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歌德 陈武光 王鹏举 张举正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在科学、民主、坚持以人为本。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本文主要论述社会主义的希望在科学。邓小平指出：“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为什么？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为什么？因为当今和今后世界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技术。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在科学。
一、全面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科学刚刚萌芽，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社会还处于野蛮、愚昧状态，还没迈进文明的大门。进入了奴隶社会，科学有了初步发展。古代中国、巴比伦、埃及、印度，科学都比较发达，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进入封建社会，科学当然也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思想、宗教迷信阻碍了科学迅速发展，数千年里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到了近代，西欧推翻专制制度，打破了封建专制思想束缚，人们思想大解放，科学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世界科学更加迅猛地发展，生产力有了更加飞速发展，达到了分新秒异的程度。
“科学”是一个含义很广的范畴。“科学”总是同“正确”、“真理”、“实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包含“科学理论”、“科学世界观”、“科学精神”、“科学作风”、“科学方法”、“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科学专业”等等。
“科学理论”是人们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知识、理论体系。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规律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世界观”。“科学理论”有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等。世界是无限多样的、不断发展的，因此具体科学理论是无限多样的，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
人们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科学理论指导行动，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和改造世界的行为准则就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作风”。
“方法”是人类活动的具体方式、组织程序、操作手段和表述形式等的总和。方法，是人们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工具、途径、技术、格式。用科学理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科学方法论”、“科学决策”、“科学管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政治运动不断，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不重视科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缺乏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没有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而是按照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凭领导主观意志办事，结果造成1958年的“大跃进”（实为“大跃退”）和十年“文革”（实为十年动乱）极为严重的错误。
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在科学。这里讲的“科学”应该全面理解。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我们要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理论指导，坚持正确的大方向，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同时，我们还要根据新的实践经验，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我们要在所有领域，全面坚持科学理论指导，用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对待一切，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反对各种错误理论，反对各种迷信、反对各种歪理邪说。
最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特别重视科学技术。本文重点论述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变革自然的理论武器和物质手段。从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科学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结构、运动规律、相互作用认识的规律性的系统理论。技术一般是指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主要是生产活动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从事生产的经验、工艺、技巧等。技术往往直接与生产相联系，并构成生产的一部分。从以上看，自然科学着重在于认识世界，而技术所要解决的则是改造世界的问题。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生产技术的日益更新和完善，使科学和技术分新秒异、突飞猛进。
“科技进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科学和技术趋向一体化而出现的一个新范畴。它表明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在生产实践上的应用，预示着生产力的新的大飞跃。科学和技术一体化，这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客观进程和必然结果。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通过现象，把握规律，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但要使之成为变革自然的现实物质力量，则需要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手段和工艺流程，方能达到科学理论的预期目的。可见，现象→规律→理论→技术→工艺的推移过程，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变革自然的客观进程，而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一体化和双向作用的关系正是这一客观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学技术一体化所导致的科学进步的内容相当丰富，主要表现于：劳动资料和工艺流程成为科学知识物化的成果。没有科学，既不能创造新的技术装备，也无法运用现有的技术装备。同样，没有一定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流程，也无法使已有的科学形成现实生产力，而且只有依靠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流程，才能不断加快并实现这一物化过程。科学与技术已成为贯穿于现代生产部门、管理部门、科研部门、销售部门、服务部门的所有人员的经验和知识的组成部分。生产各环节和工艺流程，再也不是以往那种简单的分工和操作过程，而是科学与技术交融的结晶。科学研究（包括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与生产过程的直接联系日趋紧密。一方面，生产过程各环节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并成为中试的良好场所；另一方面，生产过程所呈现出的精神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接近、相互交叉的特征，表明生产过程在内涵上更加科学技术化。科学的新见解、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技术、新工艺，以及应用新材料生产的新产品，形成的新的生产部门，并由此所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学科分化，都是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结果，已构成了科技进步的重要内容。
