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恢远 原毅然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工农业产值之比已经由过去工业30%、农业70%，转变为工业70%多、农业20%多，工业已经比较强大，并形成了完整独立的发展体系，但是农业依然处于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农业阶段。农民负担沉重，农民实际纯收入增长减缓，生产积极性遭受挫折，城乡二元结构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如1994陈吉元、蒋建平就分别提出“从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的条件已初步成熟”、“要从依靠农业原始积累发展工业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等观点。随后，工业反哺农业成为一些学者持久的呼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反哺农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途径。因此，研究反哺农业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路径措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相对于过去的“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而言的。这里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历史性的概括性概念，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农业则涵盖着“三农”。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就是要改变以往那种要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和农民不能获得公平待遇的情况，就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就是要用工业发展积累起来的资金支持农业的发展，用工业部门所提供的物资和技术来装备农业，用非农产业增加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反哺农业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1.工业反哺农业是贯彻落实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工业支持农业思想以及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八个“一号文件”精神的要求
邓小平作为务实的政治家，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是把“三农”问题放在党的工作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能不能好起来。1985年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邓小平还多次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
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并支持农业的发展。他指出：“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保护和补贴本国农业的法规与政策。我国农业还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更应受到国家的保护。”他还指出，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很大，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能力较为脆弱，加上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业综合效益和比较效益低，农业发展滞后，这就必须“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制化”。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和要求。
反哺农业，也是落实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八个“一号文件”精神的要求。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三次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2004年、2005年、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连续锁定“三农”问题。2004年1月，针对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了第六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1月，中央下发了第七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反哺农业已经列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议事日程。
2.工业反哺农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科学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轻农业重工业、轻农村重城市的发展观念，树立在反哺农业、支持农村中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新观念。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业和农村。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只有采取及时、有力、有效的反哺农业政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也才能统筹城乡发展，体现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要求。
3.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稳定党的执政基础的要求
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也得到了许多实惠，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偏重发展城市的政策，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稳固，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农民的正当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一部分农民开始对共产党是否真正为民执政产生疑问。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党就会偏离自己的宗旨，我党就会失去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国内外的质疑。因此，只有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战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到我国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逐步富裕起来，使农民物质、政治、文化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工业反哺农业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4年底，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3.3：1，据有关专家估计，考虑到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因素，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1到6：1的程度。而国外普遍接受的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在1.5：1，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距也不过为1.7：1.而且，我国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如果任由这种差距继续扩大，我国“三农”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就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因此，实施反哺农业政策，既是减缓乃至扭转这种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也是稳定社会的要求，是全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我国进口粮食数量呈递增趋势。过去的经验一再表明，每当我国增大主要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国际市场就出现短缺，价格就明显上涨，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消费大国。“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我国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品，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必须确保我国十几亿人口的长期性粮食安全。为此，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并支持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增强我国农业生产能力。
按照恩格尔定律，经济越发达，农产品消费比重越低。农业就是这样一个天生弱质的产业，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它不可能达到平均利润率。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他产业必须“反哺”农业。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所以，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对农业进行保护，WTO条款也并没有要求完全取消农业补贴。美国和欧盟每年的农业补贴都达到几千亿美元，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国内生产的大米比进口的大米贵十几倍，而农户仍然没有破产之忧。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我国必须借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战略，在不违反WTO条款情况下，对农业进行补贴，促进农村的发展。
二、工业反哺农业的可行性和支撑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国发展的整体水平已初步具备了反哺农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进行反哺农业是完全可行的。
1.国际经验表明，我国在现阶段实施反哺农业是可行的
