浒湾失利不出毛泽东的意外。此前的黎川失守更是预料中的。毛泽东也想到，李德和临时中央的领导会以此作文章，找“替罪羔羊”，抓一快“遮羞布”。但他没有想到竟会做得这样绝。邓颖超匆匆赶来告诉他——受周恩来派遣还是她主动来的，已无从得知，但有资料说明是邓颖超告诉毛泽东：萧劲光要被枪毙！看着邓颖超焦虑的神色，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决定立即去见李德，会会这位钦差大臣。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称华夫、利特罗夫，时年33岁，是一位德国人。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9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中国。翌年9月中旬，在中央保卫局特务大队的护送下到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早已被剥夺。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已完全掌握在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一套，博古先是抓了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的典型。他们把罗明主张把战场设置在苏区内，坚持诱敌深入、打游击战，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称之为“罗明路线”。继而以反“罗明路线”为借口，撤掉了各根据地一大批领导干部。但由于毛泽东在长期战斗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他们仍感到自己的一套受到挑战，难以顺利贯彻执行。李德到来，使他们如遇靠山。很快，博古等人就与李德抱在一起，结成推行共产国际进攻路线实则冒险主义的“统一战线”。
9月中旬，在李德到根据地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就与李德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欢迎会是在被人称为“独立房子”的军委会议室举行的。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在博古代表临时中央致欢迎词后，李德踌躇满志地发表了就职演说。这位自称参加过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街垒战斗的青年，三句话不到就开始宣传所谓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宣传他的“堡垒战术”。根据博古的汇报，对毛泽东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军事战略、游击战术，进行了肆意地否定、歪曲和批判，称其为“最典型的右倾恐敌论”，是“自取灭亡”。
李德讲一段，伍修权翻译一段。李德刚讲完，毛泽东就主动要求发言了。他说：顾问讲得很好。只是我想问，国民党军是100万重兵，红军还不足10万人马；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红军连土枪、子弹都难以做到每人都有。这样的实力对比，怎样“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
李德一到根据地就听博古说，毛泽东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顽固坚持游击战术，坚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他就职演说讲这么多，就是针对这些讲的，目的是想给毛泽东一个下马威，没想到毛泽东不吃这一套，当场就让他下不了台。毛泽东最后的讲话伍修权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李德就坐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怒视着毛泽东文不对题地反唇相讥：你那一套过时了。现在再打游击就等于自取灭亡！
毛泽东与李德的第一次接触就这样不欢而散。以后，他们也很少接触。但这天，为了解救萧劲光他又一次来到李德的居处。
领略了毛泽东的锋芒抑或预料到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李德有意热情地让座，并示意翻译请毛泽东喝茶。
为了缓和气氛，毛泽东故作轻松地问道：“顾问同志，听说要处分萧劲光？”
“不是处分，要依法惩处！”李德冷冷地回答。
毛泽东严肃地说道：因为什么？浒湾失利？主攻部队是三军团，彭德怀同志已说清了，主要原因是三军团的。至于黎川失守，怎么能怪萧劲光呢？他手中没有部队，不撤只能是白白送死。蚀本生意不能做，消耗战我们打不起……
毛泽东还想说下去，未等翻译完李德已按捺不住，大声说道：你不用庇护他，为他辩解，黎川就是萧劲光送给敌人的！他破坏了反“围剿”的整个部署。这样的人不惩处，以后的仗没法打。像萧劲光这样的人，必须军法从事！
毛泽东不相让了，激忿地说：惩处萧劲光容易，你们有权说了算。今后能不能打胜仗你们也说了算？下次再败了，算谁的？对谁军法从事？
“岂有此理！”毛泽东知道再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一气讲完，不等翻译开口，便掉头离开李德的居室。
之后几天里，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就萧劲光的处理问题，主动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部机关的领导分别交换看法。毛泽东分析了根据地半年多来的形势，坦诚地表达了对红军前途的担心。他说，“他们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现在撤职的干部已很多，其中许多是负责任的重要干部。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表示：如果枪毙萧劲光，我将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在逐步弄清事情原委以后，许多人也要求对萧劲光的问题全面地看，冷静地处理。
