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力主下，国会又陆续通过了一些主要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的法律，加强联邦政府的管制权力与能力。由于铁路是跨州经营的，州政府很难对之进行有效监管。在罗斯福的推动下，1906年国会通过了铁路价位法，授权洲际商业委员会规定合理的铁路运价。1906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食品药品卫生法这两部非常重要的社会管制法律，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众利益。
同时，罗斯福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能力。例如，通过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编制，在商务部成立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企业的跨州商业活动；成立食品药品局，专门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其次，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例如，支持通过立法来明确雇主对工伤和事故的法律责任。罗斯福还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强调要在发展与森林和水资源的长期保护之间进行平衡。例如，他支持将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转入灌溉，将三千英亩森林增加进国家森林保护体系。
同时，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强大的“扒粪运动”也对这些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新闻“扒粪”运动其实是从一份名叫《麦克卢尔》的杂志对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报道开始的。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起初是怀着钦佩的心情想要报道美孚石油公司的成功之路，他本意是想把美孚塑造成时代英雄，美国骄傲，负责撰稿的女记者塔贝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揭丑，忠于真实的原则和职业的本能敏感促使她穷追不舍，结果洛克菲勒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贪污、背信弃义、炸毁他人设备、腐败等等内幕被详细解剖，揭露无遗。塔贝尔愤慨地断言：公平的个人自由竞争已经不复存在。最后她的长篇报道《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上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从此，美国黑幕揭发的杂志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笔锋所向，开始挖掘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阴暗面。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童工到女工，从红灯区到政治交易，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从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到种族歧视，许多肮脏而悲惨的社会现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扒粪者”们激发起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为改革创造了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这一运动还直接促成了修宪、食品检查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的立法进程。
进步运动改革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的问题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治理念，成功塑造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公共舆论，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接受一个积极政府的想法。
1908年，塔夫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罗斯福支持的继任者。塔夫塔担任总统后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在塔夫塔时期，联邦政府起诉的大企业比罗斯福八年中起诉的大企业还要多，而且，扩大了政府管制铁路公司的权力，第一次将电话与电报公司纳入政府管制。此外，将更多的土地纳入联邦森林保护体系。塔夫塔还与社会安置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者携手支持工厂安全生产立法，建立了美国儿童局，保护儿童的权力。
191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这次政治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从根本上重组美国社会？特别是如何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竞选争夺主要发生在罗斯福和威尔逊之间。尽管他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相同大于分歧。他们都主张必须对大企业进行管制，政府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威尔逊后来当选，当选后他也沿着罗斯福开拓的改革路径进行改革，并在1913至1916年这一段时间将进步主义改革推向高潮，1913年美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尔逊建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在其任期的后两年，威尔逊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在1916年，威尔逊制定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时间法。此外，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各州修建高速公路。在威尔逊的第一届任期，在全美国范围内，各种进步改革的组织仍然非常活跃。
然而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进入高潮之际，1914年欧洲爆发一战。进步改革者既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担心这会影响国内的进步改革。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反对美国参战的。威尔逊也承诺美国保持中立。但是，1916年，威尔逊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之后，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在一定程度上，战争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战争形成的大量政府订单，刺激了美国的企业生产，使得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进步主义开始退潮。
但退潮不等于终结。实际上，进步主义改革的余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在战争期间，许多进步改革者仍然在各级政府推进改革。例如以女性改革者为主的进步主义改革。然而，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步主义改革开始遭遇严峻的挑战，1919年，西奥多·罗斯福逝世。1924年，威尔逊逝世。随着这两位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总统逝世，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趣都越来越弱。而且，继任的总统都是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于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大，而且大企业似乎越来越学会如何在管制中实现自身的利益。
进步社会运动后各级政府都承担起某些对经济进行管制的责任，以实现一种“安全的”经济发展和保护公众利益。其次，进步时代的改革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美国各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来自市场的力量，进而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护。
