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位山庄窝铺的农民曾捂着羊肚子手巾坐在国家领导人的席位上；虽然从直升飞机迫降后，他没有落入自己的故里，而是落在了京郊的一座农场。但是，无论怎么说，陈永贵本质上是一位农民，何况叶落归根不止是农民，也是农民以外的其他国人的既定思维，所以，他安葬在家乡的故土给人一种天衣无缝的感觉。
站在陈永贵的墓碑前，我脑海里飞扬的却是愚公的模样。无论我怎样想将他拉向另一边，他始终难以挣脱我的思维而隐身于愚公的精神层面。那个挖山不止的愚公是神话中的凡人，凡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带领子子孙孙不懈努力，移山填海，扑腾了好长时间。然而，移山填海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终归他愿望的实现不是靠自我的力量，而是靠神仙的恩赐。神仙之所以恩赐，不是惧怕愚公及其子孙的微薄之力，很可能是敬佩他们那种敢想敢干且又吃苦耐劳的精神。陈永贵具备的恰是愚公精神，也许他有限的文化空间中根本就没有愚公的形象，但是，滋养他成长的水土却将那老头的倔强生存定式赋予了他。因而，太行大山褶皱里的这个小山村才会在他的带领下，挖山不止，平田整地，提高产量，丰衣足食，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的时代颂歌。不仅如此，他们还屡次多卖余粮，奉献出一般农民少有的爱国热情。
这便使大寨成为那个年头的一面旗帜！
陈永贵和大寨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物质奉献是极为有限的，但精神上的作用却是无限的。那时候，共和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无米之炊的灾祸，饿殍遍野并不是时过境迁的夸张之谈。论及这苦难的原因，当时的流行语是自然灾害，很少有人去过问自然背后的人为因素。不过，那人为的因素却是赤裸裸的。将大寨这面旗帜一竖，鲜艳夺目的自力更生之光立即遮掩了人为的赤裸，且看大寨，不仅自己衣食无虑，还可以多卖余粮，支援国家。若是山山水水有大寨，村村庄庄有永贵，那还会有饥饿之虑吗？这么一来，赤裸的世事便穿上了皇帝的新衣，于是便全国农业学大寨。
因而，我以为大寨的极度红盛和过度寂寞与他们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承担的责任。那年头有一句行世很广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是用来喻指阶级斗争的。这比喻对阶级斗争贴不贴切，我没有深思，我则以为用来象征进入时代浪尖的大寨再贴切不过了。可以说，自从大寨成为政治旗帜，也就成为风中之树，想停下无休止地摇摆已由不得自身了。当然，摇摆久了摇摆就成了习惯，忽有一日，政治的风头过了，摇摆的树木不摇了，不摆了，不动了，静止了，静止成了自身的本真，但是，人们却把这本真视作落寞了。这便是陈永贵和大寨人的一段历程，跨越时空，谁会想到世上曾有过有这魔幻般的风景？
陈永贵的墓面朝村庄，背依山脉，山呈环形，如同伸展的巨臂将这土地的骄子拥围在怀抱。大寨人还嫌这说法不形象，他们说：“这是一把太师椅，老陈累了一辈子，该坐下来歇息了。”于是，这位曾坐在国家副总理席位的故人真坐在了太师椅上。大寨人给他立了墓碑，上面的字是：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
永垂不朽，是一句可以通用的挽词，放在这里却耐人回味。毕竟因为陈永贵，小小的大寨才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毕竟因为大寨，偌大中国曾有个家喻户晓的话题。虽然，这一切早已成为往事，然而，惟有往事才值得思念和回忆。只要有思念，有回忆，陈永贵即使没有墓碑也不会在大寨消失。
贾进财
在虎头山上，贾进财的墓不大，墓碑也很小。似乎墓碑应该再大一些，不过也许这样更符合他的心意。记得当年他埋头打石头的时候，有人曾和他笑谈，要他选一块上好的石料，将来作为他的墓碑。老贾嘿嘿一笑，说：我树碑做啥？再说这地里的那道道石坝不都是我的碑吗？”
这话确有道理，贾进财是因为打石头出名的。他在采石窝里一钻就是好多年，手中的锤子和凿子供应了大寨治坡、治窝的众多石料。大寨人对他的评价是：
“大寨的每一道石坝都有他的手印，大寨的每一块房基都有他的汗水。”
如果说，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的关键点，那么，贾进财就是大寨精神的排头兵。他在艰苦奋斗中让无用的石头变得有了形，有了用。他改变石头，石头也改变他，他的手被石头折磨得变了形。资料上是这么描述他那双手的，像是“百年老松的根”，像是“磨损得短了钝了的铁耙”，他的手关节大得出奇，更像是“几枚乒乓球”。这种手形不是春温中的花开，而是酷寒时的皴裂，很难知道这位老劳模经受了何等的痛苦折磨！他用痛苦凝成了精神，大寨人提起他没有不敬佩的。
不过，若是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老劳模的活法也许是可悲的。他原本是大寨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名正言顺的村头，或者就是一度唱红的一把手。一个村子的一把手，论官职不算大，可绝对是个说了算的人物。大寨在大山深处，山高皇帝远，皇帝说了不算时，他说了是要算的。我曾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待过，有个村子20年没有发展过党员，那支书虽说三锤砸不出个响屁，可认准了一个死理，不能让一个比他有能耐的人入党，自然也就不会有人能夺了他手中的大权，他便可以高枕无忧地当他的土皇帝。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皇权自上而下确实是深入人心的。这让人忧虑，倘若贾进财死不让位，那么就没有陈永贵扑腾的机会，那么世人就不会知道太行山窝里有个叫大寨的村庄。好在贾进财不仅把支书让了，把副书记让了，后来干脆把支委的位置也让了，让给比他能扑腾的人。他则一心钻进采石场艰苦奋斗去了。他是一个善于和实物硬碰硬的人，扑腾那些多变的人，多变的事，抑或不是他的长项。不过，无论怎么说，贾进财是节节下滑了，像是村里老少们常说的那种没出息的人。
我站在虎头山上贾进财的墓前，却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对他的节节滑落充满了敬意。他下滑的是职务，提升的是人格。相形之下，他的滑落让无数职高位显者都应汗颜。贾进财也是解放前的老党员，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胜利了，建国了，当不少人以自己的劳碌为筹码讨要级别红利时，他却逊位了，树起了陈永贵这棵新秀。陈永贵唱红了大寨，又让大寨唱红了全国。因而国人才知道世上有个贾进财。谁说贾进财没出息？这就是他最大的出息。
由此，我亦想到贾进财勿需墓碑，陈永贵就是他最好的墓碑。
孙谦
真没想到虎头山上会有孙谦先生的坟墓。
孙谦是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我很小的时候看书、看电影就记下了他的名字。他属于那种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作家。为了贴近实际，他常常住在乡下，在农民中寻找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贴近农民多了，他也成了一位农民，或者从本质上说，他历来就是一个典型农民。因而，我十分赞许燕治国先生对孙谦的印象定位：南华门里一老农。南华门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地址，孙谦是忙碌在作协的老农，何等形象！
那么，这位老农作家与名噪一时的大寨有何缘情？为什么能将坟墓落卧在虎头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