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有些打湿羽毛的日子，在城市的枝头，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光，抚弄一下自己的羽毛。
我的游吟时代
冥冥中是“向南、再向南”的思想在召唤着，在南方之北，我经历过青春期的精神炼狱，最后情不自禁的成为了“游吟骑士”。但是我的“南西罗多”比唐·吉诃德的更可笑，它只是口袋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钱。我的梦想和唐·吉诃德的“风车魔怪”同样虚幻可怕，行吟生涯还是跟河里的水一样顺其自然的展开了。
有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譬如火车上的多如潮水的乘客，记得有一年年初和李哥一起到广州，火车票出奇的紧张。正月的一天傍晚，空气里充斥着刺骨的寒气。李哥和我来到他在火车站上做事的表叔的办公室，打开办公室另一边的门，我们就可以进站了。火车票实在太抢手了，他的表叔也没有帮我们搞到火车票。李哥说，没有票不要紧，只要能进站，上了火车，再补票也不迟。我们像鸭群一样被赶上的火车，车厢里拥挤的情形让人叹为观止和触目惊心，也第一次理解了什么是“民工潮”。在热浪滚滚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沧海一粟”，生命的存在其实和一粟一样渺小。火车上的煎熬构成了南行的一次奇遇。正如唐·吉诃德骑士生涯里的点点滴滴。在那当儿的火车上，一棵树也足以形成对乘客的最好讽刺，树们还会有自由伸展的空间，而在我们的空间里唯一能感到自由的只有空气，汗流浃背成了旅途的收获。要是能站着睡一觉然后在醒来的时候抵达了广州，那将是最理想的事情。不料到了蒲圻的时候，又懵懵懂懂地被列车员赶了下来，原来我们正塞在车厢的锅炉房里。我们被通知要换乘下一趟列车。我和李哥在惊心动魄中被赶上了另一趟列车。许多年后我还记得和李哥面贴面在车厢里无奈地相视而笑，还记得在疲乏的当儿相互支持。半夜时分，我们终于抵达了广州站。我和李哥只是滚滚人流中的一点浪花，一起涌向出站口。李哥像个战士，背着个包儿，头俯冲向前，挤出了出站口。我被拦住了，检票人员冲我嚷道，没票的到那边补票去。我补了票走出站门，迎面看见李哥正冲着我开心地笑。说今天捡了便宜，等会儿请我吃夜宵。我们在路边吃烧烤，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就赶往李哥所在的那家杂志社。天一亮，我就匆匆忙忙踏上了开往东莞的大巴。我的目的地是东莞。
乍到东莞，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白天怕出门，夜晚心里也不踏实，怕查暂住证的。特别是找工作，辗转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一点眉目。自己对找工作没有一点把握，没有一门拿得出手的技能。算得上是一个盲流。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南方那种精彩的生活，周围的许多例子都说明了在南方闯荡，还是潜伏着无数的机会，不像在内地，要想混得像模像样，先要问一问，你有没有什么资历，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后台，再或者是有没有个好点的家庭背景，如果你一样也没有，那就注定了你的生活难有起色。在南方许多人都经过一段痛苦的磨砺，突然找到机会，得以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光发热，从而得到了较大的回报；也有的人从最低的位置做起，慢慢做到了较高的位置。而这一切，在内地往往是难以想象的。在南方栉风沐雨地折腾了一个月后，我变成了一个非洲人，皮肤晒得黑而透红，饮食不正常也让人感到疲惫不堪。但我坚信，自己从此真的跟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没有折戟而返的意思。哥哥时常接济我，还得为我担惊受怕，我的不堪也变成了他的不堪。我认识到自己在南方的挫折主要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于是向哥哥提出要去找李哥的朋友Z君，希望能在他的培训班里学习电脑。
我坐车从长安来到了宝安，找到了名片上的那个宝安X区人才培训中心，那当儿，人才培训还是一个很热门的行当。Z君的事业发展得相当好。他的培训中心在宝安开了几个分部，花了二十多万在家乡建了楼房，有一年还在家乡设立了“文学奖”，以奖掖家乡优秀的文学创作者。
中午的时候，我到了宝安，坐摩托车找到了Z君的培训中心。走进三楼的主任室，正面的墙上是“XX人才培训中心”几个字，办公桌旁坐着一个女人，那是Z君的老婆。我说，我找Z君。她问，找他什么事？我说，我是从他家乡来的。她面无表情地说他外出了，大概要到晚上回来。我坐在三楼走廊的长椅上等。开晚饭的时候，Z君还没有回来，培训中心的教工都走进了饭厅吃饭，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心里想，如果Z君今晚不回来，还不知这个晚上怎么过。于是到楼下买了个面包充饥。约莫晚上八点钟的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看见走廊上坐着个不像学员的陌生人，就问，你找谁？我说我找Z君的，年轻人说我就是Z君。Z君显得很诧异也很高兴，我一下子放下了悬着的心。
