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身份的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指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光辉史诗。”这是历史的结论。但这并非当时执掌着中央红军指挥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们最初的设想。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实则是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严重折损、在根据地已难以立足的“无奈之举”，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的表现。最不足道的是，即使在这时，研究决定苏区领导层谁随大部队转移，谁留下来坚持斗争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仍然带着严重的宗派情绪。
然而，或许是觉得已进行“撤职处理”的缘故，尽人皆知的“军队中罗明路线的总代表”萧劲光随大部队转移，没有人再提出疑义。不仅无人反对，10月初，中央领导机构撤离瑞金前，还突然下达命令，任命萧劲光为军委干部团“上干队”队长。
这是一个奇特的任命。没有讲此前对萧劲光审判的对错，没有提党籍、军籍问题，连刑期，比如是撤销或者到期，也只字未提。一纸命令，萧劲光又成了领导，并立即走马上任了。
军委干部团，是为适应部队转移需要，由中央根据地几所学校，红军大学、特科学校及另外两所步兵学校，合并编成的。全团辖上干队和4个营，1000多人。所属成员基本上都是这几个学校的教员和干部学员。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原连、排长班编为第一、二营，政治指导员班为第三营；特科学校原是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编为特科营。上干队，全称是“上级干部大队”，成员主要是红军大学的教员、学员和中央党校部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许多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如中央苏区教育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党的一大代表、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央苏区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颇有名望的文学家成仿吾，文学评论家冯雪峰，著名的红军将领宋时轮等，都在这个队。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像萧劲光一样犯有“错误”。如曾参加过百色起义、任过红八军代军长的冯达飞，因为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不力被撤职，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南昌起义师长的周士第等。对这些人，某些当权者不放心，私下布置了人暗中监视。把这些人也编进上干队交给萧劲光带，是“信任”、“考验”，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同样没有人讲，萧劲光也不问。不过，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些人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好同志，血火与共的好战友。萧劲光相信他们，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更坚信是非终会分明，党的正确领导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
经过短短几天仓促的部署调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和新编成的军委纵队撤出曾被称为“红都”的瑞金。按照中央、军委领导的明令要求，全军八万多人采取“甬道式”行军，即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压阵。部队携带着大量辎重、“坛坛罐罐”，乡间小路又窄又崎岖不平，一路走来磕磕碰碰，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走二三十里，甚至十几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所有红军主力都成了掩护队，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
干部团直属军委纵队，随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指挥。团里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班、排长，各级领导干部，是军委纵队中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担负保卫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安全和为部队储备、输送干部的任务。行军时，干部团一般都走在军委纵队的最后面，“上干队”又常常是走在干部团的最后面。敌人前堵后追，空中还不时有飞机空袭，部队首尾难以相顾，行动拖沓缓慢。看到这种状况，部队上下人人心焦。半年多来，在根据地处处被动挨打、丢城失地，大家都很郁闷。萧劲光心里感到困惑、焦急，但又无处打听，只能盲目地跟着部队往前走。
