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黄震史着举要
黄震（1213年-1280年），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宝佑进士，历吴县尉、浙东提举常平，主管文字，擢史馆检阅，参与修撰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因直言弊政，出判广德军，又知抚州，后移浙东提举常平。黄震学宗朱熹，兼采诸家，是南宋后期浙东地区一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的着名学者。他在继承朱熹史学的基础上，也对之进行了一些“修订”，是南宋义理史学的殿军人物。
黄震的史学着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戊辰修史传》（或《戊辰史稿》）一卷。包括有杜范、真德秀、洪咨夔、袁甫、徐元杰、李心传六篇传记，每篇末均题有“史臣震拟赞”字样。其主旨在于表彰正人，推崇节气。但无论是内容还是论赞，都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在黄震的史学体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二）《古今纪要》19卷。该书上起传说人物伏羲、神农，下至北宋神宗哲宗朝，是一部以人物为主线而贯通古今的通史着作。这部书深受朱熹《通鉴纲目》的影响，也深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四库馆臣称其“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于疏陋者比”，近人钱穆也说它“博综条贯，细大并包，兼附评论，简约扼要”。这部史着的特点较为明显。其一，继承了《资治通鉴纲目》“详近略古”的撰述原则。在总共19卷中，唐朝7卷，五代1卷，宋哲宗前的宋朝3卷，近代史实居2/3还多。其二，在体例上“亦用《纲目》之例”，文法上也颇为重视字词的运用，有“春秋笔法”之意寓于其中。
（三）《古今纪要逸编》（又名《理度二朝政要》）一卷。这部书主要记载宋理宗、宋度宗二朝的史事，可能由于资料所限，其书所录并不完备，如大臣传记，在理宗时还有贾似道、杜范、崔与之等人，而度宗朝则一人没有。根据后人的推测，《逸编》本是《古今纪要》的一部分，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导致散佚，部分残留的内容遂形成了《逸编》。
（四）《黄氏日钞》，原为97卷，实存95卷。这本为黄震的一本读书笔记，其中约有68卷是阅读经史子集的笔记，不仅有对古人的论述，而且包含着大量的史论和史评，以及史书的辨伪、考订，可与《古今纪要》相辅而行。钱穆说：（《纪要》）取以与《日钞》合读，可见东发治史之大概。69卷以下主要是黄震的文学作品。
（第二节）黄震的义理史学
一、天理史观
作为闽学后人，黄震承继了朱熹的很多史学观点，天理史观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如同朱熹把“天理”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一样，黄震也认为“天理”是历史变动的根本依据。“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一事一物之微，一举一动之暂，无非天理之流行”，“盖理虽万世而无变”。具体而言，天理“就是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纲常伦理，整个历史的变化和王朝的盛衰都是围绕其展开的。”六朝乍起乍灭，生民涂炭，推所自来，实原于三纲沦、九法灭，而君臣上下之义不明也，余观晋事，悲矣。岂非其效尤曹操，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盗天下而然与？六朝之祸，于兹烈矣，而开之者操也。呜呼，悲夫！向使渭滨之帅不死，岂至是乎？呜呼，悲夫！岂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呜呼，悲夫！三纲沦、九法灭，其祸之烈乃尔！儒者之论君臣之大义，其可一日不明于天下乎？
黄震在肯定“天理”的同时，也对历史现象作了探究，并提出了“时运论”。前文已经指出，胡寅的历史观中已经有“时”的认识，朱熹也十分重视对“历史时势”的考察，并通过否定封建井田的现实意义来说明其观点。黄震则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时运”对于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历史人物即使才气过人，胆略出众，如果没有客观的历史机遇，他也不可能施展本领，建功立业。相反，那些“碌碌之辈”倒有可能借着“时运”成就大事。比如三国时期，刘备、曹操、孙权都是盖世英雄，只因为并立于世，所以天下“未可旦夕并也”，而司马氏本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投身曹氏后，恰逢三国逐渐衰落，于是司马氏相继亡之，并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对此，黄震很是感慨，呜呼，方三国之强也，龙争虎战，彼此不能得尺寸土，及其衰也，以一庸人谈笑而尽有之，世运之离合，固亦有时也哉。“黄震用”龙虎“与”庸人“对比，世运”和“有时”并书，就是要表达历史客观机遇的重要意义，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南宋末期国势不振、江山渐失却无能为力的慨叹。
在重视“世运”的基础上，黄震还论述了“德”在历史盛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首先表示，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即肯定了朝代更迭的合理性。黄震同时提出了得天下的依据，即”道，“也就是”德行，“（王朝）大抵有德则兴，否则亡”。宋朝能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就是因为“天生艺祖，以仁济世”。西汉虽然也能“兼制西域”，但却使用了古代帝王所不用的“力”，故不足为训。东汉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君权旁落，为外戚宦官把持，因为有袁安、杨震、虞诩、张纲、李固等“骨鲠之臣，忘身徇国”，所以才能够在困难的局面下，维持住东汉王朝。可见，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应该对“德”加以重视，否则会给皇朝的稳定和存在带来严重的隐患。
