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寇方面来说，据华北派遣军司令部自供，日寇在敌占区挖沟、修路、筑堡、筑墙所破坏的良田占地即达20万亩。其抓丁、掠夺与对根据地的烧杀破坏，损害民间人力、物力、财力更加无法估计。仅九路围攻，敌烧毁沁县、武乡的粮食就达80多万石。太北3次“扫荡”又烧毁粮食20万石。1942年10月，山西伪《新民报》公布，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在长治、沁县地区共抢粮100多万石。就从这几个数字来看已属惊人。如果没有敌人这种封锁、掠夺、破坏，民间积蓄还不会枯竭，则我运用各地区调剂粮食物资、安置灾民、互助互济等，更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困难。
社论严肃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分子的破坏。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他们组织“维持”，帮助敌人勒索人民。对根据地的灾荒他们幸灾乐祸，乘人之危，大造谣言。我们动员群众省吃俭用，他们煽动大吃大喝，散布什么“管它有没有，糊涂饱吃一顿再说”；我们动员群众互助互济，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他们却鼓动打家劫舍，组织“闻香队”（即挨家挨户，嗅出有无饭菜香味），瞧谁家有，强拿出来集体吃一顿，到处挑起贫富对立；还到处投毒药，策划暴动；散布说“政府、八路军有三年存粮”，煽惑群众去抢，挑拨政民和军民关系；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根据地灾上加灾，饥饿更加饥饿，要使老百姓卖光、吃光、死光。
社论指出，如果对日寇、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麻木不仁，那末将大大增加我们救灾工作的困难。我们要揭露敌人、特务的阴谋，教育和动员群众破除迷信，打消悲观失望的情绪，坚定生产自救的信心，群策群力，征服灾难。
社论指出，克服灾荒、求生做活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也是今后一年内的中心任务。我党政军民要立即动员起来，反对等待观望，反对颓废情绪，及早采集野菜，储备代食品，节衣缩食，发扬革命精神与灾荒作斗争。
太行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展开了同大灾荒空前紧张的斗争。从7月下旬起，报上如实地反映了灾情，好多地区春荒刚过，夏荒又巳严重。黎城彭庄总户数的70%、小寨村100家已有60家以上没有了吃的。各级救灾委员会发动人人自救，保证不饿死一个肯自救的人。
断了炊的群众是怎样进行自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呢？为了度荒，当务之急是采野菜、树叶、琉璃果（一种野生的红色浆果）。报上连续报道了进行自救的突出范例。如黎城小寨有组织地挖野菜，从5月到7月，没有向国家要救济粮，没有饿死一个人，全靠野菜战胜了饥荒。昔阳河上村已储存的野菜和树叶，可供全村人3个月食用。报社特约通讯员于8月15日、19日、27日，连续报道了黎城彭村度荒和抢种的成就。这个1800多人的村子，从7月20日到8月12日，每天有590人上山挖野菜、摘树叶达54，000公斤。雨后抢种晚熟作物、蔬菜500亩。这个村由于早吃代用品，3个月节粮800石。打下了度荒的基础。合作社在救灾度荒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涉县更乐村，组织运销20次，赚得2000多万元。组织纺娘1000多人，纺花织布赚小米4000多公斤。这个合作社所得已可维持3000人的生活。偏城青塔全村212户、800多口人，1943年3月，没有吃的户占全村户数的24%，预计到6月将达到90%以上。柴关村缺半年的粮食，这些村全靠合作社买回棉花，组织妇女纺织，发展工副业，开荒种地，买回粮食，低价出售，经过10个月的努力，全村渡过了灾荒。合作社改变了现金入股的老规矩，凡是群众不需要或不急用的东西，如山货、羊皮、布匹、棉麻等，都可以随时折价入股，还允许劳动入股。有劳力的人参加合作社组织的生产，以部分所得入股。这样，贫农和中农都能入股，占合作社全部股金的90%以上。为适应农村救灾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合作社开展多种经营，如榨油、开煤矿、挖药材、办铁厂、办皮革厂，发挥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到1943年6月，已有合作社418个、参加社员91，900多人、资金99万多元。为了减轻灾害，提出担水浇地抢救禾苗，“救活一棵算一棵，救活一亩算一亩”。仅邢（台）西县，担水浇活了206亩庄稼。可以设想，这要付出多大的劳力。7月28日，老天开始下雨，在“争取10天突击晚熟作物及蔬菜的抢种、改种、补种和多种，渡过灾荒”的口号下，到8月中旬，一专区补种了23，100亩菜、20，700亩晚熟作物，并趁雨开荒补种10，646亩。六专区补种荞麦10，893亩、菜22，423亩。为了缩短灾期，边区政府提出大量种麦的计划，贷放和换出麦种5000石。榆社有一个村就扩大麦地240亩。有一个84户的小村，抢种小麦107亩。六专区种麦17万多亩，占全部农田的一半。全区抢种了115万亩以上，大大超过了往年麦田的总数。1944年夏季丰收，总产160万石以上。从此，全区军民欢欣地走出了特大灾荒的困境。
