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形成新的上帝观，需要我们自己真正的成长与成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当我们已经意识到必须要放弃那些旧有的、孤立的观念时，或许也正是我们要形成新的上帝观——一个与美国的生活和习俗相一致的上帝观——的时候。怀特海和卡普兰——这些我们时代中最伟大、最深邃的思想家——都认为应该将上帝看做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要求我们人类相互协作，要求人类将自身看做是与上帝一道向着更美好世界迈进的合作者。
犹太教传统已经包含了这种思想，但只要人类社会还没有迎来自由平等，人们就不可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告诉你，你是别人的奴隶，他们怎么能够充满感情地将自己看做是上帝的子民呢？
在此，我做一个预言，唯有在我们所处的世纪，唯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体验中，人类才会第一次感觉到作为上帝的独立伙伴的真正尊严。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诞生之前，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无助感并祈求相互依赖的历史——人们在贫困和疾病，残暴与独裁的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任凭摆布。
比如，15世纪的意大利农民，他们世代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在同一个教堂中受洗，在蒙昧与无知中与穷苦和疾病抗争，只是依赖封建主的所谓恩赐才能过活——这样的农民永远不会具有美国人才具有的上帝观。
我说过，我们要塑造与现实生活相一致的上帝观，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美国不同于欧洲，欧洲特别强调对一些传统势力的尊奉和依赖。对这些力量，人们只有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然而在美国，就像人类学家米德所言，强调的是自立自助，是新的一代怎样才能做得比父辈更好，是要成就更为光辉的人生伟业。但其中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困扰，我们的宗教仍然延续着欧洲的旧传统。
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仍然会觉得无助、贫乏和虚弱，仍然对人们的无助和上帝的万能再三强调，仍然要求我们放弃自身的力量，以增加上帝的荣光——如果说这种宗教还能让许多的欧洲人满意的话，那么它再也不能满足日渐自信的美国人了。
之所以说美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原因很可能的是我们仍然坚持和当代生活相脱节的上帝观。美国人很少感到无助与依赖，但这种无助和依赖正是某些欧洲人和东方人的特性。我们怀有崭新的社会梦想，美国人感到在对自然的征服中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文化很少具有对上天的惶恐感，它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发挥。而在这个人的创造力超越神性的年代，要宣扬那些屈从于一切的上帝观，显得愈发困难。
我们必须勇敢地宣称，每个文明都会产生自己的新的上帝观，而不是死守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统。欧洲太过于强调依赖传统、现状和上帝，而美国必须强调相互独立和相互依赖。不是经由无助的感觉，而是经由自信的感觉与上帝沟通；不是在失败的痛苦中，而是在胜利的欢欣下去发现上帝；不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屈从，而是通过实际道德去实践，去寻找那种神性。
在现代心理学日趋成熟的年代，新的上帝观必须打破日常经验和神学教义之间在精神以及文化上的隔阂。过去，人们习惯于将上帝塑造成封建式帝王的形象。但在战后所建立起的民主社会中，封建帝王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已经失去了其在历史中的位置。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只要它们愿意，都可以引导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观念来看待上帝，不是屈从，而是合作；不是主奴的关系，而是伙伴的关系。
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全知全能的神性，我们才能真正地在心智上成熟。从我们的心中迸射出的光芒，就像是夜幕之中萤火虫的闪光。它们闪烁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在层层黑幕中看到许多峻拔的山峰，在通往这山峰的路途上，人类留下了点点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