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两人再次见面，秉烛长谈，论故道旧，当晚同榻而卧。严子陵躺在御床上，酣梦中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次日清晨，光武帝接到奏报，说夜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光武帝沉思片刻，笑道：乃因昨夜朕与老同学子陵同榻共眠！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然而又遭拒绝，后来严子陵索性不辞而别，返回故乡余姚隐居。不死心的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严子陵遂避于富春江畔耕读垂钓，晚年迁故里，八十岁卒。严子陵抗命王莽新朝，不事故人刘秀，洁身全行，高风亮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后人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代名士徐渭在《严先生词》一诗中写道：
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
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
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
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在浙江桐庐县富春山腰的严子陵钓台遗迹犹在，台上有石亭，台下有严祠。严子陵的追慕者络绎不绝，在古钓台留下多处历代碑刻：
远地息尘劳，向此间坐石看云，放怀宇宙；高台瞻胜迹，慕昔日耕山钓水，俯视王侯。
先生为何人？羲皇以上；醉翁不在酒，山水之间。
不应忘记，如果没有一位“山高水长”的皇帝，历史就不能产生一位“高风亮节”的隐士。
四
如果让让后人对历代皇帝评比打分的话，名列前茅者谅不会逃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传统圈子。秦皇横扫六国，汉武雄才大略，唐宗纵横天下，宋祖修文偃武，无不在历史星空展示了各自的光辉形象。而明太祖朱元璋顺应潮流、乱世立国，清圣祖康熙励精图治、安内抗外，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不朽之业，亦可与前辈们一争高下。然而作为历史大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在后人的心目中，居然成了一个二流的平庸皇帝。
尽管就史实而言，刘秀在西汉末年的混战中，扫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三次大统一，即使那些“明星”帝王的能力和作为也未必胜于光武帝，连毛泽东都称赞他是古代“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有史家谓之，由于神武不可测，令后人对其了解较少，评价就未免有失偏颇。不过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根源还在于光武帝没有留下多少让后人印象深刻或精神振奋的特色篇章，至少与汉武、唐宗相比，他就稍逊一筹了。
人们叹服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除了他成功地实施休养生息、治国安民、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外，更由于他采取了北击匈奴、南破诸越、西灭大宛、降服西域的重大行动，尤其是击败匈奴，解除了自战国以来连绵不绝的北方边患。数百年间，来自北方匈奴的游牧民族，常常如一阵狂风暴雨，风驰电掣地在北部中国呼啸而过，一番烧杀抢掠，把边疆住民的美好家园糟蹋得一片狼藉。叱咤风云的秦始皇在百般无奈之中，只好以筑长城之策作消极防御。威加四海的汉高祖对匈奴的骚扰忍无可忍，亲率大军欲予剿灭，不料兵败被围，最后竟落得个割地赔款、和亲献帛的屈辱后果。
当汉武帝岿然站立在神州大地时，情况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他的决策和指挥下，汉民族第一次改变了防御的性格和姿态，一往无前地向游牧民族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并且所向披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受到重创的匈奴人在汉民族打击下被迫西迁，漫长的西行之路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匈牙利草原，而他们剽悍的骑兵甚至狂飙般地掀起了巴黎塞纳河的怒涛。匈奴风暴的西进又导致欧洲民族的向西迁徙，汉武帝改变了世界格局。
人们赞佩唐太宗纵横天下，他不仅以其利剑扫平了各方枭雄，而且以其巨椽谱写出大唐盛世。他听取魏徵的谏议，以“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为大政国策，正确地引导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繁荣昌盛之路，使东方古国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和社会安定的“贞观之治”奇迹。
唐太宗被誉为“一代明君”，他那从谏如流的胸襟和容纳异己的肚量，在唐朝开创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民主、宽容、安定、团结的新局面。而他的知人善任的美德和赏罚分明的制度与他从谏如流的博大胸怀一起，构筑了当时朝廷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唐朝建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强国，唐朝和世界的交往也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光武帝与汉武、唐宗有颇多的共性。作为一介书生，他不仅文武双全，具有领导和指挥军队作战的才能，而且每当局势危急之际，能谨慎果敢地作出决策，更能临危不惧，毫不犹豫地亲临前线，以致有人说他“见小敌怯，见大敌勇”。