我们的抗日政府是救民爱民的政府。面对着严重的灾荒，采用一切办法，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减少支差，减少开会，节省民力。同样遭到旱灾的敌占区，日寇不顾人民死活，掠夺粮食，掠夺资源，敲骨吮血，杀人如麻；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河南省，这一年饿死了300万人。我们边区政府主席、厅长和各级政府干部，先后深入灾区，调查灾情，慰问与鼓励灾民生产自救。杨秀峰主席多次视察重灾区，走遍冀西、豫北，检查各地救灾工作，表扬了内丘县县长刘长卿，公开批评了平顺县县长。特派记者齐语走访了内丘县，报道了刘县长经过半年出色的救灾工作，使太行山上最贫瘠的县获得了一个好收成的经验。老乡们有口皆碑，热烈拥戴他们的刘县长。特派记者也到了平顺，报道了杨主席视察太南。在离开平顺的途中，发现一个村有40亩菜地没有种上，原因是实不到菜子。杨主席当即写信给平顺县县长，指出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信中说：“由此足证实际工作之差，你们没有以最大努力解决种子问题是官僚主义的严重表现。”他郑重地代表边区政府向同志们声明：“无论哪一个县，如果因种子问题误了农时荒了地，则县政府、区公所要负完全责任，情况严重的要受处分。这是有关人民生命的问题，这是政治任务，空喊生产救灾与口头宣传是不够的，必须确实地进行组织与领导，抓紧时间派人深入检查。否则，一切会变成空谈。要求平顺县有关同志对此作出深刻检讨，大步转变。”
在关系群众生命的救灾工作上，边区政府严肃政纪。先后在报上表扬了沙河、林县县长、太北的工商局局长等同志，并各记大功一次。点名批评了失职的涉县、邢台县县长、太南工商局监察委员等人。赏罚分明，教育广大干部面向灾区面向灾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加强领导，及时解决问题。
边府副主席戎子和（即戎伍胜）亲自掌握财经部门、工商局与粮食部门以及银行工作，管好发放贷款，对敌粮食斗争，调剂粮食。农业厅的刘岱峰、民政厅的李一清都经常深入基层，发现问题就给报纸写文章，提出抢种春耕中、救灾工作中、救济敌占区逃来的难民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如《深入检查救灾工作》、《对外来灾民的处理》、《进一步深入春耕动员，加强春耕组织领导》等多篇文章，都对当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所有脱离生产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每天每人节省粮食，从0.1公斤逐渐增加到0.5公斤，同样吃糠、吃野菜、吃树叶。边府决定，为节约开支，从11月起，停发个人3个月的零用费、菜金、办公费和杂费。1944年将停止供应粮食两个月，所有这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地从发展机关生产中解决。
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是英雄的军队，战场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流血牺牲，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杀敌立功；在大灾荒面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饿着肚皮打仗，勒紧裤腰带开荒生产，还一点一点地节省下粮食来救济灾胞。报社驻十八集团军直属队的特约通讯员连续报道了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单位的救灾节约运动。1943年7月到8月间，供给部机关人员挖野菜5000多公斤，后勤部每人完成挖野菜75公斤的任务。总部直属队几天内采集5000多公斤树叶和野菜，为了节约粮食，每人每天要吃0.4公斤菜、0.2公斤树叶。8月1日起，平均每人每天节约粮食0.15公斤。作战科、机要科、电台情报科都自动要求取消夜餐。生产成绩也很突出，警卫连1943年上半年个人交菜共29，000公斤。下半年除自己吃的7000公斤以外，秋后还可上交28，000多公斤、杂粮16石。电台中队可收菜11，500公斤，能吃到1944年5月。总部警卫团开荒70亩，补种晚熟作物120亩，挖野菜1.5万多公斤、琉璃果75石（折合小米2797公斤），节约小米609公斤。彭德怀副总司令带头上山开荒种菜，吃野菜，滕副总参谋长在直属单位军人大会上讲了1943年的旱灾是百年不遇的，号召发扬红军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指出吃树叶野菜是克服困难的重要办法，详细介绍了吃野菜的方法。滕代远副总参谋长还嘱咐大家，目前群众也靠野菜树叶度饥荒，我们八路军绝不能同群众去争。我们要到远处的山上去挖野菜、采集树叶。为此，总部决定从9月1日起，放假一周，上山挖野菜和采树叶，每人要完成60公斤到75公斤的任务。
