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使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大，红军实力越来越强，蒋介石颜面丢尽，大为恼火。经过苦心谋划，于1933年1月调集30多个师、50多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担负“围剿”主攻任务的中路军，约16万人，是由陈诚任总指挥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属三个纵队的具体部署是，罗卓英率领的一纵向乐安、宜黄集中；吴奇伟的二纵向抚州龙骨渡集中；赵观涛的三纵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其总的企图是，将红军分割在黎川、泰宁、建宁、广昌以北一线，与红军决战并一举歼灭，占领红军新开辟的建黎泰地区。继而，伺机向南与福建、广东的左、右两路军形成合围，彻底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样一来，地处中央苏区北线的建黎泰地区形势严峻了。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先发制人。抢在蒋介石展开部署之前，命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军区红军南渡信江，到达建黎泰地区，编为红十一军，归红一方面军指挥。2月，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十一军政治委员（军长周建屏），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2月20日，萧劲光与军长周建屏按照方面军总部的要求，指挥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从新丰东渡抚河，大摇大摆地向黎川开进。在苏区地方游击队袭扰下，捕捉不到红军主力所在的蒋军发现了红十一军的去向，错误地认为红军主力已东移黎川，于是命中路军迅疾向广昌、黎川推进。当罗卓英率领的一纵行至宜黄的黄陂山下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在出其不意的打击下，敌人慌作一团。敌中路军一纵第五十二师被悉数全歼。第五十九师除一个团逃脱外，其余也被就地歼灭。待敌第二纵、第三纵吴奇伟、赵观涛等发现上当，指挥部队赶到宜黄增援时，红军已胜利撤出战斗。
黄陂伏击战后，陈诚于3月中旬调整部署，将中路军各部六个师编为前、后两个纵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攻，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此次战斗中，红十一军再次受命担任钳制和吸引敌人先头部队东进的任务，诱敌深入，给主力部队创造歼敌的机会。命令一下，萧劲光率部在前面牵着敌人前纵的鼻子走，主力部队则北移至东陂地区埋伏待机。当敌人的前纵通过四个师的部队后，埋伏待机的红军部队一跃而起，截断敌人后纵的第十一、第九两个师。结果这两个师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仓惶冲出包围圈，撤至南丰。
黄陂、东陂两次战斗，是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重要战斗。虽然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开始在中央根据地占统治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被剥夺，但由于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朱德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采取了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萧劲光等红军将领已熟悉、领略毛泽东创造的符合根据地战争实际的一套打法，从而使第四次反“围剿”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
红五军团成功改编，大大提高了萧劲光的声望。调任红十一军政治委员后，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接连赢得黄陂、东陂等战斗的重大胜利，使其在中央根据地红军官兵中更受到广泛的称道和赞扬。同年4月底，根据形势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及信江、抚河之间的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省委和省政府（时名“省革命委员会”）。由顾作霖、邵式平分别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同时组建闽赣省军区，萧劲光调任新组建的闽赣省军区司令员。
至时，萧劲光自闽西调到中央根据地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一次次岗位调动，接连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使萧劲光高大的身躯，棱角分明又略带胡茬的脸庞，越来越被中央苏区官兵所熟悉。人前人后常听官兵啧啧连声：萧司令，文武全才！
然而，部队上下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中央根据地首府瑞金仿佛在一夜之间传出了爆炸性新闻：萧劲光被撤职查办了！
二、“罗明路线在军队的总代表”
早在半年前，萧劲光在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战绩赢得红军官兵广泛赞誉的同时，已引起了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某些当权者的注意。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境内召开了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对红军的领导权，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团奉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指导部队赢得重大胜利的军事战略，被宣布为“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有人甚至提出，“毛泽东及其拥护者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开展“反右倾斗争”，对毛泽东“进行及时和无情的打击”。慑于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威望和影响，这种“斗争”和“打击”被隐讳地称之为“反罗明路线”。
罗明，时为福建代理省委书记。在这场斗争中，他与江西根据地几个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一大批在根据地有影响的领导干部受到无情打击，被撤职处理。在军队内，很快株连到了逐渐谙熟、坚持毛泽东战略战术，深受毛泽东赏识的萧劲光。他们要拿萧劲光开刀，用“撤职查办”，教训“毛泽东的拥护者”。
至于理由，据说是因为萧劲光“右倾怯战”，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总代表”。主要罪行有两条，一条是黎川失守，一条是浒湾失利。刚刚结束的浒湾战斗，是“撤职查办”的直接缘起。
浒湾战斗，又叫八角亭战斗，是红七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红七军团是1933年10月底成立的。“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指挥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独立团”。由于战事紧张，寻淮洲没有到职，红七军团组建工作由萧劲光主持。第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独立团也没有履编，全部兵力只有以周建屏为师长的第十九师和以粟裕为师长的第二十师，且都不满编，加起来一共只二千多人。刚组建完毕，萧劲光就接到军委的命令：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兵力出资溪沿金溪公路向浒湾移动。红七军团归彭德怀指挥，进抵八角亭阵地阻止敌人进击，掩护彭德怀率领的主力第三军团集结，配合第三军团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进而“收复赤色黎川”。具体说，红七军团担负的任务有三：一是钳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溪至浒湾的公路，阻止敌人向浒湾移动，三是待红三军团赶到后，彼此策应合击，将敌人一举歼灭。
