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为诗坛贯注了激越昂扬的向上气息，拓宽了诗歌创作的生活世界，让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走入文学殿堂，使初唐末诗坛面貌为之一新。但在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毕竟显得苍白，欠深刻清晰，创新有余，力量不足，或多或少仍存六朝遗风，受到后人的指责也是事出有因的。为了彻底荡除六朝及贞观诗坛柔弱绮丽之风，扫荡无病呻吟的病态文坛，稍后的陈子昂发出了发聩的吼声。陈子昂的振臂一呼，惊世骇俗，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动势，并提出了清晰而深刻、坚实而新颖的文学理论主张，为当时的诗坛建设和巩固做出了贡献。
当时，一些宰辅大臣如李百药、虞世南、许敬宗、褚亮等人，居于宫阙台阁，为博得上层贵族的欣赏，写了大量的奉和应制之作，就连诤臣魏征也有不少奉和应制诗篇出现。一代英主李世民的诗作，也欠雄迈之气，受人所讥。他们的诗歌内容空洞，形式板滞，毫无生气可言，特别是贞观后期之“上官体”，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四杰把诗的内容引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这是诗歌创作的一大解放，诗歌形式的定型，内容的不断充实丰赡，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催生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习尚，由此成为文学发展的内动力。突飞猛进的时代精神不断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新的文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新的文学风貌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文学理想，由此推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人就是陈子昂。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人，主要活动在武则天朝，略晚于初唐四杰，出身豪富之家，轻财好施，任侠使气，性情豪迈，政治热情极高，“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读书，24岁中进士，为武则天赏识，官至右拾遗。曾多次上书议政，陈述时弊；又慷慨从军，随武攸宜军出击契丹，因多次言事不被采纳，反被降职，之后，借“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解甲归田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服丧间受县令段简诬陷入狱，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二岁。
陈子昂的壮伟之气与他的思想和理性追求有直接关系。他的思想较为复杂，“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赠严仓曹乞推命录》）喜任侠尚义，好王霸之道；又爱佛老神仙：“余家世好服食，息常饵之。”（《观荆玉篇序》）“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同宋参军之间梦赵六赠卢陈二子》）是其主导思想。他“措刑”、“知贤”、“招谏”、“息兵”等政治主张《新唐书·陈子昂传》。就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他的诗歌创作贯穿着其施政主张，抒发了他的思想抱负，他的诗歌理论正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在他的《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指出，前朝和近期“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必须革除，要求继承并发扬《诗经》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创作出内容充实健康，风格刚健遒劲，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其实质是复古旗帜下的革新。这篇序文既是廊清六朝遗风的檄文，又是开创新风尚的宣言，其诗文创作更是这一宣言的实践。郭预衡：《中国文学史》第二。
复古风雅，振起诗风与其政治热情紧密相连，要实现远大抱负，改革文风就成了一个契机，特别是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利用诗歌这一文学载体对统治者的黑暗统治进行了讥讽和鞭挞，其中《荒哉穆天子》、《昔日章华宴》指斥统治者纵欲享乐，奢侈腐化；《乐羊为魏将》、《呦呦南山鹿》斥责武后网罗亲信，滥杀无辜；如此等等都揭露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阴暗面。他打着复古的大旗对政治、文学上的弊端等进行了全面的清除，所以说他的诗歌理论与其政治见解是统一的。他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
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而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从这一短文中，作者把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相联系，对没有风骨、兴寄的诗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可见，他的复归风雅的目的不仅仅在比兴美刺方面，而是要追踪建安风骨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表达了人生价值、具有作家鲜明个性、浓郁的悲凉慷慨之气的作品，寄托建立功业的人生理想，彻底与六朝柔弱之声划清界限。他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美学理想，就是要创造一种昂扬激愤的情思与声律词采有机结合的健康文学。这一美学理想在当时意义空前，影响了整个唐代。尽管其理论仍有可商榷之处，但他指出陈弊，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揭示前代文学的病症，确实为唐代文学健康的发展指出了新途径，新思维方式，这一点，就足以令人称赞千古。他对前朝诗风流弊的指示批判，不再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而是从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入手，让文学作品对社会、人生及生命意识的强烈关注，并由此激发起人们的强烈情感，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理念；他的文学观也彻底打破了宗经明道的局限，提出了鲜明的“汉魏风骨”口号，有意识地使文学中激荡出人格的铿锵之声、英雄之气。所以说，他不是单纯的为复古而复古，而是要激发时代精神并与之相适应的变革。是对四杰时代特征的人生理想的进一步升华与充实，有一种“崇高”的美在。