我在Z君那里呆了不到半个月，在他的培训中心里学习电脑，Z君没有收我的学费，说等我以后有了钱再补。半个月后，我出师了。我主动向Z君提出，可以出去帮他发培训宣传单。我在新安湖那边迷路了，不知怎么的就走进了一个住宅小区，被小区里的保安逮了个正着。保安要看我的暂住证，我说没有，保安说在小区里乱发传单要罚款一百元。我哀求道，大哥，我才到广东不久，身上没有钱。保安说，没有钱，打电话给你们老板。保安哪里知道，是我自告奋勇地要为Z君发传单，Z君也不会承认他就是我的老板。我就在保安室里僵持着，保安见我真的拿不出钱，就通知警察，派出所来了辆警车，一个警察不容分说，将我推上了警车。当晚，我被送到了戒毒拘留所。那时候，戒毒拘留所里关着很多找工作没有暂住证的人，那里虽然是个戒毒拘留所，关着的却主要是“三无人员”，是一个临时的“三无”人员遣送中转站。半夜时分，我们那些“三无人员”就从拘留所里被带上了一辆在大客车，临上车的时候，每人发了一个面包和一瓶水，我们两人一组的给用手铐铐了起来，带上车。大客车在路上颠簸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时分，我们到了韶关戒毒拘留所，然后通知家里人来接人回家，这样也就完成了这一拔的遣返程序。
我在韶关戒毒拘留所里关了三天，据说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之前的时候，还有人被抓进去，被送到东莞樟木头一个地方进行劳改。放出来的人都折磨得不成人样。当然他们也并没有白白关我三日，得管一日二顿饭。我们大约四五十人被关在一间十来平方的房子里，第一天的时候，看守把我们叫出去，要我们告诉他们详细的家庭联系方式，以便联系家里来取人，有人忍不住哭出声来，看守斥责道，看来你小子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第二天夜里的时候，有个小男孩突然昏厥在地，许多人于是在铁门口叫嚷起来。有两个看守的跑过来，对着挤在铁门口的人喷洒胡椒粉和辣椒粉之类的玩意儿，有人大声地咳嗽起来，小小的囚室渐渐地平静下来。在里面，我们没有洗漱用具，大家挨个儿在一个水龙头旁捧了一掬水，擦一把脸。两顿饭是里面的犯人做的，糙米饭上面夹着草糠，加上两三条辣萝卜。小小的房间里有一个便池。我心里暗暗生奇，想不到这辈子还有机会体验牢狱生活。好在这样黑天暗地的生活不太久，第三天的时候，哥哥请了假从东莞赶来，替我交了五百五十元的保释金，我又重新得到了自由。
遣返，并没有阻隔我再次来到南方，第二年春节刚过，我还是跟哥哥一起来到深圳。并且在深圳扎下根来。多年来，我都倦于写一点南行的文字——它是如此曲折，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都不能让我静下心来，写点什么。因为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没有完结的过程。在源源不断地经历着一些事情的时候，莞尔一笑才是最省心的事情。有人若告诉我南行的愿望时，我竟只能语塞。每个人的人生际遇是不可能相同的，像一首歌“走吧！走吧！人总会慢慢长大”。一晃我已在南方生活了多年，路还在往前延伸。岁月给我的回响就是：沧海桑田间的巨大变化——自身的变化和每次回家乡的时候所看到的城市的新貌。而我终于成为了游离于这之间的人。我和所有的人们一样，其实只需办一张无字的暂住证“地球村村民”，尔后接着进行这美妙的游历吧！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意义
读过不止一遍梭罗的《瓦尔登湖》，里面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意义”，这个标题一次次地激起我的写作欲望。譬如美德是什么？哲学同样希望去回答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一样。其实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很紧要，我们每个人都活着，就不可能与这样的问题摆脱干系。就好比活着，吃喝拉撒就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所以最初是必须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以最低条件地活着，我们才可以去想物质以外的事情。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倒觉得，有的人真的会活得懵懂，他们决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与自己的关系，他们亦不会意识到自己每日里熟悉的风景有何独到之处，心会很麻木地跳动着，一直到死的时候都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它是由那些有心人书写的，而有一些人放弃了他们的存在意义的思考。
我注意到了这样的人。王小波——用汪丁丁的话说，生命的长短不是从物理的时间去看的，而是用生活体验的丰富程度来衡量的。如此看来，王小波的生命就不是短短的几十年光阴。时光荏苒，谁都逃不脱时光的罗网，从这一点看，一个人的存在真的只能到了盖棺时才能定论。否则的话，不要看某某活着的时候风光过一阵子，也许他的风光不过是最廉价的风光罢了。当然在时光的长河的里，的确是少有人敢于与之争锋。但我觉得王小波就曾经与时间作着较量，较量的方式是换了一个角度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天生就是写文章的料子，所以这方面的天赋首要的就是不要荒废。也不管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时下风行的是什么？会不会是爬格子的人在别人面前羞于说自己是个作家？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抓紧发挥自己的天赋。所以不管说王小波是自信也罢自负也罢，我都是顶羡慕他的。