科学技术一体化缩短了科学理论物化的周期，加速了使之成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但一体化并非“同步化”。这是因为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表现出了相对独立性的特点：科学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尺度不断扩大，已远远大于生产实践，其深入的层次也大大超过当时的生产实践。科学活动范围与生产的差别，使科学与生产两者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下列几种情况：一是两者可直接结合，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取得实际效益；二是科学理论物化周期较长，甚至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取得效益；三是属于科学本身所需要的研究课题，其目的不一定马上为了当前的生产实践，而更多地是为了认识客观世界，难以直接介入生产；四是有些科学理论提出之后，尚缺乏相应的材料、技术、工艺等主客观条件，这种生产过程中的滞后状态，延缓了科学物化的进程。由此可见，若仅以能否直接介入生产，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势必造成科学力量的配置上顾此失彼、摇摆不定。同样，强调主客观条件不充分，难以发挥科学理论作用，未能直接、间接地创造更多的实际效益，则也是背离了科学的根本目的。只有把开发性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和基础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合理配置力量，确定各自攀登高峰的目标，这才是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正确方针。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进行彻底地改造，必定会加速社会发展的步伐。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科技革命已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的现实，迫切要求发展生产的决策观念有一个新的飞跃。首先，必须改变以往单纯追求生产效率，只满足于工厂、矿山等低层次发展生产的观念，形成依靠科技进步，完善生产工艺流程，广泛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为生产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科学原动力，以保持高速、高效、高质发展生产的新观念。其次，摒弃以往那种仅靠资金投入和资源消耗增加生产的粗放型经营模式，依靠科技进步、有效地提高单位资金投入和资源消耗的效益含量。确立向技术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从合理利用、综合利用、精细利用资源中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新模式。尤其是传统的生产手段的应用和一次性能源的开采，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随着现代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一限度已呈日趋缩短之态势。因此，依靠科技进步，注意从深层次发掘生产潜力，则更具战略意义。再次，在克服仅靠资金、资源投入增加产品产量的同时，必须改变对技术进步低投入的落后状况，对科技进步采取适度投入，有时甚至要以高投入取得高技术，为发展生产打下牢固的基础，并达到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众所周知，不断提高科技投入占产品总销售额的含量比例，已成为生产发展的一个标志。因此，在增加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同时，增强生产部门自身科技投入的机制，以形成生产—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这是确保生产向深层次、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保证。还应当指出，社会经济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含着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作为生产经营，则包括了生产、运输、销售、服务等环节，这些环节只有以市场为中介，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见，克服不把科技成果作为商品的倾向，建立和完善科技市场，对摆脱长期以来科技成果闲置率高、转化为产品周期长的窘境，以加速科技成果向商品转化，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来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环。事实表明，一种科技产品的发展，不但受技术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市场因素的制约。某种科技产品的销售往往会出现由高增长到减缓的过程，改变这种情况的做法之一，是改变产品的功能，但这会造成产品成本加大、熟悉新功能需要时间，以及原有配套设备无法采用而被废置等严重后果；做法之二就是开辟新的消费市场，以使某种科技产品的销售呈现新的高增长，这对于形成生产良性循环、加速经济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有赖于科技进步。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潮流也表明，科技成果能否率先形成科技产品占领世界市场，已日趋成为竞争的制高点，并表现出下列几种情况：一种是对某项科技研究，在基础研究、形成产品和占领市场的商品化阶段等方面，都具有全面优势；另一种是原来在基础研究和形成产品方面均为领先，但后来由于其他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并加速形成科技产品，不断拓展市场，因此其原有领先地位被取而代之；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这就是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颇为高深，且居领先地位，但无法形成科技产品，只开花不结果。如日本与美国在探求新的超导物质方面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1986年和1987年的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却都是由美国科学家实现的。日本研究开发的重点，则放在急于制造可供出口的超导新产品，旨在占领世界市场，因此，美国提出了绝不能在商业化阶段再输给日本的战略口号。我国在模糊集合理论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但如何加速向科技产品转化，则受制于环境和条件，而显得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在世界市场的争夺战中面临落后之虞。当然，若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和新的技术突破，则商业化也就成了无米之炊，甚至会失去已经拥有的领先地位。
随着科技进步对加速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更迫切要求人们全面认识和处理好下列一些关系：