或许由于时间仓促而考虑不周的缘故，近200人的“上干队”的“大队部”竟然只配了萧劲光一名领导（12月初，行军至黎平时增设政委，由余泽鸿任职）。工作人员也只编配了两人：一个是卫生员，负责给大家治疗小伤小病；另一个是原来红军大学的一个伙夫，还是个哑人，随队挑文件箱。萧劲光这个大队长，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牲口（只有一匹马用来帮病号驮行李）。背包、干粮袋、水壶样样均由自己带着，还要组织大家防空袭，跑前跑后照顾伤病员和年大体弱者。开始一段时间，为了防备敌机空袭，部队大都是夜间行军，只是在通过森林和极难行走的山间小路时，才在白天赶路。有时为了摆脱敌人追击，日以继夜地急行军，一气走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宿营了，教员、学员，大家都可以休息了，但萧劲光不能休息，还要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到各科室、各班查看伤病员情况如何，直至亲自检查岗哨。当然，有时还要到团部去开会，领受新的任务。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不久，1934年12月初，萧劲光率“上干队”随军委纵队进入西延山脉地区。一天下午，他们经过连日急行军抵达山脉主峰越城岭（当地瑶民叫老山界）下。那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险要难过的山。开始听说只要走30里山路就可以翻过山顶，没有人把它放在心上。没想到越走山越陡，越走路越窄，到后来竟完全像爬梯子了。大家小心翼翼地往上爬，爬到半夜，还不到顶。尽管天上有星光，许多人手里还举着火把，也无法再往上走了。稍有不慎，人马就可能滚下山涧。干部团只好下令：就地宿营，天亮再走。立陡的山，宽不过二尺的小道，躺下睡觉太难了！上不去，下不来，疲惫已极，有什么法？有些人把油布或毯子往身上一裹，一咬牙躺下了。有的则找一块坡度稍缓的地方背靠背打起盹来。萧劲光不敢睡。他一边督促流动哨注意巡逻，提防大家在昏睡中跌落山下，一边安排炊事人员及时做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天快亮了，炊事员已把饭做好。大家匆匆吃了一点，又相互拉着、推着，艰难地向山顶爬去。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终于翻过了这座山。
从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蒋介石便撒开网，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防线。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道道防线，尚握着红军指挥权柄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及洋顾问李德等，惊惶失措，一筹莫展，只知命令部队不惜血本的死打硬拼。主力部队几乎天天都在打仗，用血肉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突破敌人的一道道防线。由于有主力部队顶着，“上干队”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没有面对面直接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打仗，但也天天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交手。12月8日，军委纵队翻越老山界进入龙胜山区。一连几天，“上干队”都遇到这样的情况：每晚宿营睡到半夜，村里村外就突然起火。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拼全力把火扑灭，老百姓还怨声载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劲光与各科室、班的领导商议后，想了一个办法：每天宿营后，在派出正常游动哨的同时，增派多名暗哨，潜伏在隐蔽处进行监视。结果第三天夜里就当场抓获了几个放火的家伙。经连夜审问得知，这是敌人非常毒辣的一手：他们派遣特务打扮成普通群众混进红军宿营地。等到夜深人静后，就四处放火。这里是苗族群众聚居区。民房大都是竹木结构，鳞次栉比，连成一片。一旦点燃，火势凶猛，很难扑灭。这样，敌人就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扰乱红军休息，使红军不得安宁，还可以借此造谣，诬蔑红军放火，挑拨当地群众仇恨红军。搞清情况，萧劲光当即报告了干部团并军委纵队。各部队都加强了巡逻警戒。并利用捉获特务交代的事实，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对部分受灾严重的群众，进行适当救济。少数民族群众明白事实真相后，不少人要求当红军。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抵达遵义。至时，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尚不到三个月。但在这期间，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五个军团8万多人，已锐减到3万多人。若干年后，军史专家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笔墨凝重地写道：“从瑞金到遵义这段路，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途中损失最严重、处境最艰难的一段。”在这期间，由于萧劲光正确的组织领导，上干队全队上下非常团结，行军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瑞金大树下集合出发，到胜利抵达遵义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历时近三个月，跋山涉水四千余里，全队成员近两百人，除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出外，不管是年大体弱的，还是身带伤病的，没有一人掉队、减员。
二、娄山关阻击战
鉴于上干队成员多为专家学者，中、高层领导干部，从保留骨干、以利部队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行动前，军委领导就明确提出，行军中，“上干队”不单独承担作战任务。但遵义会议后不久，萧劲光就在娄山关指挥上干队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主峰。倘若占领了娄山关，仅距百里且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垂手可得。所以，娄山关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传达，中央红军便离开遵义挥师北上。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预定的渡江地点是长江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月底，先头部队到达土城。干部团协同第三军团、第九军团，在土城附近青岗坡地区同蒋介石派来堵截的川军郭勋祺部，打了一场恶仗。