11月11日，萧劲光奉命率红七军团两个师进入阵地。依军委的战役要求，第十九师配置于北部高山地区，钳制浒湾敌人并准备与前来的红三军团形成合围。粟裕率第二十师大部在浒湾南面十多华里处建立阵地，萧劲光亲率几百人在另一面建立阵地，待机发起战斗，阻击敌人去浒湾。当天下午，国民党军一个师的部队抵近金溪公路，萧劲光当即指挥部队奋起截击，将敌人阻止在一片森林地带。一场勇猛出击，不仅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且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等战利品。但是，红七军团部队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担任主攻的第三军团还没有按部署到位。次日傍晚三军团赶到时，敌人已经在森林里构筑起工事，有了充分准备。13日黎明，萧劲光获悉红三军团主力赶到，立即主动配合，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人兵力充足，准备充分，攻击没有奏效。而后，敌人出动十几架飞机在红军阵地前狂轰滥炸，第三军团伤亡七百多人，再无力进行突击。当晚，被围敌人在驻浒湾国民党军装甲车的接应下，集中兵力冲破红军的包围圈，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敌人进入浒湾，萧劲光率领的红七军团处于敌人的后方，此前也已伤亡三百多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浒湾之战失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火冒三丈。这一仗完全是按照他的部署打的，“阵地战”、“短促突击”。进入中央根据地兵戎初试，竟如此之惨！接到战报，他圆瞪着蓝眼睛一迭声大叫：“仗这么打？谁放弃浒湾，必须严办！”临时中央当权者博古等人也跟着喊，宣称“萧劲光消极避战，要撤职查办”。
不久，总部派人调查了浒湾战斗的经过，分析了失利的原因。只是调查的结论令他们失望：彭德怀坦诚说明，浒湾失利责任不在萧劲光，主要原因是第三军团的主攻没有打好。但李德、博古他们全然不顾这一事实，仍别有用心地把罪责全加在萧劲光身上。
然而，仅此一例显然不足以“撤职查办”。于是，他们联系到了“黎川失守”。博古对李德说：“萧劲光一贯右倾，黎川就是他双手送给敌人的！”
李德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博古的看法。其实，李德对“黎川失守”并不很清楚。那是两个月以前的事，那时李德才刚刚到这里。
黎川，地处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当时的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都驻在这里。不管从那个角度说，黎川都算得上是一个重镇。但由于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得胜利，防守部队全被调遣在外。1933年9月敌周浑元部以三个师的兵力推进到黎川城下时，黎川完全是一座空城。远在福建遂行作战任务的萧劲光，接到回调命令后，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黎川防备空虚的现实，萧劲光建议红军主力迅速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这个建议当即被军委领导否定了。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也曾建议过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吸引至黎川附近的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也未被采纳。这样，当萧劲光星夜赶回黎川时，闽赣省委、省政府已奉命撤出黎川，省委书记顾作霖、省政府主席邵式平也都已经走了。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偌大黎川城守卫部队只有一个不足70人的教导队。
9月25日，敌人三个师部队由南城、峭石向黎川攻击前进。数日间，敌人先头部队便占领了黎川外围阵地，并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人即将形成合围，待援无望，眼见退路行将被切断的紧要关头，萧劲光果断地部署了撤退：发动群众协助将伤员突击运走，物资统统转移城外，机关文件、图表一一销毁。之后，他带着教导队全队人员最后撤出黎川，退到距黎川60里的溪口。随后，黎川被敌人占领。
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搞什么“拒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当时形势下，虽然在会议上很少有人提反对意见，但多数人心里都明白。所以，黎川失守后，包括握着军事指挥大权的博古等人在内，当时谁也没有提出疑义，追究什么责任，并于事后不久派萧劲光主持组建红七军团，担任了军团政治委员。
然而，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战场失利的消息如当头闷棍接续不断打来，迫使博古、李德他们不能不思考这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原因。可悲的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浒湾失利、黎川失守等部队接连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即“军委”）的作战意图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指挥员“右倾”，部队“游击习气”未改。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了，追随他的人太多了，单是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远远不够。地方反了“罗明主义”，部队也必须反，萧劲光就是一例。浒湾失利加上黎川失守，可谓“罪行昭彰”，机会到了！于是，在博古主持下，临时中央郑重作出决定：撤销萧劲光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的职务，送闽西建宁交红军总部审查、处理。
“审查”是形式，不能没有这一步，而“萧劲光有罪”是定了的。所以，“审查”尚未开始，批判萧劲光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央根据地《红色中华报》刊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连篇累牍地刊载着丑化萧劲光的漫画和批判文章。批判萧劲光的墙报、板报，更是随处可见。许多重要场合还醒目地贴出了“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之类的大标语。很快，有的单位还组织编演了反映萧劲光“右倾逃跑”的活报剧。一时间，在敌人重重围困的中央根据地，竟然形成了一个批判萧劲光的运动。
在这沸沸扬扬的运动中，很多人疑惑、不解，真正洞悉内情的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则无比痛心、心焦和愤怒。
三、两种观点两条线
似乎一夜之间，著名将领、有口皆碑的功臣萧劲光，成了批判对象、十恶不赦的罪犯。这一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中央根据地的官兵们懵懵懂懂、议论纷纷。大家都怀着深重的不解和疑惑关注着中央对萧劲光的处理。
围绕对萧劲光的处理，中央根据地领导层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一方以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为代表，坚持要对萧劲光治罪，“要军法从事”；一方以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为代表，认为就萧劲光目前的问题“不足为罪”，不可匆忙处理；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同时他们也急切需要清除毛泽东的“党羽”。所以，李德的态度最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