还有一个人——李贽，对于这样的大家，我是难望其项背的。他也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前半生还算循规蹈矩，后半生却“不安生”，到处捅娄子。我觉得他也是个过分在乎自己人生意义的人。生命注定了有限，他就不甘活得平庸；也因为那颗不甘平淡的心苦苦支撑，他才会赢得历史的尊重。有的人的一生看似悲剧，但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却是个喜剧。因为历史的结局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人生在世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平淡和平庸。
写着上面的这段话，心情是沉重的。我觉得人活着，平淡和平庸就像是密不透风的网罟，好难逃离。就像我们很难活得如想象中的那般洒脱，陷身在世俗的重围中。做一件事件时时要去考虑别人会如何如何。不过却可以这样肯定的认为，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己和做着相关的尝试，企图让自己的人生挖掘出尽可能大一点的人生意义，他就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值得称道的人。
我特别的羡慕梭罗那样的生活境界，生活在丛林之中，尽可能地删除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物质和世俗关系的纠葛。好比说我们为了房子拼命努力，最后即使有了大屋，大屋也便成了我们人生的缧绁，我们得考虑如何装修如何住得舒适。食人间烟火的人都这样活着，否定这样的活着，就像否定自己还是世俗世界的人。人活着，当然首要的不是把自己排斥在世俗之外，首先融入社会，而后作企图超越平凡的努力；首要的不是与世俗生活决裂，而是在世俗中摸索到自己的生活境界。这样我们看到伟大的人物还是来自世俗，苏格拉底的形象一点都不高大，穿着朴素的衣裳穿行在民间；佛陀也是一个世俗的王子，他深刻地看到了人世间的苦，才想到了解决人生的苦短的问题；圣子耶稣的肉身也是拿撒勒的匠人之子。但是即使是世俗，还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让我们决定自己如何的生如何的死。
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有尊严和值得为之尊重的。这样来说，我们不能说谁的人生体验有意义，谁的人生体验的意义等于零。人生来可以说不是平等的，但我们人生追求却可以是平等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生而为弱者的人，他们却可以拥有不同凡响的人生。正是基于这点，我才无视自己的平凡。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依然不忘边走边唱，因为我的人生体验与众不同，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我们说清一件事情的逻辑是，先找到共同点，然后再找到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有了这样的意义，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向往跟梭罗一样，让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是敏感的，让自己的存在充满思辨，而不至太无聊太荒唐。到了叶落归根时觉得自己不枉此生。
我生活的地方是那样的平凡，小的时候生活在乡下。不久前，一位有眼光的亲戚对我说，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的民居很有特色，真可以开发成一个旅游项目。其实我早就留意到了它有些周庄的韵味。即使是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地方，它也值得我们无比深情地去爱。繁杂的民间，在民间的圈圈皱纹里，它们也会有那么多的故事和情感等你去执笔和展读。于是一旦到达了它的核心，就从来不会想过要逭逃，它注定了要成为无悔的人生选择。在某一些夜里，我会在白纸上写下一溜溜黑字，它就是我的人生轨迹，很小很渺茫，会苦涩会甜蜜，但它们不是多余的，时光赋予了每一段人生体验不同的意义。
城中驴叫
08年10月底的一天，我像中了魔咒一般敲开了老板的办公室，走进去直言直语地对老板说：“陈总，这样搞不行呀！加班没加班费，每天正班上九小时，没有星期天，还动不动扣钱。”这些话我憋很久了，终于一吐为快。老板惊讶地问：“今天是怎么了？”他当然有理由感到意外，就像地主遇上了不愿交租的佃农，之前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厂里的规章制度就是老板鼓捣出来的，有许多条款都是针对工人的“霸王条款”。在厂区内随地乱吐要罚款，做错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得罚款，反正在老板的眼里，给他做事的人都应该是完人，不然就以罚款的方式来帮你弥补缺憾。陈老板开厂以来，也许是头一回遇上像我那样敢挑刺的员工，他皱了皱眉头，像是在吃不合口味的饭菜，他问：“你想干嘛？”我说：“我的劳动合同到期了，不想再做了。”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劳动合同，生怕他再依他那套厂规行事，我只要求他遵守国家劳动法，而不是一味要求工人遵守他的厂规。几年前我在公明一家印刷厂做事，也是因为厂里长期不给加班费，跟香港老板提出辞工，老板的儿子初出茅庐，他牛气冲天地说：“你以为厂里缺你就不行？你以为你值多少钱？你马上走都行。”说完小老板顿了下，又说：“你要做也行。”听他那种态度说话，我说：“我不做了。”气急败坏的小老板竟然以自动离职为由，克扣了我将近一个月的工资。即便事隔多年，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心，对老板来说，克扣某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许不够他在酒店里消费一次，但却是我背井离乡两千里，在他的厂里像熬鹰一样，从早晨熬到大半夜，将近三百个小时的应得报酬。