一二九师于8月1日发出《关于生产节约、度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提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与人民同生死，共甘苦；严重灾荒必须渡过，也一定能度过。为此，要立即认真加紧生产，有计划地节约粮食，反对丝毫的浪费。命令决定，从8月15日起，减发粮食，以蔬菜和野菜代替粮食，每人每天必须吃菜1公斤。1944年，除每人种菜外，至少种1亩到1.5亩地的粮食。命令要求各部队进行深入的动员和教育。首先是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做模范。也要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解释，我军为了坚持抗战，为了保卫群众利益减轻人民负担，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灾难中，我们抗日军民要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敌寇汉奸特务的任何挑拨离间。而现在敌寇比我们更加困难百倍，且是无法克服的。
一二九师直属单位，一年就节省小米8292公斤。1943年9月18日，一二九师发出《进一步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训令，根据太行区灾荒继续蔓延的形势，要求全师继续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广为采集代食品，节约度荒，减轻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各部队坚决执行了师部命令，据4个军分区及1个团的统计，共采集野菜41万多公斤。
忧国忧天忧灾奋战在新闻战线上
在太行遭受特大灾荒之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报社同志忧国忧天忧灾，百倍努力，奋战在敌后新闻阵地上。7月中旬，党中央从延安向全国发出了国民党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的警报，紧急号召全国军民动员起来，制止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报社职工在万丈怒火的燃烧中日夜加班，突击增刊，每天把最新的消息赶印发出。在那些日子里，同志们也切身体会到“大旱望云霓”的焦急心情。一个同志在他的7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旱得严重，真是令人焦灼，几次浓云密布却不曾落下雨来，急煞人！”7月26日写道：“天转闷热，有雨望。夜起三次，仰望青天，但见星星闪□，毫无雨望。”而有些地区群众已断炊的消息不断传来，怎能不令人忧心如焚？救灾如救火，刻不容缓，宣传的担子越来越重。全体同志也积极投入了救灾运动。敌后的条件本来已是相当艰苦的。报社人员的待遇同八路军后方机关人员一样，每天每人800克小米、5克油、15克盐，除了少数工人外，每月每人发2元零用费。灾荒来了，一次又一次地节约粮食，到1943年7月，每人每日粮食减到500克，每天喝两顿稀饭，没有小米，吃黑豆、玉茭和其他杂粮；粮减了掺吃荆棘菜、灰菜、杨树叶。以前，每人每年发2套单军装、1套棉军装和几双鞋袜。到1942年以后，改发每年1套单军服、3年1套棉衣。1943年还是发的土布，需要自己染色、自己缝制。大家都学会了拆洗缝补，穿的服装虽有补丁却保持着整洁。为了度荒，每人每天要利用工作之余挖野菜、打树叶1.5公斤到2.5公斤，种0.5亩菜地。记得1943年春节，供应每人2.5公斤小麦，大家好久不闻面味了，把麦子磨成带□子的黑面，蒸馒头、包饺子，还送给房东（那时，职工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欢欢喜喜过了个年。苦吗？真苦！可是同志们一想到群众吃的是糠，嚼的是野菜树叶，一碗稀饭里找不到几粒米，甚至有的已在吃树皮，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生活还好得多。雨后，突击种秋菜萝卜、土豆和蔓菁，秋后获得了丰收，一个大萝卜有1公斤，蔬菜代替了野菜树叶，生活大大改善。就这样，渐渐度过了大灾荒。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回忆。
胜利的总结度灾的奇迹
邓小平同志曾经撰文总结太行区生产救灾运动，文章概述：“太行根据地建立以来，几乎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严重灾荒中，有水旱蝗虫和疫病，最严重的是1939年的大水灾，刚把水灾救济好，人民才略告安定，1942年又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一直延长到1943年，这次旱灾遍及全区各地。一半也是敌人造成的。因为敌人的‘三光政策’使人民的积蓄归于枯竭，一遇天灾便缺乏互济能力。灾荒诚属空前，只太行五、六专区，灾民就有30余万人。而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灾民还纷纷向根据地逃荒。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的难民不下20万。太行区吸收了四五万灾民。这样，边区军队政府不仅要救济全根据地的灾荒，而且还要安置救济外来的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