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关系演化依次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即以农养工或以农补工；第二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即农工自养或农工自补；第三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发展，即以工养农或以工补农。我国两位近邻日本和韩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1956年实现了工农自养，20世纪60年代转入以工哺农，当时的人均GDP为800美元左右。韩国1962年处于以农养工阶段，1974年转为工农自养阶段，不久便进入以工哺农阶段，当时的人均GDP也是800美元左右。目前我国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国的人均GDP也已经突破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几年以前就应进入以工养农或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2.工业的发展，为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物质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为了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资本，我国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产品统购价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农民在承受价格损失的同时，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等农用工业品，使资源配置长期向工业倾斜。据一位专家估计，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大约拿走了6000～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征地中的价格“剪刀差”，又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大约20000亿元。正因为有了农业长期为工业发展提供的积累，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占据了主导地位。目前，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达到13：46：41，这意味着我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的条件已经成熟。
3.国家财政能力加强，为实施反哺农业提供了财政支撑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降低，2004年已降至不到1%。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100美元，我国的财政收入也已经突破2万亿元，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国家财政能力大大加强，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出口贸易对农业的依赖性及恩格尔系数均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财政总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每四年增加一倍。25年来全国人均财政收入增加了13倍。城镇居民的人均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还要远远高得多。建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税收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占比例逐年开始下降。到了90年代，下降速度快、幅度大。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3.6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农业税对财政的贡献为300亿元，只占国家财政的1%左右。2005年，占总人口70%的农民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占中国全年GDP的比例只有13.2%，而税收比上年净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1992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5倍。因此，我国已经有能力构建起公共财政政策，实行转移支付，支持“三农”，回报农民，让9亿农民也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4.城镇化的发展，减轻了反哺农业的经济压力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业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18%提高到了2004年40%以上；非农业就业人口从不到30%提高到了超过50%。这些指标充分显示了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水平，已经大大不同于25年前，具有一定的反哺能力。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减少了实施反哺农业政策的经济压力。
三、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和措施
借鉴国外反哺农业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反哺农业的路径和措施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经济反哺，第二类是政策反哺。
1.经济反哺
经济反哺是指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优化财政税收政策，使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对农民“取”与“予”的关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实施财政惠农，使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从经济上帮助农业发展。
（1）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都响应号召，逐步对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留尾巴，不更换形式，不另立名目乱收费，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后，转移支付，仅2004年新增部分中央财政就拿出300个亿。2005年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因减免农（牧）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5年中央财政为此新增支出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664亿元。2006年全国各地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提前两年得以实现。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一个正文只有94字的决定，即现行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标志着在中国存在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将彻底成为历史，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据国家税务总局测算，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可以减轻负担1250亿元。在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后，还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止农民负担的增加，使广大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2）发放种粮补贴。
发放种粮补贴，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可以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为了促进粮食生产，2004年国务院决定把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补贴金额为116亿。2005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重点粮食品种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同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减少农民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增加的负担。中央财政还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难县的转移支付。据200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还决定新增125亿元补贴资金，对2006年种粮农民的柴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对新增农业生产资料增支综合直补后，2006年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总额达2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2%。这种对种粮农民实施综合直补，是在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基础上，对种粮农民实施财政补贴制度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对稳定农民种粮基本收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
过去，我国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农业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后，必须加快改革支农资金管理，整合现有的各种支农资金，统筹使用，优先集中用于解决农村最薄弱、农民最急需的问题。必须建立政府补助、农民自主决策的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和利用国家财政，将其投入到农村基本建设中，帮助农村兴修水利、修建道路、改造电网、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等。只有把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农业才会有出路。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有些地方连公路都没有，靠山路、靠走路与外面的世界接触，不要说发展工业，连发展农业都不行，当地农民基本上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建设好农村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发展农业、增加当地农民的就业，还可以吸引外资吸纳人才、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工农业共同发展。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要加强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投资和国债资金投资的重点是，支持农田水利、生态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六小工程”、旱作节水农业及县乡公路建设等，这就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财政支持。
（4）增加农村科技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