十年下来，青春不知不觉地溜走了。盘点一下：这些年最让我感到振奋的人是我的老乡周航，当初他以抱病之身，背着药罐子、赤手空拳到南方打拼。从普通的打工者到拥有一定资产的小老板，文凭不高的他，在既文且商的繁忙中，竟然不断地求学上进。两年前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他终究是个不断地追求理想的人。而我却是一门子心思地去打工，转眼三十好几了还泛泛可陈，除了打工就不知将来还能干什么。进厂打工，整日龟缩在一厂之内，一年里头难得有几日清闲的日子，整个像头拉磨的瞎驴。其实格外怀念那琴书相伴的日子，心里有个桃花源，只想躲进去，把尘嚣关在外边。陶渊明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暂时撂挑子就等于放下那颗负累的心。哪知道辞了职心却静不下来，原来一个月难得有两天休息，现在一下子无所事事反倒不适应。在宝安读书征文中得了一等奖，五百元的“智慧卡”买了一堆书，读了几日，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像头驴一样，以前每天按时拉磨拉惯了，突然之间变得无所事事反倒不习惯。早晨醒来，赖在床上不起来，就开始琢磨着日子不是这种过法。
有几个原来的客户打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自己在当老板？我暗自发笑，问有何贵干？对方说：“想找你设计点东西。”我正感到郁闷，也乐意有人把好事送上门来，就应承了对方。我的自由职业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客户是电视机挂架的专业生产厂家。我背着电脑到他们公司里一看，什么都得重新动手做。老板有要求，要我去负责他们厂的从网站、包装彩盒、画册、展示架的全套设计，但要在一个月完成。时间有点紧，我说网站的事我搞不了，只能负责做跟印刷有关的设计工作。谈来谈去，像是谈妥了。第二天，我就赶紧拿着照相机开始着手。老板说得好，指派了一个小弟当助手，小弟当他们老板的面乐哈哈的。到了合作做事的时候那劲头不对，我后来一寻思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小弟就是公司里的平面设计师，现在风头一下子让外来的我给夺去了，心里老大不乐意。只是不乐意也没办法，他除了给公司网站换几幅图片，别的什么也不会。别看小弟在老板面前笑着脸，在我面前却紧锁眉头。我们在一起拍了三天的产品图，小弟就皱了三天的眉头。原计划两天拍完的，现在拍了三天还没拍完。我说：“小弟开心点！”小弟哼了一下，没好气地说：“还是快点拍吧。”
好不容易产品图拍出来了，现在当助手的小弟开始安排我做事。他要求我先搞网站图，我说你有没搞错，不是一开始就跟你们老板说过，网站的事我搞不了吗？小弟铁着脸说，要是不会搞网站，还要你来做什么？没法子，这事儿还得找他们老板当面说清楚。找到他们老板，老板笑咪咪地说：“没有要求你搞网站呀？小弟就是这方面的专才！”小弟站在一旁不吭声。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小弟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助手，但他存心想把角色对换过来。有一回小弟没好气地说，你得听我安排，设计你是内行，但对我们的产品你却是外行。在这里外行就得听内行的，要不然，你知道怎么做？天啦！小弟的话说得太有理了！只要能按时完成工作，听他的也行。可是搞来搞去，东西设计出来了，小弟又不能拍板，还得等他们的老板回来。这下把我整得够苦的，老板是事必躬亲，里外一把手。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就没听说老板有空闲。当初许诺的报酬一分没拿到。每天在他们公司里吃一餐饭，其余两餐得我自己掏腰包在外面吃。每天坐公汽来往于那家公司和出租屋之间，有天傍晚坐在车上，突然觉得很迷茫。回到出租屋写了一首诗：“我不知道，明天的股市是涨是跌/明天的房价是否让人大跌眼镜/我只要知道，明天你依然爱我/自春天到冬天，绿树变成了枯枝/路在夜里睡去，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又有力的四处伸展/明天是美好的/尽管今天，我们失业，抑或迷途/感谢你，这一路的喧嚣……”
眼看一个月快到了，我都花了好几百，却没一分进账，唉！恼人的钱啊。直到现在，这事还没着落，我只得先回到自己的住处，等那位老板有闲功夫了，才有时间一起合计一下。一个月过去了事没收尾，我也没办法拿到报酬。
还有一个是在几家印刷厂“炒单”的男人，胖乎乎样子，模样像香港影视上的“胖猫”。有一天找我去给他做一本画册。做了半个月，电子文档做出来了。按约定我交给他电子文档，他先付一半的工钱。好家伙，等我去交“货”，“胖猫”掏出钱包说对不起，今天我身上没带钱，里面的确只有几十块的零钱。没法子，这样我也不能交“货”给他。半夜里，“胖猫”打来电话，让我明天亲自去找那个做画册的客户。我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跟那个客户没关系。“胖猫”说，他已经跟客户说好了，让他先付一半的工钱。第二天一早，那个客户竟然给我打电话，说是“胖猫”跟他说了，叫我去跟他们谈画册的事。天啦！这关系够晕的。不过，看在钱的份上，我真的按图索骥地找到客户那里。客户从我的手提电脑里看了半天设计稿，又叫我去找“胖猫”要钱。我只得打电话给“胖猫”，“胖猫”推脱说钱要问客户要。看来，我被他耍了。回来的路上，我不由得感慨万千。看来，这做自由设计师的日子算是到头了。要这个做法，还不如再去打工。
