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听清楚了，孙谦和大寨的缘情始自他的作品《大寨英雄谱》。1963年，大寨遭受了特大的洪灾。洪灾过后，陈永贵带领村人迅速生产自救，大灾之年不仅口粮不少，给国家的贡献也不少。这真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奇迹。孙谦就是冲着这奇迹走进大寨的。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可是，一扎进大寨就在那儿泡了七十多天。不知他与陈永贵，以及陈永贵手下的那些好汉耳鬓厮磨了多少个日夜，最终让激情流向笔端，活画出一幅幅英雄群像。大寨人缘他的笔墨亮相于《人民日报》，进入了风光时代。之后，孙谦便成了大寨的常客，尤其是文革后期，孙谦在武家坪蹲点，武家坪与大寨仅一箭之地，他拐个弯，爬个坡，就出现在大寨的田头村巷。不少大寨人都把孙谦当成村里的一员。
还得知一则轶闻，说是“文革”初期，造反派造了作家们的反。孙谦是赵树理山药蛋派的主将，赵树理被打倒在地了，他自然无法幸免。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天造反派踢开了孙谦的家门，人走室空，黄鹤不知何处去了。造反派十分扫兴。扫兴又有何奈？据说，造反派的无奈在于，打听到了孙谦的下落，却鞭长莫及。孙谦被陈永贵带人接到了大寨，他在那里乐享太平。直到造反的风波平定，大寨人完璧归赵，孙谦才重返南华门。这件轶事是真，是假，我没有考证，也不想考证，我以为，凭陈永贵的性格做派是敢冒这等风险的！
接下来的事情便好理解了。到了晚年，孙谦躺卧病榻难以挣身了，这时候他要为灵魂选择一块栖息地。这样的地盘当然要能遮挡尘世风雨，无疑大寨就是孙谦的最佳选择。于是，老农作家回到了老农中间，孙谦安卧在虎头山上了。
置身孙谦墓前，我忽然想到了含笑九泉一词。我以为这挽祭他人的奉迎之词，用来说明孙谦生命的最后选择，或者说孙谦的人生归宿是再恰当不过了。
郭沫若
看到虎头山上郭沫若的墓碑，我觉得面前耸立着一个艺术的逆定理。大凡懂些文学的人，不会不晓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面对先生的墓碑我想到的却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所以在意料之中，是因为自郭沫若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便从媒体上得知，按照他的遗嘱骨灰将撒在大寨的土地上。后来还举行了骨灰撒落仪式，因此在大寨为他树立一尊碑石顺理成章。所以在情理之外，是我以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郭沫若先生做出这样的归宿选择都是灵魂扭曲的原故，而且，这扭曲已经很久了。
上学时，我是在课堂上、教科书上知道郭沫若的。很早的时候，他就是耸立在我心灵中的一座文化丰碑。由于世事的局限，他在世的年头我无法全面感知这尊丰碑的崔巍，他去世了，讣告及悼词上有一连串的桂冠，我依稀记得：诗人、戏剧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对一般人来说戴上其中的任何一顶也让生命有了光彩，而先生头上竟有这么多桂冠，真令人敬慕不已，艳羡至极。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才无愧于天才。而要表达我对这位天才的敬慕与艳羡，一时还真生发不出合适词语，只好借用一句曾经使用频率最高的话：像他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会出一位。如果说此语是有些肉麻的奉承，那是因为初创者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顶头上司，而今我将之易位于一个早已谢世的文人，即使错了也没有什么动机不纯。
我回顾了一下郭沫若先生与大寨的情缘，概括说是一次光临、四篇诗词。一次光临是1965年12月7日。四篇诗词为，光临大寨那日写下的五古《颂大寨》，以及头天在太原参观时吟咏的七律《题大寨展览馆》。之后，于1977年2月和年底分别写下了《望海潮·农业学大寨》和题画诗《鲁智深醉打山门图》。舍此再无多的瓜葛。难道仅凭这点情愫就应将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去？我总觉得证据不足。惟一有份量的证据是，其时政治的热潮是全国普及大寨县，先生绝对是冲着政治逐浪而来的。
