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并没有满足于群众运动既得成绩。1943年3月1日，报上刊出通讯员奚伯的一篇文章《减租后，为什么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作者深入调查了一个村的情况写道：“这个村，曾经进行三次减租减息，群众在经济上所受的封建剥削大体已减轻，一般人民生活状况开始改善，但群众组织却很涣散，群众在政治上所遭受的传统的压迫并未减轻，老百姓仍是不敢说话。特务分子活动不已，造谣言，烧公粮，挑拨群众和干部的关系。少数不明大义的地主开始向群众进行报复，强行收回土地或故意将土地出典给外村，并拉拢腐蚀干部。这个村的三次减租减息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第一次是由工作队一手包办的，第二次是驻在本村的机关团体给减的，第三次是工作人员来减的。群众只知道好处是政府给的，‘政府真给老百姓办事’没有能从运动中认识自己的力量。村干部由于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也就不懂得依靠群众。少数坏人也没有见到群众的威力，直到如今，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妄想再爬到群众头上来。”
记者杜展潮在报道晋中群众运动取得很大成绩时也指出，这次群众运动中没有把组织工作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敢说话的，主要只是少数积极分子，且经济观点有所增长，有利才干。群众政治觉悟没有能在群众运动中提高。这些情况说明了单纯靠行政手段减租减息并不等于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倘若没有真正发动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群众得到的局部利益不会巩固。可是，有的干部认为只要执行了《减租减息法令》就万事大吉，这是片面的认识。
报社特约评论员郑远2月17日写的《不能任意“下地”》（指地主强迫收回佃户租种的土地），3月9日写的《迅速解决复工问题》，都提出了减租和增加工资以后，不明大义的地主和雇主仍然在威胁农民“下地”，不让雇工复工，说明了减租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继续在群众运动中提高群众的自觉性，才能巩固已得的成果。
为了及时解决各地不断冒出来的问题以巩固群众运动的成果，1943年3月22日，报上发表了边区政府为贯彻土地法令，加强各阶级团结，提高生产热忱，以增加抗战力量颁发了布告，号召主佃双方及全区人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检查工作。布告说，去年（1942年）10月1日，边府号召切实执行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获得不少的成绩。但个别地区阳奉阴违，顽抗者仍时有发生，甚至有用“变天”、“良心”等卑鄙手段以威胁及欺骗人民，致发生明减暗不减、减而复增的各种怪现象。为贯彻土地法令的执行，决定从本年3月20日起到6月止，检查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情形。布告说，贯彻执行土地法令为全区人民的义务，任何人有检举违反法令的权利。对于威胁人民明减暗不减的；减租减息后，确实证明有文约故意不退还的；诱惑公务人员徇情舞弊的，参照《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暂行治罪条例》处理。有关清债及霸占纠纷得随时解决，不限季节。如已彻底减租减息的应即依法交租交息，以期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边府组织了检查团，邀请各方面代表参加，对去年到今年在减租工作中抵抗法令的现象进行纠正，并指示所属各级政府组织检查。
全区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边区政府三令五申不断督促检查下日益深入，打下了全区军民克服百年不遇的大灾荒的基础，而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提高也大大推动了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发挥了对敌斗争的威力。
二、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
有领导有组织地生产自救
1942年，华北大旱。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战略区同遭旱灾。其中，尤以太行的冀西、豫北五、六两专区（以后蔓延到一专区）、冀鲁豫的二十、二十一专区为严重。
1942年10月1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戎子和（即戎伍胜）副主席向边府全体干部报告了灾情。杨秀峰主席、戎伍胜副主席赶赴灾区慰问灾胞，亲自了解灾情和布置救灾工作。杨秀峰主席坚定地告诉灾区人民：“政府一定有办法解决困难，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由此大大安定了人心。11月6日，成立了太行救灾委员会。30日，边区临参会发表《告全区同胞书》，呼吁全区军民解囊捐输救灾。
