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对汉魏六朝时代的许多作家作品均有所评论，发表了不少中肯精辟的看法，其中对该时期通俗性的作品评价特别低，反映了他文学观念中重文轻俗的偏见。
汉魏六朝的乐府诗中，有不少通俗歌曲，主要见于汉魏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六朝的清商曲辞中间。《文心雕龙》的《乐府》篇在谈到源自民间的通俗歌曲时有曰：“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据注家考订，“艳歌”指汉乐府《艳歌何尝行》古辞“飞来双白鹄”篇、《艳歌行》古辞“翩翩堂前燕”篇，前篇写妻子对丈夫的坚贞爱情，后篇写游子因受女主人生活上的照顾而受男主人猜忌，因而想到回乡。“怨志”句指汉乐府《白头吟》古辞，诗篇抒写弃妇的哀怨，中有“故来相诀绝”之句。以上三诗均反映民间生活，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是汉乐府民歌中的优秀篇章，但刘勰却斥之为“淫辞”。《乐府》篇中还提到曹操的《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篇、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篇，两诗风格学习并接近汉乐府民歌，刘勰认为拿它们与上古雅乐相比，亦属郑卫之淫声。（古代鄙薄通俗歌曲的人们常把它们目为淫辞郑曲。）同篇中对曹植、陆机的一部分文辞渊雅，缺少民歌风味的乐府诗，却誉为“佳篇”。至于东晋、刘宋时代南方新兴的通俗歌曲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与《西曲歌》，则是只字不提。
《文心雕龙》的《谐诣》篇论述谐辞（滑稽作品）、隐语（谜语一类），它们是游戏性质的通俗文学。刘勰认为这类作品“本体不雅”，品格颇低。如果臣僚运用它们以讽谏在上者，在政治上产生补救作用，那还有可取之处；如果仅仅作为嘲谑取乐之用，那就只能破坏人们的德性了。这里表明他要求作品直接对政治教化产生积极作用，而排斥娱乐性的题材。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了不少文言笔记小说，如《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记人记事均颇生动，还包含了一部分精彩的民间传说。这类作品当时分属史部、子部，《文心雕龙》的《史传》、《诸子》两篇也是不加齿及。
刘勰轻视通俗性文学，有其评价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从思想内容讲，通俗性文学适应群众文艺的需要，多娱乐性内容，这为刘勰所鄙视。再则，汉末建安年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制度发展，出身贵族的文人及其文风长期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其时文人文学的题材内容，大抵远离下层人民。大诗人陶渊明长期居住农村，但其作品仅表现自己在农村的生活与感受，而不直接描写农民，因其文辞质朴，已被当时人讥为“田家语”，评价不高。刘勰对汉乐府民歌反映下层生活的讥评，对包含优美民间传说的笔记小说不加齿及，都在理论上反映了这种偏见。再从艺术标准看，当时骈体文学昌盛，人们考察作品，首先要看是否具有对偶、辞藻、音韵等语言美。汉乐府民歌文辞质朴，虽有一定的音韵美，但对偶、辞藻则远逊于曹植等文人作品。笔记小说是记人叙事的散体，在各方面均缺乏骈文的语言美，其不被齿及，也是不难理解的。
刘勰对上述通俗性文学的轻视，体现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看法。我们看钟嵘《诗品》，对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不加品评，对曹操、曹丕等受民歌影响较浓的作者，品第不高，即此可见一斑。魏晋南北朝文人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创造与贡献，但它们在内容上远离下层人民，在形式上片面追求骈体的语言美，这种创作上的重大缺点在《文心雕龙》、《诗品》两书中均有鲜明的反映。南朝末年，文风趋向轻倩。当时徐陵编了一部《玉台新咏》诗选，因其多选宫体诗而遭后人批评，但另一方面，它选了不少反映下层爱情生活的乐府民歌（包括《焦仲卿妻》）及文人拟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正统派文人的偏见，却是值得肯定的。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