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恢远 彭淑栩
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核心是发展，关键是科学。
一、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观点、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群众利益标准。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全面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要生存，要衣、食、住、行……必须进行劳动生产。人类社会一旦停止生产，就要灭亡。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终极动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的是列宁。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阐述大工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及基础，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时，再一次提出“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是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最高表现，也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一个根本标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概念：“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强调要科学发展生产力，它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论，也发展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观点。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讲科学，必须用科学理论、科学技术指导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邓小平都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生产力时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忽视科学、离开科学。1958年“大跃进”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大炼钢铁、农村深翻土地、搞“密集”等不讲科学、离开科学，结果炼出来的是废铁，造成农业减产，导致全国经济极为困难，全国人民温饱都不能解决，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和实践标准、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观点。因为实践的主体、生产力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也就没有了实践和生产力。人民群众要创造历史，也离不开实践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坚持生产力标准，必须坚持人民利益标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英雄史观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以前，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在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结束了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在历史领域的统治地位。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科学革命历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之所以是“空想”，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不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点。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政治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而区域间、阶层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面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我们必须努力满足13亿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同时还要看到，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时刻细心体察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利益。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所必需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只是经济的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坚持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体现在为群众切实解决各种具体实际问题上，体现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中。要明确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
坚持以人为本，包含了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方面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第一，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必须以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基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现代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带给人们观念更新、生活富足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能源的大量消耗与环境的巨大污染。比如汽车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不断攀升；空调、家用电器的日益发达，带来的是石油、煤炭、电力等能源供应的不足；生活上的富裕，带来的是粮食的浪费和无意义的超前消费；如此等等。有材料表明，大气污染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我国目前已经存在着环境“透支”的问题。我国共有660座城市，其中2/3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由于缺水，每年工业总产值损失大约2000亿人民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面临着能源进一步短缺、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供养社会成本日益加大等突出问题。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我们今后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融入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之中，让节约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检验现代文明的“分水岭”，让浪费行为成为被社会广为指责和纠正的对象。通过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在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必须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发展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为少数人发财致富，我们不能，也不允许发展的成果落入少数人的口袋。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有非常复杂的客观原因，又有很多主观原因，还有一些政策和工作上、认识上的失误和偏差。例如，在2003年以前，我国一直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能兼则兼，不能兼则弃”，结果造成社会一系列不公平。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1.3亿人，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劳动者约有1.3亿人，扣除两者重合部分，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他们在城市里普遍遭受不公平待遇，与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相比，经济上、政治上无不处于“二等”和“等外”的地位。正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所说：“无论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还是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进城务工农民都排在25种职业群体中的最后一位。进城务工农民承担着城市里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其合法权益却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有的辛苦一年拿不到分文报酬，有的因工致伤致残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民工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政策制定上，从维护城镇居民利益出发，对农民工施以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消极政策取向。农民工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在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市容市貌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和谐、不安定的隐患。从2004年到2005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表明以牺牲环境和劳工权益为代价的低成本扩张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它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不利，对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利。
第三，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必须强调公平和正义，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由于过分强调效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我国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科学发展观正视我国社会存在的这一严重不和谐因素，提出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公平和正义，实现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广东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广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公平和正义，妥善解决外来工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在政策和人才的双重支持下，发展成为在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圈。但在繁荣的背后，珠三角经济圈的危机也显而易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的浓厚粗放型色彩，决定了广州乃至珠三角对外来劳动力的严重依赖性。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外来工对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获得劳动报酬之外，也因为政策歧视等原因无法获得和“固定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和法律保护。这种差别一方面让前者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甚至促使部分人选择离开；另一方面，也给不同的生产力要素人为地戴上“紧箍咒”，影响了效率的提高。2004年广东地区爆发的“民工荒”现象，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平等对待各类劳动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平等对待，其中就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法律保护。要解决“民工荒”问题仅仅靠增加工资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建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地位。尊重他们的人权，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为他们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尊重他们的独创个性、创新能力和业绩贡献；为他们的子女就学创造条件，尽量减少“留守孩子”的出现，使其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关注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为他们提供廉租房，使其有条件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遏止因“性饥饿”引发的打工一族离婚率上升的趋势。