这就不能不让我为之遗憾。我以为，时政和流言可以撕扯去郭沫若先生的任何一顶桂冠，但有一顶那是谁也扯不去的，这就是诗人。的确，先生的诗词是随心所欲，挥毫即成的。别的不说，就说那过往已久的《女神》吧，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也是诗坛佳作。他用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拓了诗歌的新天地，在那里用生之颤动、灵之呐喊叩响了黄钟大吕：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这诗句充满了激情和创造，完全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全新视角。先生若不是腾跃而起，翱翔于浪漫主义的苍穹，何以会有这一语天然万古新的境界！
不过，回头再看郭沫若先生笔下的《颂大寨》，那可真让人大失所望了：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
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
……
不必往下读了，仅就这些也让人味同嚼蜡。且不论意境，且不论文采，仅就声律也难以尽如人意了，完全判若两人。这就不难看出，郭沫若先生的诗从早年写到晚年，从女神写到大寨，不仅是诗意的衰败，而且是人格的萎缩。
当然，郭沫若先生的人格萎缩并不是大寨的罪过。还在1958年，他就和着大跃进的声浪高歌：“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诗吗？这是词吗？这是政治口号的堆砌吼喊，谁会想到这也出自郭沫若先生之口。这还不够，在词的序言中他还说：我如今和她（李清照）一首，但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高潮，因而把词牌改为‘声声快’”。哈呀，谁不知李清照那首《声声慢》呀！这由慢到快地变化，没有变化出先生的自由奔放，却反映出他在政治的钢丝上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先生失去了早年的浪漫空灵，在攀附时局的热潮中弄得面目全非了。如果这不是自身的意愿，那便是政事锁铐的结果了。
距郭沫若墓碑不远就是陈永贵的墓碑。1979年，陈永贵最后一次回到大寨时给自己选定了墓址。他选址的意思很明白，即使死后也要看到大寨，看到昔阳，看到他腾飞和创造人生辉煌的故乡。很显然，陈永贵如愿以偿了。
那么，郭沫若先生安葬在这里要看到什么？他看到的大寨与他的生命又有何益？他的生命是女神，是凤凰，应该翱翔天宇，纵览人寰，那样才会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才会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华章。先生舍弃天宇不说，还舍弃了广袤大地，居然甘心落卧在太行山中的一个小山窝，真令我为之伤感。
其实，这种伤感绝不是先生晚年的昏聩，而是生命运行进一个怪圈的必然行迹。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尽管那个怪圈已被打破，他已被松绑了，甚而欣慰的高歌“大快人心事”，又满怀激情的吟咏“科学的春天”，可是，肢体的束缚松解了，而思想的桎梏依然在。或者说，有形的桎梏松解了，而无形的桎梏依然在。他不再用艺术的灵感主宰自我，却用政治的敏感苟全生命，因而就作出了这与时俱进的选择。岂不知，风潮一变，航船调转，活着的人还可以随波逐流，继续冠领潮头，而他却因失去生命而搁浅于航道之外，遭受了永远的尴尬。
好在大寨人识不透先生的尴尬，能有这么一位大文豪落卧在自家的村头，怎么说也是山庄的光荣。所以在村民心中，郭沫若和陈永贵一样，也永垂不朽！
2006年11月19日
中言心语：
人生好像是在随大队行进。走在前排的人固然风光，可是一声向后转，前排的人都变成了后头。转眼间就没了先前的风光，若是打仗，那撤退时的后头比挺进时的前排风险更大。所以有人喜欢中间，可是中间的人却难有出头的机会。
2010年1月14日
对于红尘的普通解释来自思维的定式，思维的定式来自对于世界的认识。这认识而且是最初的认识。最初的认识往往会成为生活的惯性，这惯性波及着众生前行。甚而时局、物事早已变动了许多，早已物是人非，可是，我们还是按照祖爷爷，祖爷爷的爷爷的模式前行。很显然，我们已深深陷进既定的程式了。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思维需要突出既定的重围。然而，说则易，行则难，我不愿步人后尘，只好来一次颇具风险的尝试，试着用另一种眼光解读既定的逻辑，颠覆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