每年临上火车要去深圳就是最难熬的时刻，刚开始的几年，儿子还小，看见我跟他妈背着包要出门，就哭得一塌糊涂。在春寒料峭中他的哭声像把刀子，把我的心刺得七零八落的。他妈不停地擦眼泪，我的眼帘也禁不住湿润了。儿子三岁时，也许是受了他奶奶的教导，有一回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会儿说：“我要买屋”，一会儿说：“我要上幼儿园。”说得我心里酸溜溜的，开始暗暗地恨自己，出去混了多年还一事无成，再看看电视上拍的那些成功人士，一个个在珠三角混得好模好样的。在人们的印象中，珠三角就是“金三角”。我就是那些没有拣到“金子”的人们中普通的一员。儿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是个留守儿童，他不知不觉中长大了，这两年学会的与人拉钩钩，屁大的事就伸出小指头跟人拉钩钩：“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我和他妈在家里过完年，又要往南方赶，临出门儿子就主动跟他妈约法三章：“出门不准流眼泪，在电话里不许说‘我想你’，一次做不到就在小本上记上一笔，到时记谁多少笔就打谁多少鞭子。”
前年，眼看房价节节攀升，在深圳就我那水平再做十年都未必买得起房。一鼓气就在家乡的那座小城买了套商品房，还是分期付款的。小时候母亲总是对我们姐弟几个说：“要发奋读书啊，将来住在城里，生活多方便！”我九岁时父亲去世了，他去世的那会儿，我哥哥还住在地区医院里，被医院诊断为什么癌症。在中学任教的父亲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就咳嗽咳个不停。听说哥哥得了不治之症，他以疲病之身住进了乡卫生院，后来被卫生院里的实习生打了一针之后就长眠不醒。也就从那时起，多愁善感的我开始舞文弄墨，并且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克巴”，其实是克爸的意思，“爸”字去“父”就是“巴”。后来有次在《深圳商报》的文化专栏发表文章，编辑老师还把名字搞成了“金巴克”。乡村生活的不便，在记忆里最深刻的是去挑水，那时我还没有扁担长，就担着一对大木桶去半里远的水井里挑水。村里的水井位于一片农田之间，那是乡亲们唯一的生活水源。挑一担水来去一趟要走将近一里路，我的肩膀不受力，每趟只能挑半桶，路上还要歇上两回，挑水进家里那道高高的门槛时还要溅出来不少。妈妈总是叫我不去挑，但为了分担她的辛劳，每次我都抢着去挑水。要去乡里的商店买东西，要走上五六里山间小路。那时候村里还没铺石子路，如果雨后出门买点东西，出门就是一路泥泞。走出乡村是我小时候对生活的憧憬，也是无奈的母亲对我语重心长的嘱咐！
据说驴子天生有打滚的嗜好，它们在劳作之后往往就地打滚，既可化解疲劳、让尘土吸干汗水，还可以驱赶身上的蚊蝇，解除瘙痒，但也有时当成玩耍和游戏。二十岁那年，我到家乡那座小城里当普通工人，在棉纺厂的气流纺车间当机修工，那份工没多少技术含量，机修的活不多，还负责搬运姐妹们纺好的棉纱。姐妹们都是三班倒，拿的可是计件工资，每到换班交接的时刻，上一班纺的纱锭还在机器上纺着，一台机器正反两面有上百个纱锭，得由机修工为她们估计产量。交接班的两个机修工都帮衬着自己当班的姐妹，嘴拙的估产估不过嘴巧的，那几年，我在棉纺厂里没少惹织女姐妹们生气，也没少挨她们的骂。棉纺厂里的工资不高，当我听说在东莞打工的哥哥月薪有两三千时，心早就往南飞去。毕竟在棉纺厂做事对我而言不是一条好出路，就像驴打滚，我下决心要换一种生活方式。
1997年8月我卷起铺盖离开了棉纺厂，独自一人去南方打工。之前我对广东一无所知，在家乡火车站的站台上，也不知道去广东的列车是朝哪个方向开，心里却有一个莫名而倔强的念头：去广东打工！第一次去广东的经历想起来有点滑稽，先是去长安新民找在那儿打工的哥哥，在他那里呆了两个多星期。恰好当时他花了一千二百块钱买了个CALL机，还是中文的。他自己舍不得用，就要我带在身上便于联络。但我在长安始终没有找到工作，时时刻刻还得提防治安队查暂住证，心里实在不忍心让哥哥再担心下去。我一咬牙，决定到宝安去找当时“闯”出了名堂但素未谋面的文友周航。周航在宝安开培训班，当时已经是成功人士，他的热心肠在家乡的文友圈有口皆碑。在宝安没多久，我在劫难逃，还是被治安队逮了个正着，连夜被送往宝安戒毒拘留所，第二天一早又被遣送到韶关戒毒拘留所，然后在那儿等待家里来人交钱、接人。别人出门赚钱，我却出门赔钱，那种难受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98年清明节过去了，我还呆在乡下，整天像被一只苍蝇“嗡嗡”地追逐着，心烦意乱得很。回家乡的那座小城做事显然不可能，再去广东找工作又心有余悸，只觉得一筹莫展。一个春光和煦的中午，一个身着法衣的女尼径直走进了我家的堂屋，她找到我母亲，见面就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南岳衡山的一所寺庙，法号‘妙玉’，这次特地来你家解煞。”母亲一听怔住了，这个村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不进别人家门，偏偏进我家门，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煞？妙玉说：“你的大儿子在广东打工吧？”母亲点点头。“你的小儿子也要去广东打工，对不对？”妙玉说。
“那你知道我有几个儿子？”母亲问。
“两个。”妙玉说。
眼前这个自称“妙玉”的尼姑居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母亲一下子相信了眼前的陌生人。
“你说我这个儿子要不要去广东打工？”母亲问。
“去是可以去，但有一个煞，只要我帮他化解了，就无往不利。”妙玉说。
“什么煞？怎样化解？”母亲显得很焦急。我看着母亲，冲着她直摇头，暗示她不要相信陌生女人骗人的鬼话。