二、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及其方法论
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矛盾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而是曲折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用“五个统筹”解决我国现实社会中的五大矛盾。解决这五大矛盾的根本方法只能是统筹、协调，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能再用过去那种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很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通过统筹、协调的方法解决，促进矛盾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观。
首先，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求，而且还包括政治需求，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平等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需求。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又是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
其次，从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都是强调发展。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之一，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的方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只有集中精力谋发展，才能提高党和政府在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再次，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无论是全面、协调，还是可持续，最后都要落到“发展”两个字上。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第一要义。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不断解决，新的问题又会产生。目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下岗失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问题、社会不稳定问题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的，有的是在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已成为一条重要的经验。发展，虽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有发展，才能为各种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好的条件，才能使很多复杂的问题逐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继续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强调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与“坚持科学发展”的高度统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集中体现。只有坚持这个基本导向，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提高，人民群众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弊端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逐渐突出，我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体制等方面的制约。在新形势下，必须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才能破解我国发展的新老难题，实现新形势下我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第二，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科学发展”与“把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的高度统一。在新的形势下坚持科学发展，要有正确的观念和导向，更要加快建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使科学发展建立在坚实的制度保障基础之上。目前，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远未健全，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各个体制环节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着力进行体制创新，以更大的能力、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气力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落到实处。没有科学的、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方针，改革、建设就会走弯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盲目追求经济的繁荣，忽视了精神文化财富的积累，忽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使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失衡，衍生了各种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将更加复杂、更加突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科学，才能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落实到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工作部署之中的过程。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
三、科学发展观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在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讲过实践，但他们对实践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实践。”列宁说，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等于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毛泽东多次论述和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956年8月他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科学的实践观，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与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离开唯物论讲实践，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也不能离开辩证法讲实践，必须坚持实践的全面性。实践是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科学实验三者的统一，只强调其中某一个或者两个方面都不是科学的实践，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实践必须以科学为指导，坚持实践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科学，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运用和发展。“科学”是一个外延很广的范畴，包括“科学理论”、“科学世界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作风”、“科学方法”、“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等。用科学理论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科学方法”、“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用科学世界观、科学理论、科学技术、科学方法指导发展，就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与发展有着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科学是发展的灵魂和生命。胡锦涛同志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只有科学的发展，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才能减少乃至避免决策失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割断科学与发展的内在联系，离开科学讲发展，不按客观经济规律讲发展，这种“发展”就是劳民伤财，就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邓小平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目前，国内不少地方走的是灰色发展道路，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模式主导着各地经济的发展。这种以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低效益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离开科学讲发展，人类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科学的、协调的发展应当是经济、道德、文化、政治等共同进步。
科学发展观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到学习科学、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不凭主观意志和愿望办事，强调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性。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已经充分表明，不尊重科学，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尝到了工业化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由于忽视生态平衡，过去几十年间发达国家把数十万吨的消耗臭氧层的物质送入太空，导致了今日地球臭氧层的缺损，使人们也尝到了苦果。以牺牲生态平衡、浪费资源、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时时、处处、事事按科学规律办事，要实事求是，才能实现全面、持续、协调发展。
第二，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科学，掌握规律，科学决策，提高统筹能力。由于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违背自然规律，乱砍滥伐，过度开垦、放牧，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自然灾害日益频繁，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必须把握统筹各方及其相互影响的规律，进行科学决策并有效实施，掌握科学方法和规律，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和统筹能力。坚持走经济发展、生态先行的路子。
第三，科学发展观要求遵循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规律，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和科学技术进步。当然，“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实践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统筹协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第四，科学发展观要求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当前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内容，考核内容比较随意。干部考核体系就像指挥棒，直接左右着一些地方干部的政绩观，致使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一味迎合上级的意志，在统计数据里掺水分，导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泛滥；一些地方干部贪大求荣，脱离实际，借债开发，劳民伤财。落实科学发展观，领导干部必须彻底转变过去那种政绩观，要通过当地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来体现；要完善公务员问责制，对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不干、少干实事，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实绩、实效的官员，追究其责任甚至罢官免职，严重渎职或者造成严重浪费的，要绳之以法。“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是衡量干部政绩的最终标准，也应该成为我们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是对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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