报纸把救灾工作作为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一。10月4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克服困难，战胜灾荒。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报上大量和突出地宣传了政府进行的救灾工作和群众生产自救。为了对断炊灾民进行急赈及减轻灾区人民负担，边府先后拨付救济粮和减免五、六两专区公粮60，500石。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从山西向灾区运粮95，790石。解决了灾区粮食供应问题，灾民得运输工资小米35，000石。组织妇女自救纺纱织布，五、六两专区有44，500多人参加纺织小组，政府拨付低利贷款棉花22，250多公斤，纺纱织布用棉158，250多公斤。妇女得工资小米250，450多公斤，现款2257万元，从政治上、经济上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发放水利贷款259万元，贷粮10万公斤，用于开渠、筑坝、修滩地。仅漳河两条大坝可浇地6700多亩。发展合作社446个，组织群众的生产、运销和消费。在非灾区开展“一把米，一升糠”的捐助运动，共募得630，000公斤米。互助借粮，磁武、涉县、林县共借得米150，000万公斤以上。在许多县建立了义仓。如平顺县义仓积谷248，000多公斤，如果全部启用可供1500人、3个月渡灾。杨主席又总结了救灾工作的经验，指出救灾工作是一个全面、复杂、细致的工作，要加强领导，从头到尾必须贯穿生产的精神，用组织起来的力量战胜经济困难，通过教育，加强军政民的团结和战斗力。
抗日政府还大力救济来自敌占区的灾民。河北、河南的黄河两岸的敌占区赤地千里。一般中等人家已无法生活，所有树叶和树皮都被抢光和剥光。日寇不但不救济灾民，反而继续横征暴饮，强令农民交谷灌仓。饥民成千上万流离失所，到处发生卖儿卖女求生的悲剧，灾民呼天抢地，痛斥暴敌“吸尽我们的血，还要从骨头里榨油”。敌又乘机骗诱壮丁，以招工为名劫走大批青年。逃荒灾民涌进根据地后，沿途备受抗日政府的热情接待，拨发急赈粮和分散安置的难民达5万多人。春季以后，支助1万多人回乡生产。
在我紧张救灾过程中，敌寇制定在华北抢粮2000万石的计划。潞城30多个村就派征8万石小米。各地日寇派出30到50人的抢粮队，到据点5公里以外的村子抢割抢收，随抢随运。煽惑灾民说什么“八路军区域收成好，到那里去抢粮，抢4斗分1斗”。10月21日，报上发表社论《保卫我们的粮食》，指出敌我粮食斗争的成败势必影响敌我斗争的全局。发动军民抢割抢藏，部队配合民兵积极打击敌人抢粮。10月20日，敌5000余“扫荡”我晋东，主要目标是抢粮。11月12日，报上发表社论《当前粮食斗争的两个主要问题》，总结了晋东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
据1943年4月27日报载，在党的领导下，经政边军民高度团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太行一、五、六专区遭受的灾荒已基本渡过。
三篇通讯给人们的启示
下面摘选特派记者华山的三篇通讯，可见当时救灾工作是何等艰辛，灾民为生产自救何等顽强，政府又是怎样进行救灾工作的。
1943年4月3日，文章《战胜了饥荒的沙河运输队》指出，根据地的救灾工作是一种新的社会救济制度，而组织灾民运输队是重要的救灾方法之一。边区政府拨给沙河县10万石低价救济粮作为运输队的经费，规定优惠灾民，运0.5公斤粮，工资比市价高0.1元，使得每个有劳力的灾民所得能供给2个人的生活。在组织这支全县的庞大运输队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沿途供应运输队的店房，某些人长着一对“生意眼”，就想从灾民身上赚钱；粮店个别工作人员过秤作弊，贪污粮食，短了粮食，反要灾民包赔；运输队的灾民中也有极少数人往小米里掺沙子，往玉米里加水，偷换粮食。这些都表明了要组织上千人的运输队，不仅要有坚强的组织领导，而且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此，沙河县委选派了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运输队各级领导干部，由村长、区、县干部分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他们同灾们一起，日夜奔波在运输线上，辛勤为灾民服务。领导加强后，着手改造了沿途店房的工作；进行了反贪污分子的斗争。经过教育，大多数灾民认识到“政府救灾还不是为的咱，谁要昧着良心图小利坑害大家，就要反对”。队员们订了规约，加强了纪律，制止了往粮食中掺沙子、加水的损公利己的行为。这一支来自全县各村的庞杂队伍，自己教育自己，逐渐改造了小生产者自私和散漫的习性，锻炼成为一支患难与共、团结一致的运输队，解决了几千人的度荒困难。