“这话不能在外面说，让人听见就不灵了。”妙玉拉着我母亲就往我家里屋走，母亲爱子心切，身不由己地跟妙玉进了里屋。妙玉神秘兮兮地关起门，一边焚香一边念念有词，可怜的母亲任由她摆布。半个小时过去，门开了，妙玉走出我家，随即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村子。母亲还一脸的红潮，沉湎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之中。我们一再追问，想知道妙玉到底在屋里做了些什么。母亲不肯说，一直到下午她才忍不住道出真相，原来妙玉在屋里说，只要给她三百元钱，她回寺庙后就烧香拜佛，才可以为我解煞。村里见多识广的人说：“那个尼姑其实是个骗子，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地方早就发生过了，自称尼姑的人先在村子把你家的情况打探清楚了，好到你家来行骗。”母亲如梦方醒，后悔不迭。除了再去广东，我已不知道还有哪儿是我该去的地方。那一年的春天，我还是选择了向南。
我是个身份比较特别的人，户口是城镇的，却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里又没有土地，娶了个安徽媳妇，结婚都快十年了，她的户口还在原籍。在老家的那座小城，之前我也没有房子。在深圳安家不易，最担心到时候打工打不下去了，还不知去哪里落脚。再回农村吧，我从前都不是个农民。在乡下虽然有几间老房子，位于类似徽州民居的天井院落之间，整个村子连成一片，全村人聚族而居，渐渐地有的迁往城里，有的举家外出打工，有的另址盖起了新房，大多数老屋因无人修葺而破败不堪。其实我的乡下老家，要是古时候出几个名人，留几个人文景观，是很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如今却像明珠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湮灭在时光的长河中。母亲虽然带着孙子住在城里，但她还经常要回村里看看老屋，每年还要维修一两次。母亲总恋恋不舍地对我说，落叶归根，百年之后她还要在老屋里入殓。她的老屋何尝不是我的老屋？她其实也是在为我们兄弟俩守着那份祖业。我经常跟妻子讲，老了我们就回乡下去住，那里空气清新、山清水秀。我已经快四年没踏上那片土地了，不是不想回，是回去太感伤。留在村里的村民越来越少，有钱没钱的都往城里去，在城里重新开始新生活，买房置业、小孩在城里上学、女人进商场打工、男人做小生意，反正“树挪死人挪活”。穿过老村的小巷，可能碰不上一个乡亲。十几年前不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我在深圳打电话给母亲，我说：“我不想做了。”
母亲开导我：“不想做，去做什么？现在是个打工的社会！”
母亲说话一点都没脱离这个时代的语境。是啊，不想做去做什么？我扪心自问：做生意不是那块料子，也没那种兴趣；回去再打工，我在广东一呆十余年，像一头野惯了的驴子，回去也摸不清东西南北。论人际关系，到广东之前，也就认识小城里的一帮文友，如今他们也一个个忙于生计，很久都没怎么联系了。以前在小城里生活过几年，现在要是在那里生活一个月，就觉得自己的一切跟它已经不相干了。无非那里还有一个家，还有亲人。但小城让我愈来愈觉得陌生。街道拓宽了，高楼鳞次栉比。在城里逛荡一天，也未必遇得上一个熟人。我曾经跟妻子说，自己在小城里认识一些人，去年回家，跟妻子一起上街，她笑着问我：“你怎么没遇到一个熟人？”是啊！我毕竟离开小城十余年，小女孩会出落成一朵花，青年也要迈入中年。
过了年一咬牙，还得到深圳打工。初七就跟妻子一起动身，去年年底早不早地辞了工，转眼已经失业两个月了。头天傍晚坐上了从武昌开往广州的列车，第二天天刚亮，儿子就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到，原来他昨晚睡前还一直叨念着我们。妻子初八就回厂里上班，她周末能回出租屋。呆在出租屋里我成了孤家寡人，白天坐在网吧里浏览各种人才网，搜索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接下来的一个月，也记不清自己发了多少封简历，真是一职难求，有的明明是那种职位，却偏偏要求是女性。而且招聘相关职位的企业很少。偶尔去试过几家厂，都是谈到工资后就没有下文。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许多企业都给员工降薪。那些日子我像一头身陷危城的驴子，心里悲哀地嘶鸣着。
三月初沙井有家印刷集团通知我去面试，我故意在简历中将之前的工资待遇写低了许多，即便如此，当香港上司问我的工资要求时，我说你看着给吧。其实我真的不知开多少工资才合适。第二天他们通知我过去上班，想不到工资还不到之前的一半，我的心凉了半截，本来工资低点早在意料之中，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想不到一下子低得那么多。还不如干脆到武汉去找份工作。说是那样说，妻子还在这边做，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妻子在QQ里说，还是先去做吧！一晃已经三个月没做事了。也只有如此，骑驴找马走着瞧。
有一次，儿子若有所思地问他二姨：“你说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在家里做事，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要去深圳打工？”儿子真的长大了。
疯子的桥
说那座桥是一个疯子的——这句话有点突兀，不过转念一想，也是呀，多少个日子了，疯子就以桥为家，他为什么只眷念着那座桥。那是一座公路桥，桥下是片草坪。如果人有自由的迁徙权的话，我想疯子大概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处所，况且他只是一个疯子，没有常人意识的家，或许桥才是他全部生命的所在。那个疯子在桥下生活了许多年，当然这不足以成为一个新闻，这个世界以各种方式受苦受难的人不少，但都不足以成为一个新闻。新闻事件最有可能是一项冒险，譬如某某人在高空中以极端状态的生活了多少天。一个疯子在极端环境下生活了多少年却只能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为疯子是被排斥在这个世界的主流生活之外的。能作个假设吗？如果这个疯子正是那个巨额悬赏寻找的香港男童，个中一定会有个戏剧性的结局。
