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达他这颗寒冷枯寂的心灵,他的诗作具有了一种病态的幻想,他的想象力是非常独特的,可说他的想象是飞腾的,思维也是飞腾的,天马行空似的,一般人很难跟得上。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中说:“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诞幻也”。可见,在他的诗中,怪诞的想象都能给人心惊肉跳的震慑。和他同为中唐诗人的韩愈的诗也最富于想象,但韩愈的想象五花八门,以丑为美,有着光怪陆离、富丽华赡的特征,只是人为的痕迹太明显。而李贺诗的想象是驰骋跃动的,一个意象忽然转到另一个意象,令人的想象追索不及,意象表明何意令人不得而知。他往往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着手,加以提炼,而在他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时,始终保持着意象原有的具体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他想象仙草是这样种出的:“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吒牛耕地”,在他的笔下就幻化成神奇的景象“呼龙耕烟”了,另如,前人有很多写马的诗,李贺如再步别人后尘,肯定落入俗套,根据诗人的个性,这绝不是他的所想。果然诗人新发奇想、独辟蹊径:“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二十三首之四),敲骨腾响,居然作铜声铿锵,真是闻所未闻;他写一方紫色端砚:“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色如紫云,“磨刀割紫云”,如此幻想和夸张,写出这样奇特的诗句,别人没有过,而李贺做到了。他想象太阳是一块透明的玻璃,敲起来发出玻璃声(《秦王饮酒》);鬼魂能点灯,灯光如漆般的光亮(《南山田中行》);箜篌之声如昆山玉碎、凤凰鸣叫、芙蓉泣露、石破天惊,这乐声能使空山凝云、江娥悲泣、老鱼跳波、瘦蛟飞舞(《李凭箜篌引》)。李贺体察细致,感受敏锐的个性,使他十分明了怎样的艺术形象才能使读者的想象力最活跃灵动,为此,他的诗句具有新奇、含蓄而意境独特的特征,常常是想别人不敢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选别人没有选过的词语,让人感到李贺就是李贺,他的诗非别人所能为。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
在李贺的诗中,“通感”现象被他运用的谙熟,往往为新创诗句架起了腾飞的翅膀,給人醒目的新意,他的想象是别人无法想象得到的。他把现实生活中相似相关的感官的作用令其彼此相通,有机结合,产生一种特异的效果。如“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河流哗哗作声,那么银河也会哗哗作响吗?作者在此说,星云如水,沿着银河的河床流淌,凝神諦听,仿佛潺潺有声,这是诗人仰望星空所见所感而生发的想象。“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想象得更加怪诞了。羲和赶着六龙驾驭的日车巡游,因惧怕秦王的剑光,惊慌地“敲日”逃走了,羲和不抽打六龙,却抽打太阳,因日色如玻璃晶莹闪亮,于是就想象敲击太阳也如此,想象实在虚幻荒诞。“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对花的欣赏和香味只能通过视觉、嗅觉来完成,诗人在这里用来比喻乐器声音的悲抑、欢快,不仅可闻,而且可睹。在《金铜仙人辞汉歌》里有“东关酸风射眸子”、“忆君清泪如铅水”的句子,用的都是通感。“酸”本来为味觉,诗人用来表达感觉,又转而形容风,金铜仙人辞汉宫离开长安东关时寒风吹来,心酸鼻酸情酸的主观感受由这一字显现出来了,实在新奇巧妙;“铅水”一词比喻奇妙,以“铅水”比仙人之泪,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悲痛欲绝的伤情,内涵着伤心,心情沉重的如铅水一般,这些想象别人是没有过的,显得出奇的新颖,创新精神和求索十分突出。
李贺的想象飘忽不定,跳跃跌宕,思致跨度极大,往往使常人难以寻觅其连续的脉络,显得思维活跃而跳荡。他的诗中的想象意绪变化多端,时而低沉,时而亢奋,时而灰暗,时而艳丽,忽而天上,忽而人间,,忽而生人,忽而鬼神,反差极大,扑朔迷离,目不暇接,意象与意象之间似断还连,千回百转,互相勾连,使其艺术直觉和细微体验鲜明地展现出来了。如《浩歌》两句与两句之间就是如此,一二句写沧海桑田的巨变,三四句写王母桃花千度开落,即使神仙也得死几回,五六句写春光明媚时的人间游乐,七到八句写筝人劝酒,由抑转扬,既劝人,又劝己;十一二句写平原君慧眼识英雄令人怀念,接着感叹人生易老,时不我待;最后两句勉励自己不要烦恼,对现实生活要充满信心。全诗写了这样一种心境:感叹韶光变迁、哀怨人生不称意、希望实现理想互相纠结,交织一起,这种形式别有一番诗意和情味。正是这种跳跃腾挪的思致形象的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意绪、感觉、幻觉、体验,造成了对客观事物本来特征的忽视,常人的思维逻辑被打乱了,又为中国诗坛开辟了一种新境界。有时,诗人为了出奇的效果,喜欢用偏重于枯寂幽僻的“老”、“死”、“瘦”、“枯”、“血”、“鬼”、“坟”等字词给人以心理的刺激,让人感受到诗中意象瘦硬、恨透、刺目的震动。如“青貍哭血寒狐死”(《神弦曲》)、“金虎蹙裘喷血斑”(《梁台古意》),“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如此等等,令人目瞠心惊,幽凄冷艳,表现的都是怪怪奇奇,畸形阴晦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源于诗人偏执、狭隘,几乎变态了的精神世界,更是他求索追新、呕心沥血、精心锤炼的结果。李贺用词“不按常规出牌”,不走常人走过的路,思维活动常常逸出天外,意象结构的古怪生新,着意于遣词造句,这可能就是他意象创造新变的特点。
