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者认为，人并不是单一的自我，而是在许多的自我中穿行——个幸福快乐的自我，一个悲伤、忧郁的自我，一个发怒的自我。
生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这一见解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会变成毫无规则的一团乱麻。每个人都面临着将生命的各个要素编织成一个统一体的任务，但这种统一必须是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的统一，是许多存在分歧的要素之间的和谐。
我们必须重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在两千年前就通过对恐惧、愤怒、野心和恋爱等情绪的把握，总结出的建立美好生活的预言。成功的个人生活正是仰仗着这一生活准则的。
多元主义者认为，人并不是单一的自我，而是在许多的自我中穿行——一个幸福快乐的自我，一个悲伤忧虑的自我，一个发怒的自我。
一颗渴望有一个坚定信仰的心灵，面对世界的混乱和纷繁的竞争压力，一定会追问：“人应该去信仰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而且提得非常直接，一般性的花言巧语根本无法解答。我们所要的并非是一个教条或者一些学说，而是能够在人生的战场上支撑起我们的信念，这信念让我们能够对现实有足够的把握。
这种东西可以称之为生命的核心理念，围绕着这种核心的生命理念，我们得以完善自我。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动力，以这种动力作为支撑，我们就可以展现自己个性的方方面面。
这种神圣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的灵魂、神经、心灵和肉体——就像是坚忍的合金一样聚合起一切可能的潜在力量。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其他人所具有的宁静或荣光融入到自己生命的内核之中，那么一种长久的、超凡的、纯粹的安宁就极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蓝图。
如果宗教和心理学可以互相补充和促进，就可以产生极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我们看到，心理学给一部分宗教观念提供了科学上的清晰证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宗教帮助心理学揭示了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种种神秘。这样一来，宗教与心理学就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陷入苦恼烦闷之中的现代人，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命运。
菲洛从柏拉图那儿获益匪浅，梅莫尼兹和阿里亚也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得到益处。而所有西方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从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发展中得到了启示，同样也从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学术研究中获得了帮助。起初，宗教和神学一起攻击科学家们是无情的破坏者，认为他们破坏了上帝的圣坛，而如今，人们终于看到了上帝在科学中的显现，并且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就像是虔诚的工匠一般，在真理的殿堂中勤勤恳恳地精雕细刻。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难免会涉及性情差异这一话题。有些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宗教应该被限定为和“神圣的智者”相遇的神秘经历；而另一些人则将上帝看做是拯救者，认为宗教必须深切地关注生命，关注负有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命之本，否则便是肤浅，便是没有充分地挖掘出宗教的深意。
对他们而言，和上帝相处不仅意味着个体的超脱，而且还意味着它要求我们回到俗世中去，并全力以赴地使人世间变得神圣。这种神圣化必然要利用人类在漫漫探索征途中的全部发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所有知识、洞见，以及如今用于治疗世人精神方面疾病的心理学方法。
如此看来，由于具有治疗精神疾病的作用，心理学将在更大程度上排挤宗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势力范围。甚至有人担心，在这个人们向马克思，向弗洛伊德、向爱因斯坦寻求拯救之道的时代，宗教可能会行将就木。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更全面地来考察这一问题，我们便能够认识到，那些对此心存疑虑的宗教人士对心理学确实还存在着许多误解。例如，有人怀疑心理学将会使人类丧失所有的理想和道德价值，并将人们简化为只剩下幼稚的需要和浅薄的恐惧。但事实却相反，心理学的目的恰恰是消除诸如恐惧、疑虑和仇恨之中的优质浅薄的东西——而所有坚强的、成熟的和高贵的东西，所有这些我们用于构筑未来生活的基础，都会完完整整地留存下来。
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精神分析学的一些伟大先驱者也对宗教心存反感。弗洛伊德对宗教的否定态度，一方面是他超越一般科学家的天才特质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受到了过分理性化的影响；此外，弗洛伊德的这种心态也与他早年在前沿理论的探索中所遭遇的宗教迫害不无关联。所以，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和其后的一些追随者是比较偏激的，但这种偏激是只是和他们个人经历相关的偶然事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人性的发现、他们对于人类心理体验的研究，对人的灵魂和宗教生活是没有帮助的。
实际上，到了后来，就连那些弗洛伊德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也不再同意他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一些否定性结论。就像人们不能因为存在着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去否定宗教一样，人们也不会因为有着一小撮打着心理学幌子进行欺骗的人，就否定了所有的心理学，这一事实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我们说精神病理学是一门学科时，当然是指那些在这一领域已经被充分验证过的真理，是指在这一领域中最优秀的人物提供的见地、观念和学问，而不是指在这一领域中的谬误、极端的假设或一些没有实质理念的花言巧语。同样的，宗教也是如此，只有通过那些真正的圣徒们，通过那些业已被证明的精神和道德的实践，而不是通过其中悲剧性的错误，顽固不化和残忍，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宗教的意义。
所以，那些认为精神病理学会取代宗教，或者是那些使精神病理学荒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精神病理学的观念对人们有着普遍的意义，但它更加关注的却是那些有些失常的心理或者精神官能症患者，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宗教的对象就不一样了，它面对的是各阶层的人们。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一种相互间的爱带到大众人群中去，要给他们带去平和的心境，要使他们获得享受美好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正如科学家霍金教授所言，精神病理学旨在减少人们的痛苦和情感上的迷乱，它常常是要消除那些不恰当的负罪感和那些对自身有相当破坏力的自我否定感。但是，尽管有种种成就，当论及和神性相关联的人类永恒的焦虑感，以及宇宙的终结目标时，精神病理学却毫无用武之地。
教堂对人类社会有着独一无二的贡献，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去拒绝一个伟大的同盟者——心理诊所的辅助。它更应该与心理学联系起来，以提升每一个生命之魂的认识。
只有当灵魂被整治从而身心得以和谐之时，人们才会真正得到放松，才会真正地从病态之中解脱出来，得到更大的自由。
我们必须时刻地意识到心理学家作用范围的局限性。心理学能够帮助人们摆脱恐惧的阴影，但它绝不能够使人变成天使。当然也无法保证让人们幸福——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减少一些不幸。心理学家们非常清楚，某种程度的不幸、愤恨和心灵冲突对深受局限的人类来说无法避免的。只要人的本性不变，人就必然会面临某种尴尬。
为了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人们应该相信自己，相信人类的本性，应该坦然地去认同自身的能力以及行为的适当表达，和感情合法性的认同——宗教都可以从当今系统的精神病理学家研究中得到很有启发意义的帮助，并且可以利用它对人们的影响，让芸芸众生懂得他们在生活与道德上的需求和责任，并掌握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