疯子有时候在垃圾堆里寻些残羹剩饭来吃，头发乱糟糟的总是那么长。多年前我就看见过他，晴朗的日子，有时他还在草坪上掐虱子，或者咿咿呀呀地唱着不知所云。他就住在桥墩的横梁上，夜夜伴他的少不了蟑螂、吱吱呀呀的老鼠和呼啸而过的汽车声。大概是前辈子过惯了一种极端的生活——阒寂无声的世界里，如果世界是幻，在一个个体身上试验着不同形式的苦难轮回的话，还真只有虔诚向佛一条路呢？问题是不能只把向佛这样的意识灌注给人这一物种，低级生命也需要有解脱的途径。
有一个传说，说疯子曾经是个生意人，有不少钱，后来生意失败，还欠下不少债，从此也落得疯疯癫癫的。疯子看起来年龄不大，总看不出是个饱经风霜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都是个不幸的可怜人。在这个世界上桥才是他唯一的亲人，所有关于人的归属问题，他都毫不迟疑地用桥做了回答。几度春秋几度风雨，还没有看到他被缺吃少穿所击垮。
我看过报纸，也听朋友说过，“各人自扫门前雪”，某座城市为了搞形象工程，就把流浪者用车拖到别的地方，就好比医院对无钱看病者不闻不问任其生灭。总之，世界似乎太大，人们的慈悲心会不够用。而有的人又尤其对别人的苦难没有耐心，甚至于恶向胆边生。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那个以桥为家的疯子了，于是想到他不知是不是也被人拖到了异地。
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有的人很伟大，有的人很卑微。阿拉法特去世了，让一个民族都沉浸在悲伤之中，而有的人消失了，却永远没有人问起。宇宙就在这样神秘地运转着，有的人仰望苍穹，有的人只盯着脚下。疯子是可悲的，有的人也是可悲的；有的人要捉弄疯子，造物主又会无情地捉弄捉弄了疯子的人。因为捉弄疯子的人不知道，他大概顾惜了一个城市的面子，却失掉了作为一个人的良知。
其实我不知道怎样跟人说话
父亲去世后，我便由在小学当教师的母亲带着。那时候我们的“巢”变得险象环生，像丛林中有着恐怖的食物链，原本并不像字面上那么从容。家的概念从那时起就模糊起来。像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那种归属，但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生活在这两者的边缘。家在村子里与学校里。我却从来没有过种田的训练，更不晓得说，在人们的感情上，都是向往城里生活的。读书就是农家的孩子变成城里人的桥梁。我从小有城镇户口却生活在农村，真是荒唐！
我记得有一次夜里跟母亲去学校，夜很黑，月亮只有弯弯的一条线儿。在过庄稼地的时候，突然听见在绿豆地靠近树林的地方，传来沙沙的声音，我的心咯噔咯噔直跳。当然我从来都不是做英雄的料子，遭遇的也不是如鲁迅夜踢盗墓鬼之类的事儿。我紧跟着母亲，我们拿电筒向声响处照处，不远处反射出两只荧荧的光，原来是一只野兔。它怔了一下，接着撒腿往树林逃去。那一幕印象很深，我明白了，人类并不是大自然中最可悯的物种。在黑暗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躲在屋里，我们在壳里会感受到生活还有希望。而黑暗往往无情的将许多物种掷于生命攸关的刀山火海。
我觉得小的时候，自己挺喜欢表演的。学校里有个废弃的礼堂，没人的时候，我喜欢在那里蹦呀跳呀，或者手里舞着棍棍棒棒，天真的感觉真好！人接受了教育，与生俱来的天真便收敛起来。大概是人变得自私了，善于将“天真”那样的宝贝深藏不露。在众人面前我是拘谨的，只要时机一到，天真就会像猴子的尾巴一样露出来。我学会了跟师长打招呼，但有一次，把我搞得懵懵懂懂了：我与一位向来崇敬的师长狭路相逢，小心地跟他打招呼，谁知他像没听见。小孩的境界固然不能与大人相比，但还是留下了一道难题，从此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师长敬礼合适。人人的心里都是有情绪的。
人是容易被漠视的，有时候又大而无当的被放逐到某个位置。渐渐地我觉得许多人有时候真是深不可测。有年春节我跟堂伯到他的妹妹家，也就是我的堂姑姑家拜年，真是不凑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鲜串亲戚，那一天恰逢堂姑姑跟姑爷闹别扭。本来那不关我这个小孩子的事情，我一直一声不吭的。谁知在回来的路上，心里窝着火的堂伯突然冲着我恶狠狠地骂，XX的，闷着个头的！如果儿童还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譬如说充当“出气筒”，也应当看成是儿童的一大贡献。
有一段时间，我生活在姐姐姐夫家里。有一回，他们又吵又打，简直让人不堪耳目之重。我竭力地保持中立的地位，平时我对他们俩人都有好感，现在只不知说什么才好呢？但我知道他们吵够了打够了还会和好如初的。不知怎么的那一次我的内心还是大大的受伤了一回，因为猛然间，我瞥见姐夫射过来刀子一样目光。很疑惑：我怎么了？其实我的中立是多么的可悲多么脆弱！交战的双方会那么看吗？
