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钟嵘所著《诗品》，一名《诗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评论专著。它系统评论了汉魏以迄南朝的120多位五言诗作者，指出其特色和优缺点，分为上中下三品。汉末建安时代以后，文人写作五言诗的风气盛行，五言诗这一样式在诗坛占据了主要地位。在这段时期内，由于政治上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品藻人物、区分等第的风气也颇为流行，并且从人的德行才能评论扩展到文艺领域，在绘画、书法、弈棋等方面，分别产生了《古画品录》、《书品》、《棋品》等专篇。钟嵘《诗品》就是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诞生的。
《诗品》共分三卷，评论自汉至梁的五言诗作者122人。其中上品12人（内汉代“古诗”作者为无名氏），列在上卷；中品39人，列在中卷；下品72人，列在下卷。各品中前后次序，按作者年代前后排列。只品评已逝作者，存活者不予论列。对比较重要的诗人，是一人专论；对次要作者，则往往两人或数人合论。三卷前各有序文一篇，后人把它们全部移置全书之首，称为《诗品序》或《总论》。《诗品序》内容颇为丰富，论述了五言诗的历史发展，诗歌的产生、功能和表现手法；说明了《诗品》的体例、特色；批评了南朝诗歌多用典故、崇尚声律的风气等等。读钟嵘《诗品》，必须把序文和正文配合起来看，始能了解其全貌。
评价作家作品，钟嵘有他的审美和批评标准。
在思想内容方面，钟嵘注意到诗歌内容的多样性，不强调要表现某一类题材。他重视阮籍、左思等批判现实、政治性较强的作品，但也重视“古诗”、潘岳、张协、谢灵运等抒写日常情景甚至流连山水的作品，这些作者都列在上品。他颇重视诗歌表现哀怨之情，但对怨情的内涵看得也较为宽广，既肯定王粲、刘琨的悯时伤乱的愀怆感恨之词，也肯定班姬、徐淑的自伤身世的凄怨之作。这里反映了南朝文人在评论诗歌时，已经摆脱了汉儒美刺讽喻的传统，对诗的思想内容没有划下一个狭窄的圈子，而是允许内容题材的多样性。这种观点对诗歌的发展是有利的。
《诗品序》鲜明地提出了他评诗的艺术标准。他认为，写诗应当恰当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使诗意深婉而不晦昧。他要求作品做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风力即风骨。关于风骨这个概念的涵义，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据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的具体分析，风骨是指作品表现思想感情显豁爽朗、语言精要劲健，形成一种鲜明生动、刚健有力的文风。丹采，指华美的辞藻。钟嵘主张写诗应以明朗刚健性为基干、润以华美辞藻，与刘勰兼重风骨与文采的观点相一致，表现了他们要求作品应当质朴刚健性与华美性互相结合的观点。它对于当时片面追求华辞丽藻的文风，具有补偏救弊的积极意义。钟嵘认为如果赋、比、兴三法运用得当，风力与丹采结合得好，诗歌就能产生滋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
《诗品》评价诗人，在不少场合即从风骨、丹采两方面考察立论。《诗品》对曹植评价最高，认为其诗歌成就犹如人群之有圣人。评语有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骨气，即气骨、风骨。这两句是说曹植诗在风骨、文采两方面成就都很高；正由于此，钟嵘给予曹植以最高评价。《诗品》评刘桢云：“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真骨二句，是说刘桢诗风骨很高；雕润恨少，则指“润之以丹采”不足。钟嵘很推重刘桢，认为其诗在建安作者中仅亚于曹植；但对其诗文采不足，毕竟有些不满。《诗品》评左思云：“其源出于公干。……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认为左思的诗渊源于刘桢，风骨颇高；但文采稍逊，所以野于陆机。“野”字取“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之意，指文采不足。《诗品》评王粲云：“文秀而质羸”，认为其文采秀出而质朴刚健性弱，即风骨不高。总之，钟嵘认为刘桢、左思、王粲三家诗成就虽颇高（均列在上品），但在风骨、文采两方面有所偏胜，所以评价不及曹植之高。《诗品》评曹操诗为“古直”，置于下品；评陶潜诗为“真古”、“世叹其质直”，置于中品。在当时崇尚骈体文学华美词采的人们（包括钟嵘）看来，曹操、陶潜的诗，文采不是一般地不足，而是太缺少了，所以评价不高。唐宋以来，由于古文运动的开展和胜利，人们在文学方面的审美标准起了很大变化，曹操、陶潜诗的评价才高起来。宋代以来的一些诗论者，往往批评钟嵘品第不当，特别在曹操、陶潜等作家方面意见较多，这实在是由于他们不了解钟嵘有他受当时风气制约的批评标准。
《诗品》评论作者时，很注意考察其“体”，即体制风貌。作品的体制，是内容和形式综合形成的艺术风貌，相当于今天所谓风格。体，标志着某一作家的风格特征。南朝江淹写有《杂体诗》30首，即是学习过去30位作家不同的体制风格。钟嵘还注意从前后作家体制风格的比较上，分析其渊源关系，例如他认为“古诗”是“其体源出于国风”，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他认为汉魏以来诗人的远祖是国风、小雅、楚辞三系，这和南朝文人大抵主张后代诗赋均源出《诗经》、《楚辞》之说相吻合。至于后代诗人，也可成为更后诗人的渊源，如说班姬源出李陵、刘桢源出“古诗”；但其远祖仍属国风、楚辞。在钟嵘标举渊源关系的作家中，源出小雅的只有阮籍一人，其他均源出或远源于国风、楚辞。在国风一系名家中，居上品的颇多，曹植、刘桢、陆机、谢灵运诸人，评价尤高。《楚辞》一系名家中，则是列上品者少，中品者多。钟嵘认为源出国风者诗风比较雅正，源出《楚辞》者诗风比较华艳。他对国风系诗人评价高，寓有崇雅抑华的意思，和刘勰强调宗经的观点是相通的。一个作家体制风格形成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就接受过去作家的影响而言，也常常是多方面的；《诗品》只是说某家源出于某家，提法不免简单化，因而招致后人的非议。但钟嵘原意，大约只是说某家体制风格的主要倾向和过去某家接近，某家诗风偏近于国风或楚辞，也是根据比较得出来的论断。例如他说陶潜诗源出应璩，就两家诗歌均颇质直古朴来看，风格的确较为接近。总之，我们对钟嵘这方面的意见，固然不能一味盲从，但也不宜一概否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诗品》评论作者，着重在显优劣，定等第，溯渊源，辨流派。如上文所述，他在评论作者成就优劣高下时，主要根据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标准；他在论述诗人的流派时，则分为国风、小雅、楚辞三系，从体制上溯其渊源，明其流变。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