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最灵为人也，生长老死四时焉！
精神形体犹火烛，焉能烛灭火独燃？
河图洛书唯兆朕，灾异变怪亦常然。
由于桓谭一再上书请禁谶纬，使光武帝甚为不悦，几遭杀身之祸。
后来在议建灵台（天文台）时，终因得罪了光武帝遭到贬黜，病卒途中。
《后汉书》作者范晔为此叹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兔，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三
在反王莽政权的斗争中，各路枭雄都抬出了西汉宗室，更始帝刘玄成为最早的“天下共主”。多如牛毛的割据政权也相继效仿，纷纷抬出某个刘姓子弟称帝称王。尽管刘秀实际上已经与西汉皇室风马牛不相及，但既然荣幸地姓了刘，作为汉室后裔，当然也够得上登基称帝的资格。不过在当时，很少有人会相信——大概连刘秀自己都不敢预料，他会在十几年后一统天下，恢复汉朝，并使之延续了近二百年。
刘秀获胜首先应归因于他的宏大政治抱负，从一开始就立下了统一天下的目标。其实他的对手也不全是草莽之雄或乌合之众，而且他们有的还占了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但即使一时间无法消灭，或者不得不暂时容忍，刘秀也没有改变或降低目标。
论当时天下英雄，有三个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西北的窦融、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然而同为当世豪杰，与刘秀不同的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一统天下的宏愿。这给刘秀提供了一个施用拉拢抚慰之策的机会，从而得以集中有限力量消灭割据势力。窦融归顺了刘秀，但隗嚣、公孙述却仍妄想长期割据自保，他们并无胆量和实力与刘秀一争高下，然而却对刘秀的统一设置了极大障碍。这两股阻碍统一的顽固势力最终被刘秀坚决地以武力清除。
刘秀能将包括“云台二十八将”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网罗在手下，固然有他过人的长处，但对这些谋臣将士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为开国皇帝建功立业的机遇。巨鹿人（今河北平乡）耿纯是当地有名的豪族巨富，十分钦佩刘秀的才干见识，当刘秀占据河北邯郸后，他率领“宗亲子弟”投奔刘秀麾下。在刘秀为是否马上称帝而犹豫时，耿纯的一番话最终使中国诞生了一位帝王。
“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他所表达的正是这批攀龙附凤者的心态。期望建功立业、“垂功名于竹帛”的英才中，也包括刘秀十年前在长安求学时的老友邓禹。
邓禹是一个卓有远见的人，更始帝刘玄曾召他为将，他未允。但当闻讯刘秀奉命镇抚河北时，他立即“杖策北渡”，前去投奔，一直追至邺城（今河北临漳）才赶上刘秀。刘秀见到老朋友非常高兴，与邓禹同食同睡，彻夜谈论天下大事。
谈话中，刘秀戏问道：你那么老远赶来，要做官吗？邓禹答道：
“不愿也。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
邓禹的来到和他的直言，触动了刘秀的心思，燃起了他的雄心壮志。
邓禹在进一步分析纷乱的国家形势后，向刘秀提出了统一谋略：“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一席秉烛夜谈，使刘秀的心胸镌刻上“英雄”、“民心”、“高祖之业”三大复汉安邦的要素。
刘秀称帝拜邓禹为大司徒时，邓禹年仅二十四岁。邓禹的出现，坚定了刘秀沿着既定战略方针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在辅佐刘秀中兴汉室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后人的追思。当清人徐金位登上当年邓禹演武阅兵的“邓禹台”时，不禁回想起邓禹和刘秀的夜话，为此诗人写了《邓禹台》一诗，对邓禹的雄心大志和远见卓识，表示了深深的钦佩：
荒台带白水，古木余寒烟。
策杖扶炎汉，奇勋迈昔贤。
功名殊不易，竹帛岂徒然。
览古为登眺，清风满眼前。
然而却有一匹光荣的“老骥”被排斥在二十八将之外，此人就是刘秀的良将马援。早年常以“丈夫为志，穷且益坚，老当益壮”自勉的马援，曾为王莽官及隗嚣将，但当他初见刘秀，就从刘秀举止行为中料定其必成大业，遂决意投靠。马援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被光武帝封为“伏波将军”。马援从交趾班师回朝后受到重赏，在平陵友人孟冀设酒庆贺时，他想到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感慨地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不久，南边五溪（在今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蛮夷”抢掠郡县，年届六十二岁的马援主动请缨前往征讨，在首战告捷、歼敌两千后，不幸病逝于军中瘟疫，果真在蛮荒之地实践了自己“马革裹尸”的誓言。死后他遭小人诬陷，竟被信以为真的刘秀收回侯爵，连其棺柩也不敢运回祖坟，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马援为中国汉语词库添写了两则著名成语——“老当益壮”和“马革裹尸”。