难能可贵的是，光武帝更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爱惜民力，不搞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崇尚节俭，“行于上下”，而且身体力行，平日“身衣大练（粗帛），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预修陵墓时，他嘱咐“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仅令流水而已”。死前遗诏又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
开国皇帝的言行对东汉初年吏治的清明和节俭之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为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光武帝尊重人格，允许自由，倡导士节。在他统治下的那个时代，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儒生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的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受到尊重，其影响所及，使东汉二百年间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
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没有纳妾宠婢的声色之好，使最晚婚的中国皇帝刘秀成了历史上的一枝独秀。“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六月，二十九岁的刘秀迎娶比自己小十岁的阴丽华为妻，实现了他的宿愿。然而新婚燕尔的甜蜜时光很快就被乱世所中断，结婚不足三月正在两情缱绻中的刘秀，不得不辞别爱妻前往洛阳赴任，阴氏被送回新野娘家。
征战中的刘秀迫于一场政治联姻，停妻另娶了楚楚动人的郭氏。
称帝之后对自己结发夫人依然一往情深的刘秀，将阴丽华迎来洛阳并欲册立为皇后，但却遭到恭俭仁厚、通情达理的阴丽华的坚辞，他只好立郭氏为皇后，郭氏之子刘疆也被立为太子。后来郭皇后数怀怨怼而被废，刘疆也请求辞去太子。阴丽华终被册立，其子刘庄也成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明帝。而郭后和废太子刘疆也都得以保全，获得善终。
圆满的婚姻结局，和谐的内宫生活，不仅反映了刘秀的品格，也表现了阴丽华的美德。
也许是在武帝赶走匈奴后，西线无战事，使光武帝失去了在边疆战场上尽情挥发才能的机会；也许是在唐宗亮相政坛前，东方无大事，使光武帝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作酣畅精彩的表演。总之，历史的局限，性格的使然，使一位优秀能干的中国皇帝未能跻身于一流帝王的行列。但是光武帝的赫赫功勋却有口皆碑，长存于世：
中兴汉祚羡光武，济水河南筑尺土。
百二基成复继炎，千秋台就隆高祖。
森森松柏耐风霜，赫赫功勋垂宙宇。
犹慕当年星聚雄，荒郊遗迹令人俯。
（清·刘瑜《再题千秋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六十三岁的光武帝卒于洛阳南宫批阅文书的龙案上。他的人生终点被安置在河南省孟津县白河乡铁榭村的原陵。
古柏森森的原陵，亦称“汉陵”，俗称“刘秀坟”，始建于公元50年，由神道、陵园和祠院构成了一组鳞次栉比的汉代建筑群落，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陵与其他皇帝陵寝相比，独具著名的“四绝”：
一是帝王选陵之绝。历代皇帝陵寝都是背山面河，以开阔通变之地形象征他们气象万千、驾驭万物之志。而原陵却是一反常规，“枕河蹬山”，置于邙山背后、黄河之滨，形成了“汉皇仰卧”的景象。不过有传说说这种解释纯属误会，其实光武帝并无“枕河蹬山”之意，但由于他儿子脾气倔强，平时总和自己唱对台戏，为实现葬于北邙的愿望，光武帝临死时故意说了反话：你把我埋到黄河底吧！不料这一次儿子却悲从中来，顺从了父亲的“遗嘱”，在滚滚黄河之中为父皇修建了一座水中冥城。后来由于黄河改道北移，就原陵留在邙山与黄河之间了。
二是一园千柏之绝。千株拔地通天的古柏围聚原陵，如同一支“御林军”护卫着光武帝的陵冢，其中还有二十八棵被称为“二十八宿”的柏树高耸入云，象征着跟随刘秀南征北战的“云台二十八将”。
陵内古柏实际上是在光武帝死五百年后于隋唐时期所植，千年古柏形成了“苦恋柏”、“鸟鸣柏”、“汉皇仰卧”等奇特景象。陵墓西边的刘秀祠内还有一棵仅剩的汉柏，被称为“奶奶柏”，可谓千柏之绝中的绝品。
三是乔木佳品之绝。陵园古柏是国内少有的乔木树种，柏体杏质，木色金黄，质坚性柔，香味浓郁。古柏因其色而又被称为“杏柏”、“血柏”，千百年来为人称奇。
四是汉陵晓烟之绝。被称为孟津县的“八景”之一的“汉陵晓烟”，在每年清明前后，当天朗气清、晨曦初现之时，陵园内紫气弥漫，整个陵园为缥缈的云烟所笼罩，而从古柏的枝间叶隙中涌出的团团气体，若烟似云，烟凝云聚，滚腾翻坠，陵园成了一个烟雾缭绕的仙境。古人题有一首《汉陵晓烟》，诗曰：
昆阳雷雨战犹酣，赤符魂归琐玉函，今日陵园回首处，看他烟树绿毵毵。
历史没有对一位堪称优秀的皇帝予以着重描绘，更谈不上大肆渲染，然而原陵“四绝”似乎有意无意地为这一遗憾做了修补——志高，人勇，谊长，情深，在光武帝身上不也可以总结出“四绝”吗？
在中国历史上也许能找到千百个具有“四绝”的英才，然而具有“四绝”的皇帝却是十分罕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