干部团特种兵营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和几个步兵营都参加战斗。“上干队”隐蔽在半山腰，集中火力支援主力部队发动进攻。经过激烈争夺，给郭勋祺部以重创。由于大批增援敌人赶到，军委遂下令退出战斗，由此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随后又改道扎西（今威信）、镇雄一带休整。在此期间，“上干队”不久前增配的政治委员余泽鸿调离，并从上干队带走部分干部和枪支，留在川黔边境做地方工作。接着，上级又将第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调来干部团，担任了“上干队”的政委。
2月下旬，为了摆脱堵截的敌人，并寻机歼灭黔敌王家烈部，红军二渡赤水，挥兵东进，再次占领了桐梓县城和娄山关。在中央红军强大攻势面前，敌军纷纷溃逃。军委纵队干部团的步兵营、特科营与第一、第三军团一起向遵义方向展开追击战。接着，中央军委纵队也向遵义方向开进。
这次“上干队”没有与干部团、军委纵队同行，被留在桐梓担任警戒。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具体任务是守卫新占领的桐梓县城，待后续第九兵团到来接防后，再赶赴遵义归队。大部队走后，萧劲光布置好岗哨，在桐梓过了一夜。翌日下午，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一个警卫连进了城。萧劲光向罗炳辉报告了桐梓周围的情况。考虑到九兵团几个主力战斗团还没有到来，萧劲光提出，是否等大部队到来后再走。罗炳辉听完汇报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守卫！于是，萧劲光便与莫文骅率领“上干队”撤离桐梓奔赴娄山关。
桐梓到娄山关30里。由于前头部队已把敌人击溃，“上干队”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险情。没料到快到娄山关了，从背后——桐梓方向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萧劲光回头一看，见罗炳辉军团长仍然只带着电台和警卫连气喘吁吁地从桐梓方向赶来。在他们身后，一大队敌军一边呼喊着“抓活的”、“别让共军头子跑了”，一边不断放枪，紧追不放。情况紧急，萧劲光迅即指挥上干队的学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应过来。
在夜色掩护下，敌人也不清楚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放了一阵枪后不敢再冒然追击。“上干队”且战且退，把敌人阻止在娄山关脚下。
后来从俘虏口中获知，这股敌人是四川军阀刘湘教导师的一部，大约是1个旅3个团。娄山关到遵义120里。这时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都在遵义城内。如果让他们越过娄山关，必将给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和数万部队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萧劲光知道罗炳辉有重要任务须立即赶赴遵义，附近又没有其他兄弟部队，时间紧迫，不能再犹豫了！遂果断地向罗炳辉说：“把你带来的连队留给我。这里由我们坚守，你抓紧离开！我们一定把娄山关守住，你放心走吧！”
罗炳辉略一沉吟，觉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况且他已接到中央要他立即去遵义的通知。于是留下警卫连带着少数几个随员，越过娄山关直向遵义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萧劲光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娄山关的主要山头。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四周山峰环立，地势陡峻，中间两座山峰紧紧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实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了解决武器和兵力不足的问题，萧劲光将“上干队”的学员和警卫连的士兵统一编为3个战斗班，1个班分头把守关口，另2个班吃饭、休整，大家按时间轮换。敌人发现红军已凭险固守，加之夜间也难以摸清虚实，不敢冒险过关。临近午夜，万籁俱寂。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经撤离，再来进攻的可能性已不大。萧劲光正准备把部队往山下撤，突然，一个人骑马从遵义方向飞驰而来。罗炳辉派通信员送信来了！信上说，红军在遵义附近打了大胜仗。同时告诉萧劲光，“上干队”坚持到天亮，届时第五军团派部队接防。听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大家群情振奋，疲惫、睡意为之一扫。大家激动、热烈地议论着连日来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翌日拂晓红五军团部队到来后，他们才撤出阵地，大踏步地赶赴遵义。
当日（3月1日）傍晚，萧劲光率部抵达遵义城。宿营尚未完全就绪，军委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就找到了萧劲光。他首先亲切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萧劲光一一回答：都住下了，没有伤亡。
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赞扬“上干队”娄山关一仗出击及时，打得主动，打得好！他说，这一仗虽然参战部队不多，规模不大，但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战役部署的全局，意义深远。接着，他向萧劲光简约地传达了一个多月前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周恩来说，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最后，他坦诚地告诉萧劲光：“会议也讨论了你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你的问题搞错了，决定取消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下一步将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一年多来，萧劲光始终坚信自己没有错，相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但他没有想到竟会这样快、这样突然。望着周恩来真挚诚恳的目光，萧劲光热泪夺眶而出……至时，这场令萧劲光几乎丧失生命的政治、军事路线的斗争，经过严酷的历史审判，终于是非昭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