二、史书正统观念
传统史家治史大多严于正闰之辨，这是因为辨析历代王朝的正与闰，不仅涉系到史着编撰的体例、系年等问题，也关系到史家所持的政治态度。黄震并没有系统阐述正统论的文章，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正统思想。
首先，他承袭了朱熹的理论，对那些“义理”不正的王朝绝对不以正统视之。如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没有把武则天建立的周朝列入正统，黄震在《古今纪要》中亦然。他只是叙事到唐中宗时做了简单的一个说明：裴炎与武后废为庐陵王，立豫王旦，是为睿宗，而武氏称制。开告密之门，作罗织之狱，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改唐为周，立武氏七庙……越二十五年武氏疾甚，张柬之以羽林兵斩易之兄弟，迎中宗即位，复国号为唐。“其下黄震又用”武氏盗国“这样更显”激烈的叙述表明了立场。
三国时期，朱熹以刘备为正统，黄震也持相同的观点，并且指出陈寿将曹魏当作正统是“谓贼为帝而谓帝为贼”。因为从继承上看，刘备是汉室子孙，余脉尚存，因此三国虽然分治，理当以刘备承统。所以史家修史“以编年之法论，则献帝之汉灭，当以昭烈之汉继之；昭烈之汉既灭，始当不得已而属之吴魏，以南北分系”。显然，这是朱熹“正统之余”的翻版。同时，黄震对司马光质疑刘备“中山靖王后裔”身份的说法也进行了反驳：
呜呼！晋元帝以司马氏支裔，累累渡江，仅仅自保，尚得以续晋之称。曾谓昭烈风云庆会，三代之后邈焉寡俦，锐志兴复，而反不许其称汉耶？使昭烈果非汉子孙，曹操盖世奸豪，岂不能声其罪而诛其伪？当时荆楚之士从之者数万人，无一疑其为伪，今反去千百载下而创疑其谱牒耶？世次之不详，此正陈寿之罪，而不当以疑昭烈也。
上述言论从三方面批评了司马光的思想。其一，东晋偏安江左，只图自保，还可以“续晋”，一心想光复汉室的刘备却被列于“僭伪”，实为不公：其二，即使刘备不是汉室后裔，也应当极力声讨“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不应该把其子建立的政权当作正统，实为不当；其三，当时万余名荆楚之士都没有怀疑刘备的“血统”，千年之后却有人产生了疑惑，实为不该。总之，这一切都应归咎于陈寿之误。
提倡三国时期以刘备为正，驳斥陈寿的言论和否定司马光的“正统观念”都表明了黄震在“正统”问题上对朱熹的坚决支持。但他并不仅仅是继承，还有所发展。黄震指出，以蜀来称刘备建立的政权是不确切的，应当以汉称之：
且黜汉之号而蜀其名，呜呼！不知蜀之名其何所据乎？蜀者，地之名，非国名也。昭烈以汉名未尝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尝以蜀名，虽孙氏之盟亦曰汉吴既盟同讨魏贼，是天下未尝以蜀名之也。彼小人兮独何所据而以蜀名之乎。且国之有号犹人之有姓氏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笔之书，则亦未有改人之国号而笔之史者也。谓其偏据与？刘渊自谓汉人犹谓之汉。为其未能中兴与？元帝累累南渡，世亦谓之晋矣，未闻以其居吴而谓之吴也。
黄震认为，既然没有人称东晋为“吴晋”，当然不应该称刘备的政权为“蜀汉”。话语浅显，但含义丰富。因为如果王朝的名称用“蜀”而不用“汉”，所谓正统的合法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也因之，黄震一再强调，观三国之志载者，他未暇责也，必先正蜀汉之称而后可。
黄震力驳陈寿、司马光正统论上的“错误”，并且以“正名”理论指出“以蜀称汉”的不当，除了学术见解的不同外，也有着政治上的原因，清朝学者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点。三国以后，统治中心在中原的朝代往往赞成陈寿的正统之论，偏于江南的政权则同意习凿齿的正统观点，南宋定都南方的临安，史家当然会站在习凿齿一边。这点通过黄震对“东南不可以立国”的反驳，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来。前已指出，胡寅曾在《读史管见》中对“南不能统一北”之论大加批评，黄震也有同样的议论，他在对苏辙《古史》的评述中说道：《史记》赞勾践范蠡臣主之盛，而《古史》反以立国东南为不可有为，至下取六朝蔡谟之说。夫事变无常，成败在人，乌可以六朝为监而概谓东南不可立国，且以远证事哉。这明显是为南宋政权作辩护，同时也是对其历史观的回应和补充。
但另一方面，黄震对一些史着中“不合义理”的“纪年”也表示了理解。如吕祖谦的《大事记》在东周灭亡后以秦纪年，黄震解释说：秦昭王五十二年，是岁，秦既灭周，以秦年统诸国，然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尝敢称天子。“《大事记》在秦灭亡之后以”义帝“纪年，黄震指出：以义帝纪年恐别有见耳。义帝本楚怀王之孙，流落牧竖，项羽以人心为楚不平，借之以从众望，所谓弁髦耳。岂真天下之共主哉。”这两个事例表明，黄震在具体的史书编撰上并没有完全以“义理”衡量正统。同样，他在《古今纪要》中记叙三国时，虽然首列刘备之“汉”，但国名却低格书写，和其他正统王朝顶格书写有所区别。对于这样的“形式”，黄震也做了解释（昭烈继汉，汉灭分属吴魏），尚有当斟酌者。昭烈虽有志复仇而未遂，吴魏乃一时角力，非秦相统摄，如战国于东周之世袭子孙耳，“所以三国纪年也不是要表现出谁为正统谁为僭伪，只是”分国以记“以便检阅”。而在五代时期，黄震也是低格书写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名，与朱熹《纲目》中以干支纪年也有所不同。就此而论，黄震又比较倾向于司马光的编年叙事形式。
因此，总体来看，《纲目》完全遵从义理的标准来确定正统，《通鉴》严格遵从客观的事实和编年的原则来辨别正统，黄震则表现出一种“调和”，即在理论上支持朱熹，而在实践中偏向于司马光，这一变化也表现出了黄震对朱熹正统论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三、史无定体的编纂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