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信佛，佛在他们心目中很重要，我或多或少受他们的一些影响，只要是进了庙宇，见佛就拜，但没有对佛学作深入的研究。1993年，我有幸得到了一部由刘宁先生和李玉玲（居士）主编、赵朴初先生封面题字，并有众多活佛和法师担任顾问的《佛教法象真言宝典》，佛说“有缘”。
后来，因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到巴仑台黄庙采访，此间与庙里的喇嘛也有过几次接触，从而使我对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查阅了一些有关佛教知识，发现佛学竟是一个十分广博的世界，特别是那句“菩提本非树，何处染烦尘”，蕴含了多么深奥的哲理。
一
佛教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佛教是当时反婆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因此很快得到流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佛教内部产生了许多学派。在公元一二世纪间产生了大乘佛教，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大乘的成正觉者为菩萨。他们献身于拯救别人。而小乘的完人为罗汉，则只求个人的完善。佛教的经典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为经，即相传为佛本人所讲的话；二为论，为对佛所说的经的注释；三为律，为教僧应遵循的戒律。此外，散见于佛经中的大量故事，又分为本生和譬喻两类。前者讲佛生前的事迹，后者为佛讲道时引用的譬喻故事。佛教经典，浩如烟海，两千年来，渗透于各个领域。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东汉初，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肆传播，皇帝带头信佛，盛建寺塔，尤其是梁武帝肖衍曾经三次舍身佛寺。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更为流行，寺塔遍地，僧尼成群，形成许多宗派。佛教历宋、元、明、清各朝，香火不绝。
在新疆约两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占了一千多年。吐鲁番、库车地区，佛教文化甚至统治了一千五百年。焉耆的千佛洞、米兰的佛寺遗址，至今仍对研究佛教历史和文化有很重要的价值。许多著名高僧都到过焉耆地区，晋代的法显，写了《佛国记》，北魏的惠生、宋云等经鄯善（古楼兰）赴印度，其旅行记载于《洛阳伽兰记》中。唐代的玄奘，写了《大唐西域记》。八世纪初，慧超经焉耆赴印度所记传闻，收入《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中。唐天宝年间，张韬光、悟空等四十余人，从印度经焉耆回长安，历时四十年之久，其旅行记见于《佛说十力经》序……所有这些专著，都记载了焉耆地区佛教的盛况，而今出土的回鹘文等各种文字译成的佛教经典，以及丝绸之路沿途残存的汉、唐遗址都证明了佛教在这里的历史渊源和深远影响。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遂产生天台、华严、惟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并形成了许多玄奥的教义和整套的“清规戒律”。
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是从元朝开始的。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派别，“喇嘛”是藏语“上人”、“师傅”的意思。主要传播于藏族、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公元七世纪，吐蕃赞普松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鲁库提的影响下，信奉了佛教。在公元八世纪时，天竺僧人寂护、莲华生等到西藏传播显、密两系佛教，在佛教与西藏原有的本教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喇嘛教。约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地吐蕃新兴领主阶级的扶持下，喇嘛教得到复兴和发展。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由于元朝统治阶级的扶持，喇嘛教在西藏正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主政权，并传入蒙古族等地区。
黄教是在十五世纪初，在教义上不独宗密教，主张显密学修并重，禁止喇嘛娶妻饮酒，固定了活佛转世制度。宗喀巴死后，他的两大弟子达赖一世和班禅一世担任领袖，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成为喇嘛教中最有实力的教派。
西藏的喇嘛教自十六世纪后期传到东蒙古以后，很快就传到了卫拉特人当中。和硕特部首领拜布噶斯是第一个将喇嘛教传入卫拉特的人，他说服卫拉特诸首领成为喇嘛教的信徒。
西藏的黄教上层喇嘛，为了加强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取得蒙古各部信仰黄教首领的支持，于1592年正式认定苏密尔岱青为四世达赖，取名云丹嘉措，并于1602年迎回拉萨（年仅14岁）。这是第一位蒙古族血统的达赖喇嘛。