李贺继承了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手法,并有生新求变的开拓精神,使晚唐诗坛在沉闷的氛围中发出了一声高呼,为中晚唐诗坛开拓了新的境界,创造了新颖的艺术手段,可说是“一枝红杏出墙来”。他的那些想象力跃动而不怪诞,语言平易而不泛滥的诗句比比皆是,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遥看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黑云压城城欲摧”(《雁门太守行》),“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致酒行》),“飞香走红满天春”(《太云乐》),“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夜坐飞》)。这些诗句都是历史名句,并且十分精炼。但仔细考量,李贺诗的奇特想象正表现了他生活体验不丰富的一面。李白曾漫游大半个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杜甫在兵荒马乱中死里逃生,历经了流离顛沛的遭遇,这些李贺都没有,就连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被卷入政治漩涡的经历,他也没有经历过。在艺术上,韩愈的革新运动中,他也只是个参与者,并没有起领导的作用,可见,他的现实生活的贫乏,人生之路的短暂,不可能像李白、杜甫诗那样丰富多彩。作为有才华的王室后代,无缘仕进,生活穷愁潦倒,必然有满腹的牢骚怨气。他每天骑驴出游,身背锦囊搜集素材,所接触体验的生活面的广度显然不够,所以他喜欢从历史、神话中搜集题材,借此驰骋自己的想象,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并神游自己的幻想之中,这在他生活的精神状态中都能找到证据。他除了描写美山胜水、湖光山色之外,歌唱较多的是死亡和坟墓,生命短促的悲情、神鬼仙界、凄冷阴暗、冥幽世界等,在他的诗作中喜欢用“鬼”、“泣”、“冷”、“死”、“血”,被人称为“鬼才”,喜欢用“老红”、“冷红”、“凝绿”、“寒绿”、“酸风”、“鬼灯”等冷艳的字词;对物象的色彩和情态极尽描绘之能事,这种对颓败事物的情有独钟,就是他那畸形心理的反映,是反常心态的流露。当然,它与诗人不幸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处境密切相关,他的诗,不管是想象的恐怖世界,还是阴冷凄楚的基调,都能给人以不同寻常的艺术美感,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另番世界的体验。尽管他的想象有时是畸形的,他的美感有时是病态的。
在整个中唐诗坛上,大多诗人都从诗的语言、内容、风格、体式等方面创新求变,走出一条独特的文学新路,正因如此,中唐诗坛才有了流派众多、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又因中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们都有坎坷的经历、不幸的人生造遇,对社会对人生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所以,压抑感在他们的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为此,这部分诗人从心态、心理、或情感意绪上都有点扭曲怪异,甚或变态,他们对内心世界的体验是相当敏感的,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无论从哪方面的变旧创新,都能标新立异,表现出险怪、瑰奇、生涩的语言和形式特征,但从艺术的角度而论,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宝库,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做出了卓越贡献。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的著名革新家,在诗坛变化多帜的情况下,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全新之路是相当困难的。不过,他确实在变中求变,在变中求创新,他的诗有着强烈的主观化的想象,与李白诗歌中的主观色彩不同,李白的主观色彩表现为抒发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上,若行云流水一般,而李贺的主观化集中表现在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上,如果与韩愈的雄大气势、怪奇意象,孟郊幽僻冷涩的创新相比,李贺对内心世界的挖掘突出在诗歌语言的虚幻荒诞、冷艳幽峭上,更显其晦涩生硬。在李贺的诗歌中,名句俯拾皆是,但浑融一体的意境和精密构思的篇章较少,因为诗歌过于要求奇峭幽险,不免晦涩难解,被后人批评为“牛鬼蛇神过大”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李东阳:《麓堂诗话》。(李东阳《麓堂诗话》)。他的诗歌中暗示心理、注重感官体验和内心主观的描写对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影响较大,并对晚唐诗人由诗向词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总的说来,中唐诗坛是极为活跃的创新时期,李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创造才能是独到的,令人敬仰的,功不可没的。