（1）科技进步与社会形态更替的关系。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推导出科技进步可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那些把科技进步作为社会形态更替的标志，以此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是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以美国学者贝尔为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强调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技术的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理论以生产工具及其特点为依据，把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和新社会形态产生的标志，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强调以材料为主、能源技术为主，或以信息技术为主，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诸社会形态的更替，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推动这一进程，并导致社会变革和更替的则是该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科学发展史表明，制约科学发展的原因，一是科学的内在矛盾运动；二是社会因素的影响。现在，科学家在探索科学发展的机制中，愈益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考察公元前400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波峰、波谷，无迹象表明科学发展的峰期改变了社会性质。恰恰相反，历史强烈地反映出，由于社会的动荡、战争的爆发，以及历史上反动势力的复辟，窒息了科学的发展，以至使科学发展由波峰跌入波谷的深渊。可见，科学进步未能改变社会的性质，而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则是科学进步的根本保证。
（2）科技进步与科学认识主体的关系。西方盛行一时的科技决定论，片面夸大科技的作用，抹杀科学认识主体的能动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战后西方国家生产力的恢复和科技革命的出现，以及实行高生产、高消费政策，曾一度出现所谓的经济繁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决定论就以技术乐观主义表现出来，断言科技革命根治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而60年代末起，西方经济危机重新出现，随之出现了能源危机、生态危机、自然资源危机和各种社会危机，于是科学技术决定论又转而以技术悲观主义开始流行，散布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毁灭等悲观论调。显而易见，“技术乐观主义”把科技作用绝对化，忽视了其他文化要素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技术悲观主义”把科技看做是异己力量，把社会的一切弊端归咎于科技进步，从而抹杀了科学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背离了科技进步的实质。就以如何对待所谓的生态危机而言，生态学家认为，所谓“生态”中有了人的因素，就进入了人化生态，并依据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程度，将其依次分为“原始时代”、“改变时代”和“改造时代”。在“原始时代”，人类力量尚小，生态问题可忽略不计；在“改变时代”，表现为人对“生态”的表层（外延）破坏；当生态平衡出现质的破坏时，也就进入了“改造时代”。由此预言，人类能进行质的破坏也就意味着能进行质的改善，在无意识中破坏了生态平衡，当认识了生态问题之后，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再造一个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包括改造人类自身），这是完全可能的。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艰难历程中所展示出的主观能动性，证明了人类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并依靠科学揭开人类历史发展更加光辉的一页。
（3）科技进步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18世纪以来，人类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采取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滥加开采，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使人与自然的对峙达到极点，出现了危机状态。有资料显示，在生产过程中有50%～60%的矿产资源、67%的能源和化工原料没能有效利用，致使“三废”泛滥，遗祸人间，导致生产与生态的背离，影响了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沿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已引起了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制约了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那些曾创造“污染”技术的发达国家，现已基本消除了公害，或将“污染”的生产企业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西方一些学者也指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这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与西方一样的发展，并得到利益，但是，他们今后在养护地球方面所花的代价将比他们目前得到的要多得多。这些西方学者还中肯地表示要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他们的战略决策家呼吁：希望他们探索新的模式。可见，必须深刻认识到由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组成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是与社会、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在现代化进程中，改变那种以产值增长率为指标体系的盲目生产状态，克服由此而滋长的粗制滥造、浪费资源和忽视质量、忽视深加工、忽视技术更新的恶习，依靠科技进步达到对资源合理调配，提高效益，减少消耗，使环境质量的主要指标维持平稳状态，现代化进程应是科学的生产、合理的开发和生存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过程。循着这一过程，在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类将迎来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当今和今后世界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基础研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处在战略地位
21世纪世界科技竞赛浪潮迭起，如何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进军科技领域制高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科技战略目标。基础研究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的地位作用，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首先，基础研究是生产领域的先行者和开创者，对生产领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一是把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引向深入，描绘出新图景；二是提供了变革自然界的新技术、新手段和新工艺；三是形成新产品，开辟和发展新领域；四是使人们生活内容更加多姿多彩，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众所周知，计算机以至多媒体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介入生产领域，融进人们的生活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这一辉煌的成就，与半导体的出现是分不开的。半导体对近代最重要影响就是推动计算机的发展，推动了计算机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巨型集成电路、专家系统等五代的发展历程。可见，没有半导体也就没有今天的计算机，而半导体又是量子力学和新技术的产物，由此也可以说，这是由物理学的发展所开创的新契机。