1934年元旦前，军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萧劲光的处理。博古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要求大家就惩处萧劲光进行表态。
李德态度坚决：必须按军法严惩，就地枪毙。
毛泽东发言最长，显然作了认真准备。他简括地分析了黎川失守、浒湾失利的前因后果后指出，黎川失守，浒湾失利，原因很复杂，经验教训应认真总结。作为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有责任，其他人有没有责任？从当时的情况看，萧劲光的处置没有错。即使有错误，要他作检查、反省是可以的，在部队开展批判、肃清影响，我个人也不提出异议，但是不能杀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如果是路线问题，就更不能杀，杀了萧劲光也解决不了问题。
属于军委核心领导成员的周恩来最后发言。他明确表示反对处决萧劲光。他说，临阵斩将是兵家大忌。萧劲光的问题还要作进一步调查，待彻底弄清后再作处理。
面对萧劲光问题的处理，中央根据地领导层行成了绝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四、不伦不类的审判
不出萧劲光所料，在建宁的所谓“审查”完全是程序、过场。到达建宁的当天，总部一位领导就接见了萧劲光，让他看了报纸上的《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醒目的大字通栏标题：《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很显然，这就是定性了。既然已经定性，还审查什么呢？果然，此后再没有人同萧劲光谈过话，无声无息地关起来。过了近一个月，萧劲光又被送至瑞金。
1934年1月6日上午，公审萧劲光大会在瑞金叶坪广场举行。审判由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法庭主持。红军各部队、临时中央及各后方机关单位的代表，数千人出席大会。
用几张方桌临时拼成的审判台上方，醒目地悬挂着“公审军队中罗明路线代表萧劲光大会”的会标。四周树上、墙上贴着“反对右倾逃跑主义”、“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之类的大标语。整个会场虽然简单但显得威严。只是开法有点不伦不类：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有人带头呼起口号，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审判会还是批判会。
萧劲光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地坐在被告席上。虽然只关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瘦多了，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络腮胡子很长。只是一身旧军装干净整洁、绑腿扎得结结实实，魁伟高大的身躯坐得笔直。这一切告诉人们，萧劲光还是萧劲光，他没有屈服，没有倒下，萧劲光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首先，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宣读起诉书。由于不赞成博古等人一些冒险主义的做法，在李德到中央根据地后，周恩来就被调离前方，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不再参加对军队的指挥。在萧劲光问题的处理上，周恩来也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临时中央决定由他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以黎川失守为主题。在歪曲事实、以偏赅全地简述了黎川失守的过程后，指控黎川失守是萧劲光奉行“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的结果。至于传得纷纷扬扬、在报纸上作为重点批判的“浒湾失利”，起诉书上没有提及，只是指控战斗中“丢伤兵”，造成大量伤兵员被俘、死亡。周恩来照本宣科地读完起诉书后，萧劲光依程序作了答辩和说明。
对这些“罪名”指控，萧劲光早已清楚。事至此刻，他反而变得平心静气、从容不迫。萧劲光说：“现在说我丢失了黎川，那么有谁命令过我必须坚守黎川？省委、省政府机关撤出黎川，不是中央确定的吗？真实想法，我当然不希望丢黎川。可黎川的部队都被调走了。我手中全部兵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而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万人之重，怎么可能守得住呢？省委书记顾作霖同志、省长邵式平同志都撤走了。为了转移物资、掩护伤员，我带领教导队坚持了几天。直到敌人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即将形成合围，我方退路眼看就被切断的情况下，为避免教导队官兵被敌人歼灭，我才带领大家撤出黎川，这有什么错呢？
或许是主持人觉得任凭萧劲光滔滔不绝地说明，不太像审判会，几次想打断萧劲光讲话，但被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示意让萧劲光讲下去，把话说完。
萧劲光明白周恩来的意图，继续说下去。“起诉书中说我‘丢伤员’，不知指的什么时候？”萧劲光讲到这里，为引起大家注意，有意停了一下，“黎川撤退时，城里没有伤员，伤员都在距黎川60里外的溪口医院，而溪口是我们撤退到的地方。浒湾战斗时倒是有三百多名伤员。撤出阵地时，我特意派了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他们经过敌占区去根据地。后来听说有十几名伤员掉了队，绝大多数是安全到达后方的。说我丢伤员，是什么时候？是我亲自丢的还是我命令别人丢的？谁能证明？”