在此以后，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浑台吉及其弟书库尔、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吉、土尔扈特部的和鄂尔勒克、和硕特的都伦乌巴什，每人都送了一个儿子到西藏去当喇嘛。拜布噶斯当时还没有儿子，就收养了同部落的一个孩子送往西藏，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大喇嘛扎雅班第塔。他在西藏当喇嘛二十年，公元1639年返回塔尔巴哈台（塔城）。公元1648年他为卫拉特人引进了七个新字母，改进文字，比较正确地拼写蒙古语的发音，这就是新疆蒙古族通用的托特文。
公元1635年，巴图尔被西藏的达赖喇嘛赐给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的称号，因此，巴图尔·浑台吉在信仰黄教的东西蒙古诸部中威望大增。他于公元1640年召集卫拉特与喀尔喀蒙古王公，在塔尔巴哈台开会。青海和硕特部与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都派代表参加，大会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
十七世纪，西藏的黄教与红教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公元1641年，达赖喇嘛五世与班禅四世派人到青海，向和硕特图鲁拜琥求援，图鲁拜琥在巴图尔·浑台吉、和鄂尔勒克等人的支持下，兴兵入藏，驱逐红教，占领布达拉宫，藏王被废，把政权交给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赐给予图鲁拜琥“顾实·诺门·汗”的称号，西藏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划给和硕特作为牧场，顾实汗图鲁拜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统治者。
清朝政府对喇嘛教采取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只不过是策略而已。《啸亭杂录》卷之十中指出：“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拜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祗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俗之道也。”
自公元十四世纪以后，喇嘛教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发展，蒙古族人民由不信教到信，由少数人信到多数人信，最后竟达到全族虔诚信仰的程度。
十五世纪初，拉萨著名喇嘛宗喀巴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对其他教派进行改革，主张以“中观见”为中心，学行并举，显密并重，强调教内统一，主张教阶阶制，加强寺院组织，要求喇嘛严守戒律，学经须遵守次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新教派——格鲁派（意为善观）。因宗喀巴创建甘丹寺传教，故又名甘丹当派。由于禁止喇嘛娶妻，宗教首领采取转世相承的办法，出现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因这个教派的喇嘛都戴黄帽，故又称黄教。
从十六世纪起，格鲁派受到明、清王朝中央政府赏识，势力日渐壮大，以后成为地方的执政教派。
喇嘛教的普遍发展，对蒙古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宗教上层，他们凭自己在宗教上的威信，下面驱使牧民服从封建主的统治，对上又有监视封建主的特权。
喇嘛教的传入，给蒙古族人民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比如：天文、历史、医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对于促进蒙古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由于喇嘛教的盛行，也导致蒙古族社会产生了一些不事生产的僧侣阶层。
藏族的医学、天文历算知识、建筑艺术等都是经过西藏喇嘛教徒传入为蒙古人民所吸收与利用。和静县黄庙群中的艺布庙就是研究医学的，培养出许多喇嘛医生，把西藏的医术与本民族的医疗方法结合起来，进而发展了蒙古医疗事业。
二
巴仑台黄庙坐落在北距和静县城50公里外的巴仑台镇老巴仑台沟内，蒙古语称之为夏热随木，意即“黄庙”，这是据土尔扈特部第二十四世汗王、渥巴锡的第九代玄孙布彦绰克图的倡议，并筹银万两，请示了西藏第五世达赖大师“恩准”之后，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选址，前后用了15年的时间，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整个建筑结构严谨，气宇轩昂，与却金库联等十四座庙宇组成占地面积达2．4万平方米，宏丽轩昂的喇嘛寺庙古建筑群，清朝赐名永安寺。从此，该庙成为焉耆土尔扈特与和硕特部落信徒朝觐的圣地，同时也是新疆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这是一块十分幽静的风水宝地，这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喇嘛教寺院，在东西长约十多公里的山沟里，群峰连绵耸立云天，山泉溪流喷珠吐玉，千年古柏苍劲挺拔，绿草茵茵铺锦叠翠，碧蓝天际祥云万朵，浓荫遮隐古刹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