时势造英雄，刘秀是一个典型。在打天下的年代，刘秀之所以能统率和驾驭一批并不那么顺从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具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和勇敢精神，而且还在于他的用人之道。
对于开国皇帝来说，在天下纷争、群雄逐鹿的争斗中，凡善用人者总能稳操胜券。而掌握和运用这个“善”字却颇不易，因为要求用人者具有敏锐的识才眼光和不凡的容才气度，历史上有几位帝王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中国古代史册上，春秋的齐桓公、三国的曹操与唐代的李世民先后谱写了精彩绝伦的用人艺术篇。
齐桓公不记管仲曾欲置于他死地的“射钩之仇”，决然拜以为相，从此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重整雄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于成就了春秋霸业。曹操以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为方针，把欲争取的当世英雄准确地定位于刘备和孙权，而且以“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不可”的远识和大度有意给刘备留一条生路，同时真诚地招纳和耐心地期待孙权。尽管没有得到孙、刘，但曹操的用人之道造就曹营“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兴旺局面，从而取得了三分天下得其二的业绩。至于唐太宗对魏徵过去站在对立面的过错不仅不咎既往，而且委以重任，从谏如流，被传为“明君忠臣”
遇合的典范。在唐太宗与其臣属共用创作的“贞观之治”华章中，魏徵是最重要的主笔之一。对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来说，在大义和大局面前，感情和印象是没有地位的。
在创作这部用人艺术篇的大师中，人们不应该忘记刘秀这个名字。承前启后的刘秀，以其思贤若渴、宽宏大度、善待降将和功臣、始终坚持“君臣大义”的用人之道，逐渐建造起属于他自己的人才库。
对于任何开国皇帝来说，首当其冲的大事不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乱世局面，而且更要尽快地收回掌控在众多开国元勋手上的兵权。
为了独揽大权，历代帝王煞费心计，各祭魔法，遂演出了一系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越王勾践是最早的编导。本来以卧薪尝胆、报仇雪耻名传青史的一代帝王，却因残害功臣文种的卑劣行为而留下千古骂名。
知识使人聪明，自幼熟习儒学的刘秀就没有干老祖宗的蠢事。他在统一过程中，刚柔兼用，在诉诸武力的同时，又采用种种灵活手段，尽量争取以和平方式降服对手，可谓仁至义尽。他在整顿吏治时，恩威并施，不仅没有杀戮功臣，而且采用“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的原则善待功臣。然而且慢，不要以为光武帝就那么傻，他将功臣们封为侯并赐与优厚的爵禄，但却不允许他们干预政事，他“退功臣，进文臣”，把治理国家的事交给了文臣，而对诸侯王和外戚则多方限制他们权势的膨胀。无论如何，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光武帝可算是把功臣与君主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一个，从对降将、功臣窦融宽宏大度的处理即可见一斑。
出身于西汉外戚后裔又在王莽时代身居高位的窦融，一门显贵，长安城内曾“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在河西有很大影响。更始政权时，顺时达变的窦融被任命为钜鹿太守。随着刘秀势力的不断壮大，称霸一方的窦融审时度势，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主动放弃割据，归顺刘秀。建武八年，刘秀亲自西征，窦融率领五郡太守、数万步骑兵及五千辆辎重与汉军会师，并以周全的礼仪朝见。刘秀因此封窦融为安丰侯，破格划给他四个县作封邑，并遍封他的兄弟和部属。在刘秀东归时，又让他们全部返回河西驻地。
河西是一块是非之地，曾多次成为割据政权的基地，并几度脱离中原王朝。窦融奉刘秀之重托镇守河西，保全了东汉版图的完整，也使河西和中原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已经成了东汉功臣的窦融，总背着降将的包袱，对自己长期拥兵在外的地位深感不安，几次上书请求派人取代，而刘秀却一直婉拒并以好言相勉。在完成统一大业后，窦融又被改任为级别最高而无实权的文职、“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安享殊遇，并以七十八岁高龄善终。
由于刘秀的思贤若渴，宽宏大度，为淡泊名利的隐士在汉史中留下了一席之地。刘秀登基后，想起了“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
的有识之士严光（字子陵），遂派人到处寻找。其时严子陵为摆脱了王莽的羁绊，改名换姓，隐居不出，身披羊裘，钓于泽中。后为光武帝访得，三聘并亲自致书，严子陵感到盛情难却，才终于来到了洛阳。
当刘秀亲到住地看望严子陵时，见他高卧未起，就抚摸着他的肚子道：子陵你这个怪人！难道就不肯助我治天下吗？严子陵起身答道：昔日尧帝德行远扬，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为他做官。士故有志，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无奈的光武帝只好叹息而去。