全场无人回答。一阵寂静过后，会场下边议论纷纷。接下来，又有人带头呼口号，但群众再也没有会议开始时的劲头了。
按照议程，博古要在会上讲话的。但他突然决定不讲了。见此情景，李德等人也难以坚持原定的处理意见。最后宣布，判处萧劲光有期徒刑五年，开除党籍、军籍，无上诉期。
莫须有的罪名，稀里糊涂地判决，萧劲光感到十分气愤和委屈。
几天后，毛泽东专门派夫人贺子珍到监房看望萧劲光。贺子珍说，是毛主席让我来的。他要我转告你：“黎川失守、浒湾失利，都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是全局指挥上的失误。在那种情况下，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历史的结论只有历史做。这件事没有完，谁是谁非，终有一天会搞清楚。”同时，贺子珍还转交了毛泽东的大页信笺。上面是以苍劲的行楷书写的诗句：“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话使萧劲光感到欣慰，嵌含了自己名字的诗句更使他感动。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几年前写的《采桑子·重阳》中的一阕。现在抄了给他，是在鼓励他抛却压抑和感伤，向前看，看远些，“但看黄花不用伤”。冰霜总会溶化，严冬必将过去，春光就在前头。真正革命者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李德、博古他们惩处萧劲光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压压毛泽东的“邪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杀鸡给猴看”。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通过审判不仅没有压服毛泽东，反使自己失去了人心。萧劲光在公审会上一番有理有据的答辩，得到了多数官兵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判决的执行，也难以继续下去。公审后，萧劲光前后关押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释放了。但始终没有人说明，是判错了还是“监外执行”？
不久，萧劲光被调到他领导创建的红军大学当了教员，讲政治工作课，有时也讲战术课。过了一段时间，萧劲光又兼任了政治科科长，既要讲课，还要做行政领导工作。令人费解的是，“政治科长”必须具备的“政治资本”——党籍、军籍，但他还没有恢复。萧劲光自己不便问，其他人也没有说。
由于在苏联系统学过军事，又有了大革命时期和前两段战争实践，萧劲光的课——不管是政治课还是战术课，都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有理论，有战例，深受学员欢迎。李德到红军大学听了两次课后也很欣赏，时常对人讲“萧劲光懂军事，课讲得好”。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晚年的萧老。萧劲光说：
李德这个人有意思。到红大听过我的课后，他又欣赏我了，到处说我的好话。整我的是李德，这时欣赏我的还是李德。他为什么欣赏我呢？我估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会说俄语，再一个是我在苏联学过军事，军事课讲得还行。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公案，笔者又查阅了李德后来写的《中国纪事》。书中说：“黎川失守要问罪于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当时说，应该把萧劲光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批罗明、抓萧劲光，真正目的就是震慑、打击毛泽东；其二，执意处决萧劲光的，不一定是叫得最响的李德。——这属于历史研究问题了。
目的、意图姑且不说，持续开展的批判罗明、萧劲光运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随着一大批拥护毛泽东领导、谙熟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地方领导、红军将领在“右倾”、“怯敌逃跑”的罪名下被撤销、查办，“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旷日持久的大肆进攻面前，中央红军采取了“多路分兵、全面抵御”的方针，调动全部兵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场“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消耗战。结果，中央红军损兵折将，节节败退。先是被迫撤出了广昌、建宁，尔后瑞金附近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一天天缩小，“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一类大话、空话，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已被碰得粉碎。第五次反“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临时中央领导博古等人，意识到形势已无可挽回，不得不痛下决心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损失惨重的中央红军、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身为红军大学教员的萧劲光，随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