二
李贺内心主观世界的描写对李商隐影响相当大。李商隐沿着李贺所走之路,向纵深发展,由对一般心理的主观感受,发展为对内心世界独白的直接揭示,并转而书写女性独特的心理变化。李商隐不仅在晚唐,而且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是一个最善于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诗人。钱钟书指出:“李义山才思绵密,于杜、韩无不升堂嗜胾,所作《燕台》、《河内》、《无愁果有愁》、《射鱼》、《烧香》等篇,亦步昌谷后尘。”《谈艺录》,第4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特别是《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纪昀评曰:“此长吉体也,终是别派,不以正论”,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9页,中华书局,1988年。张彩田云:“其诗体则全宗长吉,专以峭涩哀艳见长。读之光怪陆离,使人钦其宝而莫名其器。纪氏于昌谷一派素未究心,徒以后学步者少,任情丑诋,与长吉何损毫末哉!适以形其谫陋耳。玉谿古诗除《韩碑》、《偶成转韵》外,宗长吉体者为多,而寓意深隐,较昌谷犹过之,真深得比兴之妙者也。晚唐昌谷之峭艳,飞卿之哀丽,皆诗家正宗,玉谿则合温、李而一之,尤擅胜场,观此诗可见”。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20页,中华书局,1988年。这些前人评论,都说明李商隐继承了李贺诗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齐梁浓艳的风调、华丽典雅的词语、深情无限的蕴藉。但是李商隐在吸收了李贺内心描写的特性外,还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既有对人物心理的细刻精描,又有对事件描绘曲折的顿挫之致,并形成自己一家体式,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妥帖。特别是对女性心理刻画更是独一无二,影响很大。
在唐代,把恋情写得缠绵委婉、凄艳华美、蕴藉含蓄的首推晚唐大诗人李商隐。他的《无题》诗之所以成为千古共鸣之绝唱,就源于他对女性的尊重和推崇。男女的平等地位在他的《无题》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他心目中,男女情爱是一种纯洁无瑕、不杂有任何尘滓的真情,所以他把男女之情当作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一种美、一种美轮美奂的生活来描绘,这也就成了他一生执着的审美追求,也是他在晚唐诗歌领域的开拓和创新。同时,这与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家教不无关系。
李商隐生在晚唐,童年极其不幸。十岁丧父,与母亲扶丧北归老家郑州,“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虽回到了家乡,却情同逃荒落难一样。面对落寞的生活,乡邻及亲人不是伸出同情与援助之手,而是冷漠的袖手旁观,行同路人,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环境氛围的压抑下,造成了作者幼小心灵内向型的多愁善感的性格。诗人从童年就生活在母亲温柔细腻的呵护之下,对父亲的认识逐渐淡漠了,于是就缺少了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对“母性”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从现代教育理论来看,一个残缺的家庭,“必然会使孩子的思想受到扭曲,个性受到压抑,必然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深深的伤害。”赵翼如:《单身母亲手记》,2000年7月3日《扬州晚报》。因为父亲的角色是无法替代的。“固然,父亲代表不了自然世界,可是他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不同的方面,那就是思想的世界,走东闯西与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儿女的教育者,是儿女走向世界的指路人。”美国学者埃·费罗姆:《爱的艺术》。诗人所处的时代尽管离我们是那么遥远,然而,父亲的角色古今中外应该是相同的吧。父亲的角色是母亲无法替代的。李商隐从童年接受的就是“母亲”阴柔性的关爱,缺乏父亲那种粗犷、豪放的大丈夫气质,在他的生活圈子里,是女性主宰一切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他的个性阴柔化特征尤其明显,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对女性心理感情把握的准确、细腻,观察事物的细致入微,善于把女性心理变化转化为某种具体意象来刻画等,这与家庭影响不无关系。这些都可说是诗人个性女性化特征的诱因。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