4月5日发表的通讯《从灾荒里站起来》，鲜明地对比了封锁沟东的敌占区和沟西根据地一样遭灾，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边是饥民嗷嗷待食，饿莩遍野，饿死了没人埋；这边是从灾荒中站起来的坚强的人民。这篇通讯，生动记述了一个距离敌据点4公里的一个村庄，大旱歉收，每亩只收几升谷子，而敌人隔一两天总要来抢掠一次。政府先拨来180石低价救济粮，接着又拨给第一批棉花贷款，全村群众看到有了自救的生路，情绪为之一振。60多名妇女参加了纺织小组，每天工资能养活一个到两个人。接着又组织了30多人的运输队，每天每人的脚钱至少可以养活2口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长期在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那时，村中恶霸和少数操纵政权的地主，借口应付敌人抢劫，策动“维持”。“维持”呢？还是生产自救、坚持对敌斗争？人们天天在争辩着，斗争着。农会站起来坚决反对“维持”，领导反“维持”、反恶霸、反隐瞒土地的斗争，积极组织民兵，保卫全村群众利益，鼓起了群众的勇气和信心。而两个主谋“维持”的后台，竟将农会干部的名单抄给敌人，阴谋出卖本村人民。可是在灾难中觉悟了的群众，把为首策动“维持”的两个民族败类扭送县政府，同时，增加了战备。敌人由于失掉了“眼线”，也不敢轻易再来。安定下来的灾民全力生产自救，又集资成立了合作社，代办棉花贷款、购粮、购办农具、种子准备春耕。组织起来的庄稼汉们战胜了各种困难，充满信心地响应政府号召-“保证不荒一亩地”。人民同饥饿斗，同敌人斗，在不屈的斗争中站了起来。
4月21日发表的一篇通讯《纺娘李亭子》。讲的是李亭子家搬到这个村才三个年头，就遇上了这次大灾荒。到1942年10月底，家里已找不到一件能卖的东西，一家4口，没有一撮粮、一片干菜。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政府发来一笔纺织贷款，李亭子才松了一口气。她束束围襟，就坐到纺车边，挑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她一面哄着小孩，一面干营生，一天纺出的花能赚0.5公斤米，7个日日夜夜她没有好好睡一觉，一口气织出6米布来。前后不到20天，腰酸背疼、头昏脑涨都熬过来了，除了为一家4口挣得吃喝以外，还赚出能买4公斤棉花的本钱。政府又分给2亩地。当时记者穿的是灰军装，她的丈夫见到记者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呜咽着对记者倾吐胸怀：“要是没有咱们政府，我这家子早活不成啦。在老家我的叔叔给鬼子当‘维持’会长，写信叫我回去，给炮楼鬼子当伙夫，好拣些锅巴、剩饭剩菜糊家口。同志，我是中国人呀，死也不能给鬼子当奴才！眼前亭子多吃点苦，熬到夏粮下来就有指望了。”看！在灾难中，我们的同胞是多么有骨气，又是多么顽强地同饥饿斗争着，终于咬紧牙关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在紧张救灾的同时，早在1942年秋，党就注意到了必须为1943年春耕早做准备。1942年11月6日，中共太行分局发出了《关于准备春耕工作的指示》，强调了早做春耕准备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在生产自救的同时，做好秋翻地、积肥、选种等准备工作，争取来年有个好收成。报纸为响应党的号召，有计划地约请农业专家撰写文章，具体指导进行秋翻地、积肥、选种。各救联合会也号召组织群众参加选种、积肥竞赛，并在地冻以前保证完成秋翻地。1943年3月19日，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指出即将进入春耕紧张忙碌时期，今年春耕是坚持接近胜利的艰苦斗争的重要保证。号召所有党政军民动员起来，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同日，报上刊出边区政府为充分发动人民生产热情的布告，号召开展生产竞赛，争当劳动英雄，奖励勤劳耕作，发展农业生产，报上及时报道了全区的春耕热潮，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全力帮助群众春耕，共同为争取一个好年成而奋斗。
相持阶段中最严重也是最后的一场考验
就在这个时刻，日寇又发动了对太行的5月“扫荡”，对我晋中、晋东3个专区大烧大杀，造成新的灾难。祸不单行，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又猛烈袭来。在秋禾要雨的季节，全区大旱无雨，造成了比1942年更加普遍的严重旱灾，春荒刚过，夏荒来得更快。7月23日，报上刊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7月20日发出的《关于救灾防灾的号召》，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发挥模范作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说服群众，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开展有效的自救运动。号召中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以往的经验，运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可能的办法来同灾荒作斗争，准备晚熟作物的种子，抢种荞麦、晚玉茭和秋菜，采集和储存野菜做代用食品，顽强地战胜灾荒，渡过难关，准备反攻。8月9日，报上发表了边区政府7月24日《告全区人民书》，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克服连续灾荒，树立救灾的长期观点、整体观点和自救观点，并且提出了救灾的具体方案。31日，北方局也为战胜灾荒发出了重要指示。报纸于8月11日发表了《一致起来，克服严重灾荒》和《救灾与反特务》两篇社论，指出了灾荒已成事实，整个边区的大多数县份遭到百年来没有见过的大旱灾，其中以太行五、六专区，冀南十二、十三、十四专区，太岳二十四专区最为严重。
社论向群众指出，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在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