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征红军，以其惊天动地的业绩永载史册。红军既善于打军事仗，又善于打政治仗，奥妙何在？政治工作是其强大的思想武器。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和红军西征七十周年之时，讨论西征红军的政治工作，对于充分认识和继承红军政治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探索政治思想工作新的途径，推动西征受益地区之一的我区我县的建设，都不无积极的意义。西征是东征的继续和延伸，始于1936年5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概括了西征和东征的相承关系以及西征的原因：“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蒋阎二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抗日战线之促进。”
西征红军在政治工作上积累了一整套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的特色，其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本文想做点粗浅的论述。
一、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感召力
西征红军的政治工作，是以抗日为大背景、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为出发点的。由红军的最高指挥部和最高指挥官制定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即1936年3月至9月的布告、通电、指示和决议，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全国丧亡，迫在眉睫”，抗日使命已提出，抗日时代在召唤——这些文件的精神，构成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主旋律。
二、对敌政治工作双线发展，明暗交错，动摇其军心，瓦解其士气
红军对敌政治工作有一条明线，一条暗线。前者指官方对官方的公开交涉，后者指私下对私下的秘密协议。当时，西征红军身陷重围，北有高桂滋部，南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东有晋军，西有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及“三马”军，形势十分危急。为了扫清外围和障碍，红军除了以“明”的方式和敌人开展政治斗争外，还由最高领导者和高级指挥官以个人名义暗中给白军头目致函，或称兄道弟，推心置腹，或称“贵”称“敝”，迷惑对方，以达到分化瓦解之目的。“明线”只能解决普遍问题，而“暗线”可以解决特殊问题。如，毛泽东在《致傅作义》（傅作义当时为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的信中说：“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像这种私人信件，往往可以一语退千军，其作用绝非文告所能代替，绝非军事行动所能代替。而争取张学良、杨虎城是顺乎历史之潮流，合乎民心之需要的大事，故毛泽东等曾对张学良明示道：“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直接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对张、杨，总的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既设身处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又教育他们丢掉幻想，充分认识“覆巢之下，将无完卵”的危险性。
三、以统一战线为生命，以人民群众为主人
建立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经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提出后，被红军全军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到西征时期，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如上所述的对敌政治工作就是对敌统战工作。又如，1936年10月28日，东北军王以哲部驻到同心豫旺堡内，从此与红军一沟之隔。到晚间，红军唱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就唱起“打回老家去”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表达了一致抗日的决心。由此可见，经过政治工作，在军民的心田里播撒了统一战线的种子，在敌军可以争取的人员中也播下了团结抗日的火种。就是对头号敌人蒋介石也没有绝望和放弃，而是立足于争取和团结，给他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以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当前大计，只需先生一言而决”、“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红军最高统帅毛、朱及其他高级将领《致蒋介石》。）爱民如天，把人民群众视为上帝，是我军的传统作风。当时，“西北有几百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1936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民族自治的原则。同年9月6日，西征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同心羊路吊堡子讲话中，面对“我们有许多同志”对甘、宁人民“政治热情低”而“感到失望”、“感到灰心”的现状，教育广大指战员“别灰心！努力工作！”要求他们认识到“这些人民也是兄弟”，从而使他们热爱这里的人民。毛、彭在红军经过西吉的时候，给当地阿訇写信道：红军南下，所过之处，不进清真寺，不打回民土豪，不动用回民的财产，请阿訇转告回民同胞，让他们放心。党和红军动员广大回族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府，建立回民抗日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36年10月20日，在宁夏同心建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回族自治县——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成为我国“民族解放的先声”。
四、政治气氛笼罩军营，思想网络遍布基层
西征红军有一支层层衔接、上下呼应的政工队伍组成的政工系统，特别是有一个坚强的高级政工领导层，这是红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西征红军对内政治工作贯穿在各级政工会议和各级政工干部的工作当中，政治空气十分浓厚，思想发动颇为广泛，这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全军政治会议。1936年5月13日，西征开始之际，陕西延川县岔口大相寺团以上干部会的会场上贴着两条标语：“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这是一次军内整风。可以说，后一条标语是针对张国焘坚持南下、分裂中央的自由主义错误；前一条标语是针对林彪的本位主义错误。共产党和红军之所以坚强伟大，天下无敌，就在于它靠政治工作不断瓦解敌人，也因为它靠政治工作不断战胜自己内部的各种干扰和抵触。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西征开始前屡犯错误，多次受到该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抵制和批评。在总结东征，奉命西征时，聂仍坚定不移，据理斗争，驳斥林彪，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红军高级政治干部的高度原则性。张国焘更是一个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面典型，当时毛泽东和西征红军领导者彭德怀等就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而且反对张国焘路线的这种思想，一直灌输到普通战士当中。二是野战军政治会议。三是军团首长、师、团首长的讲话、谈话以及军团、师、团等各级的干部会、官兵会。四是开办列宁室给普通士兵上的政治课，更是一堂堂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动员课。总之，一次会，一堂课，一个文件，一项制度，其精神都能当即贯彻，立刻生效，畅通无阻，风靡全军。一呼百应，一传到位，令行禁止的有效程度之高，成为后来军队建设的范本。
五、红军部队温暖如家，红军将领清廉自律是红军对内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
红军部队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人人互敬互爱，互尊互让，彼此平等，关系融洽，充满了温暖、团结、高雅的气氛。先公后私，先人后已成为部队的风尚。将领对部下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掌握的档案中，有许多红军将领爱兵如子的动人事例。将领们他人第一，身先士卒，置生死于度外的品质感人至深。他们伤亡之多，衣食之俭，为世所罕见。在西征红军中像方志敏《清贫》所塑造的那样“清贫如洗”的高级官员，不胜枚举。他们坚持不拿高薪、不搞贪污、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依然是今天反腐倡廉的一面镜子。斯诺先生给西征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的两个“最”（“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评价，是全体红军将领精神的写照，刘晓是当今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楷模。
六、发挥战斗堡垒功能，强化中流砥柱作用
1936年9月17日的中央“决议”指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是“得到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战斗堡垒和中流砥柱，这一点早已被实践证明了。西征红军中的党员干部和战士实属如此。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等众多军队党员干部面对千难万险，对坚持北上始终持坚定不移的态度。所以西征红军一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二有各级党组织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做部队工作的中坚与核心，军队才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有共产党员在，就有阵地在！”党是军队的灵魂，军队是党的化身，党以军存，军以党胜。今天，在纪念西征时应该针对党风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学习西征红军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西征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各级干部永远成为政治过硬、纪律严明、情系于民、谋利于民的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