其次，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导致生产力的变革，形成社会生产的革命性飞跃。基础研究相对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特点，一方面使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其成为生产革命性飞跃的后盾力量。人们所熟悉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门科学至今用以表示其基本规律的有1687年的牛顿万有引力方程、1864年的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1850年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1851年的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1872年的波尔兹曼统计力学方程、1905年的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1916年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926年的量子力学、1928年狄拉克电子方程以及1954年的杨振宁规范场论等九大方程组，不仅成为奠定物理学发展的里程碑，而且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理论大综合的标志，尤其是导致了电力、原子能、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变革，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驱动力。
再次，基础研究是人类社会赖以持续发展的科学源泉。原因有三，其一，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种子”，是新技术的萌芽点和生长点。若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作后盾，则科学技术发展的后劲势必不足，甚至难以为继，充其量也只能沿袭他国之术，亦步亦趋，使持续发展之科学动力日趋枯竭。其二，基础研究虽以在实验室或大自然进行为一般模式，对生产尚未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基础研究所涉及的所谓与生产的间接问题，一旦实现物化过程，其力量则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其中有些间接问题如果发生，往往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宇宙演化、地球变迁、能源探寻等都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其三，今天基础研究实验室中的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往往是工业技术升级换代的基础，确保工业技术永盛不衰，以满足人类社会需求日益增长的需要。
基础研究之战略地位已为实践所证明，但在实践过程中，要真正摆正基础研究的位置，尚需做许多工作，首要的是不断深化对基础研究战略地位的认识。
正确认识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的关系，克服“技术自我产生论”。当某些技术创新不直接来源于基础研究时，往往会被认为是独立的技术自我产生过程，只有技术才具有实用价值，而基础研究仅可资鉴赏。“技术自我产生论”的这些看法，缺乏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去认识技术创新的过程的。从历史方面看，那些理论思维发达、较早产生科学理论体系的国家，大多是技术创新活跃，并往往处于领先地位；而那些自身未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囿于现状、片面强调实用性的国家，既影响了基础研究的发展，又使技术创新被遏制，而当这些国家一旦摆脱这一桎梏，则可使其科学技术面貌焕然一新，并有望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从现实方面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表明，许多高新技术的产生，大都来自非确定性基础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基础研究是所有知识的前沿，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技术创新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有某些技术的改良或更新，充其量也仅为模仿阶段的技术移植或是作坊式的技术，难以融入现代技术潮流。
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克服“远水不解近渴论”。所谓“远水不解近渴论”往往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认为，基础研究缺乏实用性，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下，不必重视基础研究；还有一种认为，虽然基础研究重要，但其转化为技术，再介入生产需要一定周期，且基础研究的投入，又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特点，难解燃眉之急。其实，基础研究在加速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所显示出的效力正与日俱增，并非远水不解近渴。反之，若忽视基础研究，在面临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才临渴掘井，则疲于跟进，势必陷入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力量的准备，一则难以建立具有特色的民族工业；二则对那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也难以吸收消化；三则势必导致科研课题来源之萎缩，造成科学技术的滞后状态，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
实践还表明，只有奠定坚实的基础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具体学科领域的发展。以中药研究为例，中药研究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以基础科学为依托，揭示作用之机制和机理。如日本研究了5000多种中药的化学成分，并从研究中发现甘草对艾滋病毒的抑制率高达98%；美国筛选了3.5万种植物、微生物和动物样品，并分离了有效成分，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等植物抗癌性及活性成分分布规律；苏联对3000种植物进行了强心甙成分研究，同时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用电子计算机分析东方医药处方，发展并建立了保健药理学；印度也对500种植物进行了化学分析研究。显然，这些基础性的研究较之那些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在经济效益方面大为逊色，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基础性研究，成为中药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科学源泉的事实，将再次证明基础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战略地位。
区别学科性质、发展阶段、国家实力等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才能真正实现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作用。