陈子昂的革新理论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在他的诗作里始终重塑着新的人格力量。在他的《感遇》三十八首及《蓟丘览古贴卢居士藏用》七首里，部分诗作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进取精神，着眼于政治、道德、命运、人生的关照，抒写自己的侠肝义胆，把自己挽救于危厄的人生抱负转化为慷慨悲壮的情思，具有昂扬壮大的感情气势，如《感遇》三（苍苍丁零塞）、其二十九（丁亥岁云暮）、其三十四（朔风吹海树）、其三十五（本为贵公子）、其三十七（朝入云中部）等边塞诗，书写重大题材，反映现实生活，都是亲临沙场，根据所见所闻所感而出，这种兴寄方式，大大突破了古诗美刺比兴的窠臼，建安诗人的梗概多气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篙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此诗比四杰的昂扬情调更显激烈，大有壮怀激烈，拔剑而起的豪侠气概。在这些诗中个性张扬，始终不把自己的命运、人生附着于贵族统治者，而是诗中展示着自己的人格力量。他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就是这种个性意识的觉醒，要求获得贵族们应有的尊重，他歌颂礼贤下士的燕昭王，借此表达现实中不遇明主，难展才智的苦闷。尽管如此，陈子昂总是以博大的胸襟，目视无限的宇宙时空，把个人的生存空间始终摆放在这一巨大的背景上来观察，表现了对永恒的渴望，表现的仍是高扬的格调。如《感遇》三十五：激情壮怀，不甘平庸，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展现得突出鲜明，有人说形式上有阮籍《咏怀》痕迹，但是彻底抛弃了兴寄无端的苦闷，蕴藏着无法抑制的激烈情怀。这种壮怀激烈的情绪即使在他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之后，受到无端陷害时，也仅仅是怀才不遇，不为世人所知的孤独感的流露，但他的孤独并非沉沦沮丧，而是英雄勃发，傲视群小的独特个性。尤其表现悲歌壮美之气的是《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全诗抒发了自己从军失意，报国无门的悲愤。前两句纵贯古今，两个不见，相互照应，表露出对那些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的钦敬仰慕和自己生不逢时，怀抱利器却无从施展的哀怨感伤；第三句俯仰天地，以广袤无垠的空间背景，有力地突出了第四句独立苍茫，怆然涕下的诗人自我形象，从而抒发了天地虽大，知音难觅的孤苦悲痛和岁月无情，时不我待的深重感慨。诗歌虽然意在抒发一己之悲哀，但作者视野广阔，取象宏大，托意深远，体现出穷通古今之变，尽阅人间沧桑后的历史见识，给人以雄浑博大，沉郁悲壮的艺术美感。这一高耸伟大的自我，尽管孤独悲哀，但始终透露着英雄无用武之地，抚剑四顾皆茫然而慷慨悲壮的豪侠气概。
陈子昂的创作实践很好的体现了“风骨”、“兴寄”的革新精神，为盛唐诗坛发展扫清了路障，从理论到实践为唐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唐代文坛雄浑豪迈的主调实导源于陈子昂，他的感遇诗对李白、杜甫、韩愈影响较深，他的边塞诗对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边塞诗派有着不可估量的启迪。关心国事，反应重大题材对李、杜、韩有深刻的诱发，由此可以推定，陈子昂是唐诗革新运动的先驱。
有人指责说，陈子昂诗有质无文，太过板滞，缺乏生动形象的篇章，这也确实是事实。因为陈子昂是个政治色彩较浓的诗人，他借《感遇》诗来恢复“风骨”“兴寄”传统，使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与现实社会政治结合较紧，但是这种重思想，重干预政治的创作理念易重蹈议论说理过多的覆辙，将抽象论题附于感性形象上，存在说教和缺乏艺术感染力。然而，他的改革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客观的说，任何改革并非不偏不移的前进，总是在否定中确立、确立后又要否定，完全切断与前人的联系是不可能的，都只能在批判中前进，先破后立，陈子昂很好的抓住了这一契合点，从理论和创作两大方面为唐诗注入了生命活力，对唐诗发展影响深远，后人对其仰止有加。如：“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所享有“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的赞誉。他的《感遇诗》继承了阮籍《咏怀》诗的遗脉，后启张九龄的《感遇》和李白的《古风》。杜甫称“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对他的赞美溢于言表，崇敬仰之。陈子昂的《感遇》诗对元稹、白居易创作讽谕诗多有启发。所以元好问说：“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可见，诗人及诗歌在当时的深入人心，变革的成功影响是深远的，虽有“复多变少”皎然：《诗式》。的缺陷，但毕竟瑕不掩瑜。他毕竟开启雄豪豪迈的唐代诗风，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陈子昂的散文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他在《<修竹篇>序》中表达了自己的革新主张，对六朝骈文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的文就如其诗一样，彰显着创作的个性风采，在创作理论上，对初唐四杰的实践进行了补充，具有雄浑豪迈之气。给人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的文章都能结合现实生活，反映出时代精神，给人以鼓舞的力量。他的创作理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军政大事的探讨的政论文成就最高，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上军国利害事·人机》反映了穷兵黩武的人祸，加上瘟疫旱涝等天灾，造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这些对现实时弊的揭露，其现实意义和深刻程度要比四杰的怀才不遇的牢骚大的多，影响深远的多。这些政论文，大多直言而出，毫无遮掩，有如谏臣魏征；一语既出，口若溃河之堤，洋洋洒洒，踔厉风发，一发不可收，有如纵横家；一种浩然之气的英雄主义精神，令千古文人墨客仰敬，顶礼，从精神到气魄都给后人以极大的鼓舞力量。韩愈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在》）柳宗元称：“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杨评事文集后序》。韩柳之评都说明陈子昂对唐代文学的发展的积极贡献和功绩，尽管他的实用文体仍用骈体，但他为中唐古文运动铺平了道路，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那种昂奋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盛唐文学的兴盛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陈子昂从理论到实践的努力探索，那么盛唐文学很可能不会如此自然的大发展，有可能要向后推迟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