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也得到了加强，总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公民权也越来越从国家的层面来定义和理解，美国人逐渐从地方社区的公民转变成美国公民。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20年代的经济繁荣暂时掩盖了各种仍未解决的问题，持续十年的共和党保守派执政也使得这些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政治关注，而“扒粪运动“的旗手杂志也被保守派资本家收购。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面对大萧条，坚持保守主义的胡佛总统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这再一次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并导致1932年福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新政”。从根本上讲，“新政”是进步时代改革的延续，它与进步时代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新政”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政府开始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从长远看，影响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进步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就是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认识到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让美国人从殖民阴影中走了出来，消除了对政府的戒惧，这也为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国家建设等美国文明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步运动”、“新政”、“伟大社会”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繁荣、强大、对公民负责的美国，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美国文明”。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一下说明。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其实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很有渊源，世界上“自由放任”一词的提出源于中国老子的“无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第一个将“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魁奈是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的美誉，亚当·斯密是魁奈的学生，也就从魁奈那里继承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将“无为政府”更形象化了，称为“守夜人政府”，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认为干预会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性的，但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与现在截然不同，亚当·斯密时代火车还没有发明，货币运输还主要靠马车，大家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况，而现在人家早就进入了大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企业，而且出现了跨国的世界性大企业，自由放任早就不适用了，对经济进行监管是必然的。其实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篓，现在人们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具体的：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它主张政府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
现代自由主义信奉机会平等，认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起跑点。例如，认为家境的贫寒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国家应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能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民都有享有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由国家来承办。这些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学术主流。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主义。
现在人们将那些少数企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代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人士，其实就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其实他们只是从字面意思上枉解了自由主义而已。
当前的中国与进步年代的美国虽然大不相同，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都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期，各种社会问题爆发的相当严重，而且知识界也同样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盲目排斥政府，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被破坏。
而中国比美国更复杂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正在以某种缄默的方式结盟，例如，官员通过读博士而与知识精英结盟；教授通过做项目或是以高额出场费参加各种财经论坛，与商业集团结盟；老板则通过与官员“交朋友”而与政府权力结盟，等等。更可怕的是当学者与新闻媒体也与强势群体结盟的时候，社会的“良心”捍卫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坍塌了。而这样的事情正愈演愈烈，商业群体通过广告费、公关费控制媒体，而媒体又通过稿费控制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紫鑫药业为“摆平”媒体及记者，以及删除已有的负面报道，公司花掉了“天文数字”的公关费：“几百家媒体，最少的给5万，最多的是400万元，而且这只是一年的保护费，一年到期了，有些媒体和网站要求续签”，可见中国媒体行业之腐朽。这种精英联盟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所在。
而中国现状的改变也需要中产阶级的成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产阶级的成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知识分子的觉醒则需要从“文革”和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如美国从殖民阴影中走出来一样，这样才能真正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才能与中国民众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和伟大社会建设。
中国学者需要重拾墨家情怀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高谈阔论、哗众取宠的知识分子，而是缺乏能够真正倾听民间疾苦，然后为民众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墨家才有，鲁迅这首诗，体现的就是墨家的情怀。
墨子并不姓墨。墨是古代一种罪，墨其额头，本是刑徒之意，引申言之，便为奴役。
墨家的精神是与劳动者为伍，与中下层人民为伍，为天下百姓服役，为人民服务。墨者“兼爱”，“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都体现出了难得的平民英雄本色。
作为中国文明优秀传统的代表，墨家在中国的失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谈到中国传统，今天的人们最陌生的，可能就莫过于墨家。而在中国历史上，墨家又是唯一一家替劳苦大众说话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学说，
在百家争鸣之后的两千多年，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正统、法家主宰着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道家占据民间成为隐士精神家园，而墨家命运迥异，恰如一颗流星划过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归于沉寂。对于墨家的消失，其实并非因为“义高难行”，而是因为汉朝以后墨学走上与儒学合流之路，儒墨共治诗书，同道仁义，有合流的学术基础，墨学以加入儒学的形式获得永生，儒学则因吸收墨学的优点而重振。至董仲舒建立新儒学体系，儒墨完全融合，墨学精华已被新儒学吸收。
尽管如此，墨家同儒家、法家毕竟不同，墨家不但强烈地反对儒家的贵族政治，墨家也不赞成法家的官僚政治，因为它主张人民的政治，墨家主张自下而上组织人民。因此当今社会仍然有必要重提墨家。
中国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当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有利于富国强兵，便大力著书立说，倡导墨学复兴，一时间，校理墨子，阐扬墨学成为社会热潮，墨子学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梁启超说他自己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怕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胡适称墨子是中国历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陈独秀、蔡和森也以墨学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孙中山更是将“墨子、华盛顿、耶稣”称为世界三大伟人。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利益调整已成必然，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墨家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情怀显得更加重要，墨家的“兼爱”就是人与人宽容、平等，强大的不欺辱弱小的，聪明的不欺辱愚笨的，富裕的不欺辱贫困的，从而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和谐社会。而墨家的“非攻”，则可以引申为利益集团之间在财富的再分配的过程中不能“强凌弱、众暴寡”，不能采取暴力掠夺的方式。非攻以兼爱为基础，体现出深广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体现出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是中华文化中稀少的思想火花。而这些也应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