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荣获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作为编著者，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回顾这部书的编写工作，感想甚多。这部书起步于1983年下半年，经过九位编写者的共同努力，前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在1996年全部竣工了。
《文学批评通史》全书300多万字，规模确比过去已出的几部文学批评史宏大。我们在书前的说明中曾提出此书的要求是：力求较为全面地清理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对曾经有所建树的批评家与论著进行科学的评价，并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多彩和理论成就。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是努力按照这一要求进行工作的。对古代文学批评的客观科学的阐释和评价，是与充分发掘材料密切相关的。只有充分全面地掌握有关材料，方能对古代文学批评家及其论著作出深入确切的评价。因此，我们总是注意充分地占有材料，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力求作出符合原来面貌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
我除了统看并修改全书外，还与杨明同志编写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卷。下面即以《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为例，谈谈在史料开拓方面的点滴体会。唐代前期的李善，过去批评史研究者均未涉及，实际他的《文选注》中包含了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材料。本书特辟专节论述。对其与《文选五臣注》中求索诗文深意、以比兴说诗的部分例子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这种说诗方法，上承汉儒解释《诗经》，下启后人如清中叶陈沆《诗比兴笺》。这就为此种解读方法的来龙去脉，理出了一条线索，初步指明了这类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轨迹。又如唐中期释皎然的《诗式》，共五卷，是唐代诗学著作中分量最大的一部。过去《诗式》仅第一卷流行（何文焕《历代诗话》所收即为第一卷），一般批评史据此论述，失之片面。本书对《诗式》五卷都作了具体和比较细致的分析，因而较全面地展示了皎然的诗学观念。
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批评者，往往缺少有系统的文学评论著作，除少数专篇外，往往是零碎的章句散见各处。因此，对他们的文学观要获得全面认识，不但要熟悉其文论专篇，还要注意散见于一般篇章中的有关文字，加以钩稽综合，始能窥见全貌。这类散见于一般篇章的文字，有的是评论性的，有的则仅是叙述性的，但从叙述中流露出来的文学观念，也须注意。以杜甫来说，他的《戏为六绝句》、《偶题》、《同元使君舂陵行》等是文论专篇，此外尚有不少散见于一般篇章的文字。他曾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遣兴莫过诗。”（《可惜》）“排闷强裁诗。”（《江亭》）由此可知杜甫于诗歌的功能问题，除主张要有比兴内容有益于国计民生外，还认为写诗、吟诗具有陶冶性灵、遣兴排闷的作用。诗既有政治教化作用，又能使作者、读者怡情养性，综合这两个方面，就能较全面地认识杜甫对诗歌功能的看法。
再如白居易的诗论。他的《与元九书》是论诗的名篇，其中强调诗歌应有风雅比兴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认为自己的讽喻诗最有价值，其次是闲适诗，而杂律诗则意义不大，将来编定集子时可以不收。但即在此文后部，他叙述自己与元稹游长安城南时，“各诵新艳小诗（属杂律诗），不杂他篇”，一路不断迭吟迭唱，其乐有如游仙。下面又扩大说到每当良辰美景，与诗友对酒吟咏（属杂律诗），其乐无穷，有如游仙。可见白居易在这种自我陶醉的叙述中流露出他对杂律诗的欣赏态度。白居易在其他篇章中对元稹、刘禹锡的律诗也很赞美，如他赞美元稹的律诗有云：“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白居易晚年编定自己的诗文集，保存了他全部的杂律诗，其数量远远超过讽喻诗。综合以上情况考察，应当说白居易对其杂律诗是欣赏和重视的，《与元九书》前面部分低估杂律诗的话，只是一时偏激之言。
面对已经出版的诸多同类著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把文学批评史写得较有新意，而不是一副老面孔。在这方面，除掉要注意发掘一部分过去未曾谈到的批评家（如李善）外，更要注意把过去已经论述的批评家（如皎然、杜甫、白居易）分析得更加深入、细致和准确。我们的编写工作朝着这方面努力，但成绩究竟如何，还得让读者来鉴定、评判。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