对不同学科领域，全面投入基础研究，既不明智也不现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与综合特点，决定了每一类基础学科一般都是包括若干分支在内的学科群，因此，必须根据学科领域之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一是创新战略，即对那些科学创新领域，提出新概念，阐明新原理，形成新理论；二是跟踪战略，科学的前沿领域，往往是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和制高点，因此要努力跟踪世界科学前沿；三是完善战略，即对那些科学发展的薄弱或缺失领域，填补空白，加以完善。这些薄弱和缺失领域，往往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一旦填补完善，不仅会导致新的飞跃，甚至会出现反超局面，跃入科技发展的先进行列。
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必须根据国情和时代特点，确定基础研究恰当的发展比例。中国在关于基础学科发展预测和评估系统研究方面，提出了从中国资金有限的国情出发、确立优先发展领域的方针，是一套科学体系选择和优先领域评估的方法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可以把基础研究的优先领域分为四类：一是基础性研究的前沿领域；二是期望获得重大科技进展的战略研究项目；三是可形成新技术、新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科技领域；四是根据本国资源和面临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优先领域的确定，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科学自身逻辑的需要，对我国基础学科结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确立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具有指导作用。
区别情况，调整科技发展格局，以确定基础研究之战略地位，虽然情况各异，但都具有下列几个共同点：基础研究的竞争是国际性的竞争，其成果要争创国际先进水平；基础研究的战略实施，要与经济发展和科学自身逻辑需要相适应，具有弹性结构特点，基础研究确保科学“临界质量”，即保持科技发明创造强劲势头的数量足够的科学家，组成浩浩荡荡的跨世纪的科技大军，向新世纪的新领地进军。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中几个辩证关系，按科学规律办事
机遇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有利的随机事件。经济发展的机遇，则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随机事件。把握机遇可使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跃上新台阶；反之，丧失机遇，则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倒退。依靠科技进步，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速度与效益、均衡与不均衡、机遇与科技的辩证关系，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速度与效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表现是多方面的，其核心内容包括经济建设的速度、规模、积累和比例的问题。这一核心内容决定了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的准则，成为把握机遇、再上台阶的关键。“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讲速度要“讲效益，讲质量”。高速度、低效益是违背社会经济效益原则的。所谓社会经济效益，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劳动占用量和劳动消耗量同得到的劳动成果之间，即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根据这一原则，一要做到经济建设速度、规模同国力、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一切都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二要做到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平衡的限度内来决定经济发展速度；三要做到经济建设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以效益为前提的高速度，才是真正的高速度，而效益也只能在一定的速度中得以实现。效益离不开速度，速度要以效益为前提，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事实表明，背离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忽视或离开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不适当的高速度，不仅人民得不到实惠，而且还令经济陷入困境，终究与经济发展机遇无缘。我们在总结盲目高速度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机遇，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宏观调控的“软着陆”能力的提高、“加速搞几年”的周期性的出现，将更有利于及时把握经济发展机遇。“谨小慎微，不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样有悖于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
当前，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确保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以往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有些经过若干年的调整，则可使经济出现新的繁荣景象，但是，那些以牺牲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度”，往往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或是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经过漫长的历程，才能得以恢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依靠科学、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经济发展后劲的基础。但是，目前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受扭曲的商品意识所驱动，对自然界采取急功近利、涸泽而渔、掠夺式野蛮的开采，看起来似乎有速度、有效益，但终究要自食制约经济发展的苦果。这是因为，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那些一次性能源之耗竭又是不可逆转的。滥采、滥伐、滥建使森林资源、水土资源、矿产资源惨遭破坏，并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可见，只有依靠科学才能使经济发展由增长型经济向储备型经济、消耗经济向生态型经济、生产量型经济向福利量型经济、单程式经济向循环式经济的转变，使速度与效益达到有机的统一。
均衡与不均衡。机遇是一种有利的随机事件，它什么时候出现？出现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并由此出现了人们把握机遇的不均衡性。因此，不能正确认识机遇的出现、把握其特点，会在面临经济发展机遇时，不根据实际情况，竞相涌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造成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
机遇的出现和把握受客观情况和人们具备的实力所左右。经济发展机遇的出现和把握受制于自然资源、经济实力、技术条件等因素，因此，经济发展机遇通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在时间和空间上，机遇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二，对机遇的把握也不是机会均等的。因此，面对发展机遇，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实力，确定把握机遇的时机、方式和程度。
