评、小说批评诸类），然后再论述批评家的方式。这样做，我们觉得更便于阐明历史发展线索。当然，它也有缺点，就是某些有多方面言论的批评家有时被分割在两处，如苏轼的诗文评和词论就分在两处。这种分体还是纯粹按人论述的矛盾，在文学史编写工作中也存在，究竟怎样写便于阐明历史发展线索和进程，今后还可进行各种探索。
（4）要注意表达的清晰和易读。本书是一部大学文科教材，为青年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知识；它不像某些专题论著那样，通过详尽论证来提出看法。因此，我们在编写时，尽量注意表达得清晰明朗，使青年读者容易接受。叙述力求有条理，突出重点，照顾全面，不枝不蔓，一般采取简明扼要的论述方式，避免征引大量资料作详细的考辨，形成臃肿繁琐的现象。文字注意朴素简练。在各节中，为了显示各个具体论题，加上一些小标题（用粗黑体排印），以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最后，想谈一下本书的分工情况和体会。本书中、下两卷，论述宋、元、明、清各时期文学批评，我们在编写时，采取了分片包干的方式，即由顾易生同志担任诗文批评部分，袁震宇同志担任戏曲批评部分，黄霖同志担任小说批评部分。（易生同志还和我通读全稿，做了统一整齐的工作）上文说过，古代各体文学批评的相对独立性相当强，因此这样分工，有利于各个同志结合教材编写，在某一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业务上的提高。最近三四年来，我们不但把本书搞完了，而且还开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等专题课。黄霖同志还与韩同文同志合编了一部百万字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已出上卷）。近数年来，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参加集体性的科研项目，认为参加集体项目，分工写一点，零敲碎打，不易深入，书出来了，个人的成绩表现得也不明显。我们认为，如果安排得当，分工合理明确，这种缺点是可以避免的。本书编选过程中，同志们都能把主要力量放在自己所分担的任务上，分工的明确和比较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还存在不少缺点，例如，历史背景介绍比较简略，出于众手文风不够统一，个别地方还留有“左”的思想的影响，等等。上、中册出版后，我们发现若干资料和文字上的差错，将在订正后重印。我们殷切期望读者从各方面提出意见，帮助我们进行修改。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