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一切历史并没有发生变化，通过十七省代表的共同选举。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在武昌宣布就职副总统。
得到消息的袁世凯，给唐绍仪一个指令，否定了唐绍仪当天与南方代表达成的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同时，谴责唐的越权行动。唐绍仪则宣布引咎辞职，袁一边急令徐树铮、杨士琦北返，一边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而伍廷芳则请袁南下，双方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谈判陷入僵局。
表面上的谈判虽然陷入了僵局，但幕后的小动作越加活跃起来。杨度和汪精卫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要人物。汪已被袁收买，又曾在北京和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南方妥协分子又占多数，因此，促孙大总统让位于袁，由袁负责推翻满清政府的交换条件便更加成熟了。
孙中山虽然认为袁世凯为人奸诈，不过他是位“民主热”的政治家，处处尊重多数人意见，虚怀若谷。当时革命阵营里流行一种：“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意见，尤其是暂时作为议会的各省咨议局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袁世凯，孙中山只得通电宣布：“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
没有人知道孙中山到底是迫于压力还是真心以求共和，毕竟当时除了咨议局一边倒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孙中山直接掌控的政府，他也玩不动了。由于临时政府采取的是美国的联邦制，结果导致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势力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是一团糟，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
“又铮，之前你所提出的利用咨议局的方案，皙子做的非常好，连孙中山都发来电报，称只要我能倒向革命党，能够迫使皇上退位，他愿意将大总统之职交给我，这可能吗？难道还真有不爱权的人？”袁世凯斜楞着眼，打死他都不会相信还有人真的会为了所谓的人民，可以会放着手握实权的大总统不做。
徐树铮非常清楚袁世凯的心思，他当然不会告诉袁世凯世界上真有爱民不爱权的人：“不是他爱不爱权的问题，而是杨先生所干的就是釜底抽薪的活，说起来孙文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可是，又有谁会听他的呢？恐怕只有广东、江西两三个同盟会还能控制的省份听从他的命令，黎元洪这个副总统直接连南京都不去，现在您是人心所归呀！”
“哈哈，又铮这话说得过了。”袁世凯嬉笑着摆了摆手，“你说下面的官员都不听他的，那他这个大总统到底是干什么的呀？难道仅仅是说说而已。”
“总理大人，您误会了，民主共和也分为了两种，一种法国式的，这和我们的君主立宪制基本上一样，就是一个叫皇帝，一个叫总统，总统不再是终身制和世袭制，有人民选举产生（当时法国为其代表，与今天不同）。另一种就是美国式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等于说将二者的合二为一了。”
“按照又铮的意思，孙中山没有设总理，他应该掌握大权才对呀？”袁可定插嘴问道。
“这个问题吗，就是多方面愿意造成的了。首先南方采取的是美国的联邦制，这和我们以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中央集权制不同，各个省有着很大的权力。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靠的是自己多年从事革命的威望，而不是势力，就像总理大人刚才所问，有谁不爱权呀，地方各省的都督自然不会听命于他了。再说，他毕竟还只是个临时的。”
“坏了，他给我电报中，所说的是让出临时大总统，就算皇上退位了，我又能干几天呀？”袁世凯这才认识到孙中山让给他的不是权力极大的皇帝式总统，而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还不知道能干几天的虚位。
“这个总理还用担心吗？各省都督之所以不把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放在眼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实力，而您不同，您可有这个北洋呀？他只当上临时的，那是因为是十七个省临时派的代表，正式选举大总统的议会，只要我们在中间运作好了，一切还不是水到渠成吗？”想起袁世凯民围（流氓）的伎俩，不得不感叹他可比80年后，“炮轰白宫（俄罗斯杜马所在地）”的叶利钦强上百倍了。
“可他们要求皇上必须退位，这一点也极为难办呀？皇上现在可是孤儿寡母了。”袁世凯叹了口气。
台子给人家拆完了，到了最后，还想当好人，看来这个歹人也只有我徐树铮来干了。
“自然要避开内阁和总理大人，我想此事既然是革命军所造成，就有前线军官进谏朝廷。总理则详尽办法为皇上退位之后，争取钱财等利益。这样的话，成，战火熄灭，国人平安，皇上平安，总理大人无论在革命党人还是满清贵族眼中，您都当居首功；败，全因军人所谏，无非以‘军不从君’之最，惩办几个军人。”
“那好，又铮就在我这起草电文，咱们斟酌之后，有芝泉领头。”袁世凯笑的极为灿烂。
徐树铮草拟好的电文并没有立即发出去，而是由被袁世凯控制的奕勖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争取民国政府有待清室的问题，结果自然遭到满清贵族的反对。
另一方面，则通过逗留在上海的唐绍仪，向伍廷芳许诺自己能够保证皇帝退位。
1月26日，一个由第一军军统官段祺瑞领衔，携同前敌各路将领姜桂题、曹锟等四十二名将领署名的“请立共和政体”的电报送到了朝廷。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皆无后援，力太单薄，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扰，散布诱惑••••••分兵进逼，而我皆困守一隅，一筹莫展。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
虽祺瑞等公员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以持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告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本来徐树铮起草的这份“请立共和”的电报，已经火yao味很浓了。但是袁世凯还怕不够劲，最后还亲自加上“不允所奏，一意孤行，将率全军将士入京”等语。
此后，内务总长赵秉钧边开始不断逼宫，袁世凯却托病不肯入朝：
“臣久患心跳作烧，及左腿疼痛等症，无暇静养，迄未就痊，因近日谣讹纷起，未敢再请续假，勉为支撑，稍安人心。日前闻军心渐多动摇，异常焦灼，连夜不寐，心跳益剧，头眩尤甚，而腿疼迁及腰间，步履尤为不便。奏传今日召见，仍难驱叩宫门，谨恳格外施恩，赏假二三日，以资调养。所有下情已嘱国务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军队赞成共和，实由于湖北党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发电信，剀切解劝，当不至遽与革命军联合。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性遵朝旨。现遵旨与伍廷芳仍商国体公决变通办法，今日停战期满，昨电伍廷芳托词延宕，亦未显与决裂，而徐州、颖州均已开战。臣才力短浅，奉职无状，悚惶待罪。谨奏。”
民国元年2月4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铸、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专向少数王公说话，措词更为激烈，并以即将率全军北上相恫吓。电曰：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