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所以，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自幼即不喜佛教，认为和尚、尼姑是在浪费国家钱财、土地。加之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这件事情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
李唐皇帝还有一个毛病，特别希冀长生不老，鼓吹服食丹药而得神仙长生之术的道教因此更加大受欢迎，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唐王朝先后居然有六位皇帝——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为求长生而服丹药，结果“暴崩”，求长生而促其死，以身殉仙。
武宗就是一个非常迷信道教长生之术的皇帝，在位时期，崇道和排佛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部分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道士编造谶语，极为阴险地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解释说“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则是僧人，还说什么望仙台之所以看不到成仙的道士，就是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之路。这两个刁状告得极准，使得武宗灭佛后期越来越严酷，道教与佛教的冲突，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是会昌法难的直接原因。
灭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说起来这四次灭佛事件都如出一辙，宋代宗颐禅师就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影响。本来，唐代诸帝对佛、道两家都是采取利用的态度，但武后时期大兴佛教，佞佛泛滥，和尚们本来应当艰苦修为，现在都坐拥大量地产，成为了大地主。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禅宗六祖神会做了把交易，让神会可以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数量由此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会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同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武宗这次灭佛不同，经过隋唐时代的盛极一时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八宗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之后，自身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推动佛教发展的活力因子，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虽然其后的唐宣宗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着眼于过激地灭佛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远谈不上兴佛，中华佛教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到最后一次法难——周世宗抑佛运动中，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加上偷师禅宗的宋儒们开创出的理学的挑战，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