邓小平同志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这为我们正确把握机遇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首先，从空间上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条件差异很大，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山区和平原，在资源、经济、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距，因此，面对机遇不可能有均等的机会，更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从以往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也是先沿海后内陆的发展路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首先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一批国内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内地欠发达地区辐射的良好态势。经济发达地区向内地的逐步扩张，为共同奔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创造了条件。就一个地区而言，对机遇的把握也是不均等的。其次，从时间上看，机遇的分布也不是均等的，因此，对机遇的把握也不可能是均等的，把握的时机和把握的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条件、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值从传统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过渡时期，具有借助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使部分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形成沿海带动内地的发展格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金融市场每天有1万多亿美元进出，寻找出路。我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从总体上看，具有更多的机遇。但由于内部政策的调整和变动，投资环境的改善程度；外部不发达地区为数不少，彼此竞争激烈决定了国际投资条件的优劣而不断改变和转移投资方向，由此存在着把握机遇几率大小不均衡的状态。再次，从资源的分布上看，也会使机遇的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呈随机状态。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将使西部地区崛起，成为经济发展机遇的新增长点。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与内地资源优势相结合，可在总体上增加把握机遇的几率。可见，机遇是在均衡与不均衡的辩证统一中，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状态。
机遇与科技。首先，经济发展机遇的类型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是以科技为核心内容。经济发展机遇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动，如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如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提出，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模式的提出；原有资源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如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采；更具经济价值的新资源的发现，如正在进行的核聚变实验，一旦获得成功，即可对已有的资源起互补或替代作用；一种新产品的问世，一旦达到规模化、产业化的程度，即可提供发展机遇；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如大规模集成电路所采用的新材料和新工艺技术；发展或开发出一个新市场等。凡此种种，无论是经济格局的变动，模式的转换，新资源、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产生，以及新的市场的开拓，都必须借助科技力量才能得以实现，科技已构成了经济发展机遇的核心内容。
其次，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机遇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世界经济高涨的历史表明，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以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今天，技术进步更成为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一是机遇的形成靠技术的创新；二是占有市场必须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三是产品质量的提高必须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四是产品成本的降低，必须靠科技提高利用能源的设备水平及工作效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机遇是来自人类自身取之不尽的智力资源和创造性，而其最终产品则是技术。
再次，把握机遇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实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先后痛失多次发展机遇，虽原因复杂，但技术实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所谓“土法”上马，土洋并举，虽有作用，但成效甚微，不足以把握经济发展机遇。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我国三次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虽有不足之处，但由于技术实力的增强，使我国许多产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为缩短，一大批工业产品还走向世界。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使传统产业得到改造，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生产流水线。进一步提高技术实力，对于我国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开发新资源，改变国有企业代表高技术产业落后于代表低技术产业的产业结构“低化”状态，国有企业以雄厚的技术实力走向市场，是极为迫切的一项任务。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机遇的主要来源。
最后，把握机遇，必须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按科学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就必须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凭长官意志办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也是生产力。决策不科学、管理不科学，会对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破坏，我们已经吃过了这方面的苦头。
新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在新世纪中要不断发展，必须讲科学、讲民主、讲法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在科学。
备注：本文完成于2000年，为2001年8月参加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第十六次社会主义辩证法研讨会论文，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哲学视野中的发展与创新》一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