在许多场合，我都感受到自己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即使到了南方，在需要自己的舌头竭尽全力地表现一下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无济于事。在无奈的时刻，我去找并不相识的家乡人，只自信同一个“家乡”就是张最好的名片。我去找一位老乡，却只见到女主人，男主人外出未归。女主人饱经世故，惯施冷漠那一招，况且你跟她非亲非故！而我又口舌不支，只得无力地在门外徘徊良久，一直等到男主人现身才得以有小小的解脱。听说邱吉尔是个天生性的口吃患者，后来却成了举世闻名的演说家；中国古代的大名鼎鼎的韩非子也有口吃之疾，只是才识盖世，有人说他是被李斯害死的；当代人如贾平凹、余杰也都不是口舌如簧之辈。有时候我就接下来想，如果我能说会道的，该会怎么样？是不是能在人生路上拣到了些小便宜；但也更有可能跟市井上的张三李四一样，一辈子只在学校里读过几页书，自打出校门后就跟读书写字永别了。但他们都活得不错了，当然少不得他们也自我感觉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不只否定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我遇到过有一种人，他们冒冒失失，满口胡言乱语，出口便能伤人，他们也是以“直人”自诩。因为他们所谓的“直”是说话随心所欲永远不跟教养交朋友。他们永远不知道儒家有句话说“直而无礼则绞”，还当做是光荣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人有自信心是好的，像艾米尔·路德维希笔下的人子耶稣，分明是自信和责任在支撑着他做着超凡入圣的事儿。但自信心只有在不至于为自己套上一层硬壳的时候才显得可爱。自信心对一个人只能增益而不是损毁。但我认识一些人，正是不可一世的自信心将其内心尘封起来，而放射出来的只有压倒一切的傲慢，那种态度使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变得寒冷无比。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没有精神方面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见自己却不认识自己，我们所向往的自由只会是遥遥无期。我知道学校里在教给人知识，但那些知识放到生活中，未必是丰满的，于是这个社会不乏有知识的野蛮人，可怕的是他们还会以野蛮为光荣！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环境，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在不自觉地造成了我有着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不知道怎样跟人说话！
夤夜手记
亲爱的贝贝，这一夜我又失眠了，无形的压力要把骨头揉碎，头痛让我又一次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假如生命很快消殒，必将成了我人生的最大遗憾。亲爱的贝贝，你会明白，生命的偶然性注定了人生的无奈与不自由，因为出世之初，你无法约定生命花落谁家，只能任由创世之神的随意拈合，在豪门抑或贫民窟。如果说生命还有值得惊喜的，那是因为，我们可以拥有自由的思想，开始它是抽象的，不为别人掌控和扼杀，这也正成为了生命轨迹转机的希望所在。我们正要将不甘沉沦的想法变成现实。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个家庭的破碎，不幸的命运使我变成了一个被侮辱与被伤害者，这一点在日后的生活里总是一点点地突凸出来。而且即使到了现在，生活的阴影常常让我头痛欲裂，肝胆俱寒。我只能靠读书，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来慰藉游离不安的心。
亲爱的贝贝，我得重申，自己只是一个敏感又平庸的人，正因为敏感，才让我一次次的在对梦想的追逐与失落中徘徊、伤悼！置身于现实世界的物质翅膀几如铅重，无法展飞。而且很难找到别的推动剂。现实是嘲笑物质的贫瘠的，而我又注定了不能置身于学者之苑，专门从事心灵的思考，也不能跟梭罗那样，放弃尘嚣的恶劣重围。瓦尔登湖离现实太远，现实生活绝非几美元就能满足的，假如生活还有理想与未来，那就是学会放下一些东西，到真正的放下，不再蝇营苟利。
亲爱的贝贝，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如果说生命只是一种经历，包括人类文明，也只是过去存在时，只有时光才是永不停息的旅行者，我们则只是他一路散落的花絮，星球上的文明也一样，崩断的和依然延绵存在的，说到底都是不足为奇和可以冥想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有某些文明在远方，抑或在时空的长河中不为人知的隐晦着。亲爱的贝贝，我多么想为你的人生减少悲剧色彩。不像我这样沉重。
我也在常常尝试着想超然于市井之外。有时候，我想，一枚草叶和一只昆虫的世界，甚至比人类社会更可爱！但人类决不会再回到草叶与昆虫的境界，前者是属自然的，而后者组织成人类社会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纯粹自然的无序，为了抑制恶与避免恶性循环。为此，人类在不断地打破传统和重建制度，到个中冲动无法和解的时候，便会爆发叫做“革命”的东西。
贝贝，除了解决柴米油盐之外，我又在不断地拓展自己解读的范围。“我思故我在”，思考是难免的，但怎么样做到生命不由思考变得沉重，却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怎样做到头痛的程度不由思考的深度去控制？或者干脆做一个纯生物意义的存在者。贝贝，我不可以！
我愿意做一支蜡烛，到了生命的尽头，不留下任何渣滓，而在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地体验和思考。仅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些许心灵的轨迹，昭示光芒的曾经存在，这也是我多次述说的心愿。作家王小波，为自己选择了笔杆子生涯，因为那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贝贝，我和你一起成长，但不为生命的意义装上太多的条条框框，只能说明一点，好好活着，执着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