加大科教兴农扶持力度，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最有效办法之一。一些学者通过计量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农户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培训，对于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当前我们一是要建立健全农业科学体系，发挥其在农科推广、培训中的积极作用。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研究和示范推广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的示范辐射能力。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办农业科研示范和培训基地，使之成为科技兴农的主要载体。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素质和农村教育质量，切实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应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就业培训体系，解决农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三是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改善农村卫生条件，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引导和支持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医疗，积极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推进农村大病社会统筹，尽量达到村村有卫生站，户户看得起病，保障农民“病有所医”，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四是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要按照夯实基础、强化服务、规范管理、改革创新的要求，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五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户”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继续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传播先进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5）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
过去给农民的保障主要是土地保障，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人均土地在逐年减少，土地保障水平在降低。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土地一个保障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推动社会保障和推动保障的社会化。通过集体出一点、个人出一点、政府补助一点，来建立一个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而且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健全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为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距离、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提供条件。以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是经济反哺农业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但是，经济反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实施经济反哺的同时，还必须实施政策反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策反哺的作用大大高于经济反哺的作用，正确的政策如同水库打开闸门一样，能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所有农民都能享受到政策的雨露恩泽。
2.政策反哺
政策反哺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整体规划、全面系统、全方位的修改和制定有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政策，从政策上保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久支持。
（1）制定并实施新的农村土地出让政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失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随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用工制度逐步市场化，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渠道越来越少，采取货币化安置成为各地普遍的选择，但是补偿标准严重偏低，土地收益的大部分被开发商和政府取得。据调查，目前被征地农民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对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政府补贴太低，而且是一次性给付，失地农民耕田无地、做工无岗、做生意无资本、病老无社保，再加上土地交易由村干部一手包办，难免有私分贪污之嫌。全国因土地问题引起流血事件频繁发生，除了抓凶手找幕后策划者之外，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土地政策，重新制定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土地政策，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征用农民土地或购买农村土地时给予农民合理的赔偿，帮助农村转移富余劳动力，义务为农民提供买房、劳动培训等各项服务，建立以就业、养老、医疗等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2）制定并实施新的农民工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政策。
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提供相应的培训。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群体，目前已近两亿，并且还在日益增长，不久将来会超过农村劳动力的人数。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贡献非常大，他们以自己的汗水和劳动为城市作出贡献。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和带回家的费用，还剩1.5万元至2万元左右，他们将自己创造的财富超过2/3留给城市；他们又以农民的身份将自己的收入送到农村，增加农村的购买力，为农村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农民工带回的收入超过了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国家应该根据农民工的具体特点从全面的、系统的长远考虑，制定一个总体的、分类的政策规划，帮助农民工，为农民外出打工做好服务工作，如提供信息，进行简单的培训，组织有序的劳务输出，安排好家中生产、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解除后顾之忧，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一个公平的环境。还应该对我国农村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和重新设置，以便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技术技能和素质修养，以适应产业结构的需要和未来发展需求，逐步做到农民工持证上岗。政府还应该进行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对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给予市民身份。制定相关的措施，建立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不被侵害，使农民工的医疗、养老保障得到落实。要进一步研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解决好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
（3）制定并实施向农村输送人才、帮助农村发展的政策。
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村缺乏人才、缺乏技术。我国的农村除了要培养自身的人才外，还需要大量引进人才。但大量引进人才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要政府的政策扶持。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现，尤其是大量农村籍大学生无法就业，给政府和社会造成极大压力，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虽然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大学生摆脱目前的困境，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目前，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而广大的乡镇与农村还求才若渴。但是，不少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愿回到艰苦的农村。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即急需人才的农村接收不到大学生，而不少大学生又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工作而被闲置。大学生不能就业是对社会财富和人才的极大浪费，若政府能把这些人才输送到农村去将是给予农村的一笔巨大财富。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把人才吸引到农村去，例如，政府通过财政拨款以城市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给愿意到农村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4）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
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增加农贷。农业为工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测算，农民以税赋形式所作的贡献几乎贯穿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就超过10000亿元，无形贡献则更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反哺农业实际上是“把农民的钱还给农民”，也就是“还账”；或者说是农民对工业形成的历史投资的一种“期权收益”，也就是“分红”，属于那种“本来就是我的，现在还给我”，属于还清旧账和回归公平。因此，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回馈”农业，把历史的欠账“补”回来。现在是时候建立资金回流机制了，通过政策引导，把钱还给农业，而且还要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增加农贷，给农业的发展备足“弹药”。
（5）建立企业进入农村、帮助农村发展的政策。
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一社一村”运动。所谓“一社一村”是指一家企业公司自愿与一个村庄建立合作关系，进行对口支援。据统计，仅三星集团下属的30家公司就与195个村庄建立了支援关系，2004年支农资金达到了4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00多万元）。企业支农不仅表现在给钱给物，而且体现在给机会和路径，帮助农民寻找致富的途径、方法。我国政府也应当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公司、大企业深入农村，支援农村建设，鼓励企业把技术、设备、人才带到农村去，在农村建立工厂、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帮助农村发展。而且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外资、吸引发达地区的资金、吸引人才到农村去，帮助农村发展。政策反哺与经济反哺作为反哺农业的主要措施，必须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要坚持以政策为目标、经济为手段、政策为导向，使反哺农业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使“三农”问题得到根本有效解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