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民智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煽动民粹主义确实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而最可悲的事情是很多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们打着开启民智的幌子，其实贩卖的都是民粹主义的垃圾。
当代中国应该“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五四时代，胡适提出“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温和理性的中间派人士广泛引用，但在当代中国更加虚飘的“价值”取代了倾向性极强的“主义”，又开始卷土重来，因此我们极有必要提倡“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战后，或是21世纪，其实人类信奉的那些共同价值并没有变化，也没有人提出先贤遗漏的、没提过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也早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和学校教科书，成为各界思想人士共同信奉的纲领。
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宣扬这些价值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混淆了价值和模式的区别，企图以价值代模式，当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所谓价值其实是某种模式的概括而已。
因此，我们必须将价值和模式进行正确的区分，同样的价值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模式，价值只是理想，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价值之争，而是模式之争，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在价值争论上进行无谓的浪费，多在模式上想办法才是正确的。
《人权宣言》已经问世了两百多年，但这些年中，人权进步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的人权改善，其实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如果这些宣言真的能够落实，怎么还可能出现暴力的工人革命，其实在推动《人权宣言》的落实中，工人的暴力反抗，比那一纸文书作用更大。
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价值的路也是不断被创新的，而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出现在边缘国家，而非核心国家，德国和北欧的强势崛起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再深入一些，自由、民主也并非真正可遵循的价值，笔者认为中国和世界都应该建设人性化的社会，如果自由不符合人性，那自由也是不值得要的，如果民主不符合人性，民主也是不值得要的，一切都有以合乎人性为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当代中国没必要重起炉灶，照抄照搬，这样既成本太高，也不科学，我们要应该像德国和北欧一样通过模式创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众的幸福，而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模式3.0版本，即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是一个选择。
“进步社会运动”改变下的美国历史
“进步运动”如何改变美国？
“进步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大致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迅速地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社会。
同时，随着社会财富集中，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出来。然而，从联邦到地方，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上仍然是19世纪上半期成型的有限政府，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进步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关于美好社会和政府的传统信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运动。
19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已经高度集中化，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美国的整个经济。华尔街集中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资本，他们操纵着国家的金融，进而控制着国家。凭借其控制的巨大财富，这些大企业和大商业在政治中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民主大大地贬值，使得个人自由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国家的能力已显得极端脆弱。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甚至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短短十五年中，面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就曾经三次求助于摩根集团来挽救国家。
在这一时期，不仅大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各种中小企业也是没有约束。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其中，尤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甚。牛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国妇女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家庭对瓶装牛奶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特别是婴儿用奶。在这种情况下，为城市家庭提供牛奶就成为一个很挣钱的生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奶牛生产的奶、低质量的奶，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等，在城市妇女看来，这些不清洁的牛奶是当时美国婴儿死亡率居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工人成为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而且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1888年，《芝加哥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
不仅是工人，在那些大资本面前，农民也是软弱无力的，农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附于铁路公司，受其垄断的运输价格剥削。庞大的但是看不见的金融资本企业也对农民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剥削，例如，金融企业决定的信贷成本就经常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困境，一些农民开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佃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26％上升到1910年的37％。
城市化及移民潮也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工业化造成了极大的城市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当时的城市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腐败问题也极其严重，而且主要是“商业腐败政治”。“腐败交易”是当时各级政府的操作模式。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是缘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政党分赃制，在政党分赃制下，政府实际上变成了政党的“囊中之物”，不可能是人民的政府。政党一旦上台，政府的各个官职就成了本党的战利品，由党魁们在本党的亲信中进行分配，同时如果政党下台，这些亲信也要跟着下台，所以任何官员在任职期间都会抓住机会“捞一把”，因此政府官员很难形成长远的预期，也没有动机去负责地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
这种政党分赃制政府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政府越坏，人民越不敢将权力交给政府，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绝大部分美国城市除了财产税之外，城市不能筹集其他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城市化的压力，城市政府不得不“发明”一些融资方式来改进城市的基础设施。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特许权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一模式下，私人企业通过向政府投标来获得供给新服务（例如交通、电力、电话和供气）的合同。实际上是通过出卖公共事业维持经营，而这也成为腐败最多的地方。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阶级冲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国家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模式。对于美国人来说，个人主义通常伴随着一种对大政府的疑惧心理。在很大程度，这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是殖民阴影在作怪。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有限政府。
同时影响美国的还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然”进行干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因此尽管经济的集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反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甚至认为任何对大企业的管制都是在破坏自由竞争过程，并已经开始出现“挑战国家”权力的征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呈现出失衡的现象，这一点可以从司法上得到体现，在19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法院总是将对企业的管制尤其是那些对劳资合同进行的干涉，视为“对自由劳动的限制和侵犯”。从1880年到1931年，各级法院制定了大约200多项法院命令，禁止工人罢工和开展抵抗活动。这使得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商业活动没有全面的检查，没有法律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没有有效的管制机构和法律。商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因此即使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两次经济萧条，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五年左右，并且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也没有动摇绝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古典自由主义沉迷。在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直到1900年，美国大城市中的穷人有将近一半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救济。
面对变化的各种新问题，美国社会实际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事情不会永远这样发展下去，在古典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时候，另一种自由观，在有良知的学者中也开始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认为“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否定”。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改革者也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革，有钱的工业家不断增长的权力继续压制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寻找改革的办法。最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本集中和特殊利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这后来成为进步改革时期政治辩论的基调。在进步时代，放任自由的古代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的人而运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阶层可以随意控制、操纵其他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开始放弃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转而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帮助管制经济和为所有的人民提供保护是政府的工作”。这时美国人开始对政府采取一种支持和积极的政治立场。进步改革运动最终汇总为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改革政府结构，以使其回应“人民的意愿”。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首先做的就是将社会责任引入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下，在美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正如弗兰根指出的，“进步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在他们重构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
一言以蔽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放弃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人价值观的“消极自由”的理念，转而采纳了一种“积极自由”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消极自由”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自由，而且几乎所有的进步改革者都相信，过度地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因此，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用“积极自由”来取代“消极自由”。在以“积极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公民和政府应该接受这一点，民主需要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保护自由”。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希望从结构上根本改革各级政府，使得政府能够有能力积极、负责地采取行动，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进步时代改革的行政目标是，改革政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进步时代改革的经济目标则是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运用政府权威制衡私人商业利益，对市场进行管制，保护农民、工人、小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
1895年，芝加哥的改革者和积极的公民成立联盟，抗议市政府、州长及州议会在收受贿赂之后免费将城市公用设施（主要是公共交通）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商业寡头。1897年，该联盟成功地控制了市议会并支持进步主义改革者卡特·哈里森当选市长。芝加哥的成功鼓舞了各地的市政改革者，许多城市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并活跃于市政改革领域。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公用设施纳入公共所有，而不再由私人企业控制。即使保留特许权制度，也开始将竞争引入私人企业的投标。
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克利被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对于进步改革运动来说，罗斯福的意外就职无疑是一大福音，它使得进步主义改革从地方进入联邦层面。在两届任期中，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控制大企业“过度的权力”，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制的权力和能力，对铁路、食品和药品、金融等企业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开始起诉一些大型托拉斯。例如，在他的第一届任期，联邦政府起诉并分拆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在第二届任期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